还忘不了那班年轻人。现在也该步入中年了吧？每想起当年和他们一道加班加点、一道编写墙报、一道参加横渡海峡、一道演出节目、一道嬉闹玩耍……总是忍俊不禁，而且很难想象现在大家都已经成了爸妈，天天下班回来都得围着锅台孩子转呢！更令人难忘的是参加高考前复习功课的情景。尽管有几个姑娘连考几届都没上（据说后来都在电视大学、成人大学深造了），我总是很佩服她们锲而不舍的精神。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车间组织了一个青年读书小组，尽管大家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虽然叫做高中毕业生，其实连小学一二年级的水平有没有），但那时候读书算是时髦的事情，报纸上天天在鼓吹，所以一有空，大家就聚拢一块，喜欢研究讨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很多时候是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你一言我一句地吵个不停，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例如，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谁扯得清楚？问老工人不懂，问厂里政工科的"秀才"，"秀才"说你问"两报一刊"吧，问"梁效"吧。又例如什么叫"三项指示为纲"？怎么才能"纲举目张"？哪个纲是大纲？哪个纲是小纲？哪个纲套哪个纲？就像"绕口令"，绕来绕去，越绕越糊涂，干脆后来便说成是"大缸套小缸，小缸装大缸"。1976年，我们在哀乐声中送走了三个巨人，又迎来了一场震撼世界的事件。我们读书小组虽然水平不高，但却预感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已经开始。我们一块刷大标语，一块参加大游行，一个朋友从遥远的广州市寄来一首她自己写的藏头打油诗，我在车间的诗歌会上朗诵起来，引起大家一片共鸣：
打鼠声起如沸湯，
倒柜翻箱扫蝇螂。
王莽篡权运已尽，
张勋复辟命不长。
江淹才郎成渣去，（取"江郎才尽"之意，"才郎"谐"豺狼"音--注）
姚蓬荫子随桅亡。（"艞"与姚谐音，是船蓬之意，又，姚文元父亲叫姚蓬子--注）
集旗八亿讨逆贼，
团结如磐奏凯章。
……要回忆的实在太多了。幸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机械厂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变好变美，组建了企业集团，生产蒸蒸日上，成了闻名全省的先进企业和国家二级企业，产品获得国家的各种奖励，而且还办起了《湛机人报》。我虽远在广州，也常有所闻，并且常常为此而感奋不已。相信当年一起工作过、现在已不在厂的诸位旧友们，也都会为此而感奋不已吧！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发展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诸如亏损、转制、工人下岗等等，但无论如何，当年我们在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中所凝成的友谊和精神，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中。
（发表在1991年11月《湛机人报》，有增删）
奔向井冈山
--"文革"步行大串连纪实
偶然和几个年轻人聊天，谈起"文革"中的一些軼事。本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他们颇感兴趣，尤其说到我当年才十几岁，便打着背包步行几千里路到外地串连，莫不惊异不已，似乎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好像我们小时候听老前辈讲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一样充满了神奇和渴望。于是，我萌发出要把这一经历写下来的想法。自然，我们的步行串连，和当年红军的长征完全不能相比，也写不出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对于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没受过多少苦累的青年来说，仍不啻为一场涤荡筋骨的洗礼。所以，我仅选取几朵花絮，以飨读者。
之一、"七个小姑娘"：1966年秋天，那是泛滥着最疯癫的狂热与愚昧的时光，又是充满着最真挚的信仰和崇拜的岁月。"文革"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到处外出"革命大串连"，煽风点火，"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全国各地给闹腾得不可开交。我们小小的城市也不例外，"炮打司令部"从学校扩展到全市，"踢开党委闹革命"像病菌一样到处传播……
那时候一股风从北京吹到这里总要慢几拍。我们本也想出外串连，主意还没拿定，大连海运学院一个"长征"串联队要步行到北京，立刻得到中央的首肯和推崇。于是，步行串联成了新潮流。我和黄华君、石希贤、陈穗卿、欧献民等好几个同学，只好组成串联队，开始了从湛江到广州、再经河源、和平、江西省赣州等，直奔井冈山，最后到韶山和延安的行程。回家里一说，爸爸妈妈很惊愕：怎么？走路？那么远，要走多久？能受得了？我坚定地回答，当年红军二万五，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这一走，就算是响当当的革命者了。父亲笑了笑说，你想得太简单。不过，他们还是理解，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一切都是言不由衷的，二话不说，就给我准备行装。好多年以后，有人调侃说我们当年的壮举，无非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句"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便以为成了革命党。我们听了，虽然心里酸溜溜的，但也觉得无可辩驳。
我们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打着背包，扛着红旗，挎上数来宝、快板、小鼓，排练了几个节目，准备在路上向农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
刚出门却遇到了麻烦。七个"新初一"（即刚刚考上中学就碰上"文革"没真正上过课的）女学生，名字尾巴都带个"红"字，一看，不是革命后代便是"文革"中改的名字。她们吆喝着要跟我们走。我们给唬住了，没满十三岁，个头没课桌高，怎么走啊？我们拼命推辞，她们却死打烂缠，头上两根羊角辫摇成个货郎鼓，像极当年蹬高了脚板摇着小萝卜头闹着参加红军的"红小鬼"。没办法，我们只好悄悄商议如何甩掉她们。
半夜时分，我们翻越学校的围墙，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广州方向奔，中午前便远远看到了郊区黄坡公社接待站的大门。正当我们庆幸摆脱了她们时，只听"哇--"的一声，她们早已一字型排在大门前，指着我们哈哈大笑，原来她们已先我们一步到达。无奈，我们只好带着她们，踏上蜿蜒弯曲的铺满碎沙的黄泥路。公路很窄，急驶的汽车卷起漫天尘土，裹得满头满脸。但我们豪情满怀，神采奕奕，扛着红旗，迈着齐刷刷的步伐。
前两天还不错，每天走三、四十公里。第三天后便不行了，调皮的沙粒老往新买的解放鞋里钻，水泡爬满了脚丫，轻轻一碰都钻心的疼。到了电白县覃巴公社接待站，一个个倒头便睡，再也起不来。晚上，按接待站教的方法，绝不能弄破水泡，否则压根儿跑不动，只能用针线穿泡引水排干后，忍着痛连泡带皮往下压，再坚持两三天待长出厚茧，便行走如飞了。我们互相鼓励着：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地熬。小姑娘实在跑不动，我们当哥当姐的，只好把她们的行李都背上。她们倒倔强，你想搀扶一下都不给，脚丫子全磨出了血，依然不叫不怨。到了第五天，出血的地方终于结了茄，长成厚茧，果然不疼了。我们跑得越来越快，那几个小"红"妹也活泼起来，边跑边恶作剧地给我们扔小石头、拌我们的脚，一路上充满了欢乐。半个月后，我们终于穿过珠江大桥、中山八路，像当年解放军入城，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广州市中心进发。
多年后，我每次和女儿讲过去的故事，总离不开举这个事例。可惜，以后再也没见过她们，想必都茁壮成长了吧。
之二、"眩目的省城"：在广州短短几天，我们充分享受了"红卫兵"的荣耀。我们住在长堤路省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的八楼上，珠江两岸尽收眼底。我们免费坐公共汽车，自由自在左穿右逛，挨个跑学校看大字报，人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毛主席红卫兵"的格外尊重。路网交错，高楼林立，熙熙攘攘，无边无际，那从未见识过的大城市，每一个角落都令我们新鲜。傍晚，我站在当时全市最高的建于三十年代的13层的"爱群"大厦（当时已认为"爱"有资产阶级之嫌而改名为"人民大厦"）前，仰视了半个时辰，白云在楼顶缭绕，晚风徐徐吹送，大楼仿佛轻轻摇晃：真高啊！我从心里打着冷颤。那一所所早在心目中树着丰碑的大学更令人神往：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华南工学院、华南师范学院……那绿树成荫的校园固然让人陶醉，那些正在读书的大哥大姐们更令我们羡慕。
最为炫目的还是那瞬息万变的时局和信息，无数的"北京来电"、"最新消息"纷如雪片，贴满街头，一忽儿说谁谁成了走资派，一忽儿说那里有什么革命行动，令你兴奋，也令你困惑。刚到的第一天，就看到街上擦满了"打倒古大存！"的大标语。当时只知道已被拉到越秀山体育场万人大会上批斗过好几回的赵紫阳，却未听说古大存是何许人，若干年后才知道此人五十年代被打成"地方主义"头子，虽然下马多年，文革中仍难逃厄运，更传奇的是他的女儿后来和我还是同事。奇怪的是，第二天，街上却冒出了完全对立的标语："古大存的心是红的！""古大存的骨头是硬的！"我们正纳闷着，一天深夜，珠江岸边来回驶着好几台宣传车，刺耳的高音喇叭划过夜空，震耳欲聋："专揪王任重南下战斗团口号：坚决揪出大保皇派王任重！打倒王任重！"这个"专揪"威力果真厉害，不到两天，王任重的名字果然销声匿迹。那时候这种变化每天都有，我们已司空见惯，以至于后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下台，也不觉得惊奇了。那不是？刚开始我们在大学串连，看到名噪一时的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中山医学院院长柯麟的名字全给打大红叉叉，东倒西歪地贴在墙上，看到李嘉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被拉去批斗，多少有几分诧异。后来便想通了，毕竟成了走资派嘛。没想到十几年后恢复高考，我上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校长恰恰就是这个被打进十八层地狱后死而复生的李嘉人。听他在开学典礼上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地给我们致辞，回想起串连时所看到的，真是感慨万千。
之三、"山道弯弯"：离开广州，我们继续北上。经过反复动员，七个小姑娘终于不再随行，我们如释重负，阔步前进，每天都走百来公里。本来可以从韶关市直插，但为了参观博罗县的学毛著先进大队黄山洞，宁愿拐大弯，多走上百公里。黄山洞是一个贫瘠偏僻的客家山村，穿过好几段铺满碎石的盘山路，才在一片荆棘丛林中找到它。一座座茅草房星星点点地散落在绵延起伏的山腰岭脊，农田像破碎的瓦片大大小小地洒在漫山遍野。本来要认真学习贫下中农如何学毛著的，但串连的人很多，山里沟里爬满串连的学生，唯独难见几个贫下中农。我们得不到原来期待的"精神享受"，却望着依然是荒漠连片的穷山恶水失望地离开了。不过还好，那天刚好是1967年元旦，宏亮的男中音有板有眼地播放着《元旦社论》，自然是听惯了的慷慨激昂、刀光劍戟，但有一段话却深深地打动我们，那就是批判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一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生动极了，让我们的心都漾满了诙谐。太解狠了，我们这一行，虽然算不上"黑五类"，但多数跻不上"天生的革命派"行列。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铺天盖地压过来时，不要说那些"黑五类"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他的也给入了"另册"，满腔革命激情被淋了个落汤鸡。现在终于又找到了革命的机会。听着广播，我不由得和黄华君同学相视而笑。记得早在"对联"横行之际，一些"红五类"同学痴痴迷迷，做了有伤同学感情的事，唯独这个贫农出身的团支部书记黄华君，却远见卓识地向我流露过很怀疑这种做法的想法，并悄悄保护着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辛特拉"。多年后，我一直很佩服他的人品，视他为知己，其源盖出于此。
过了黄山洞，进入粤北山区，路越来越蜿蜒，像一条细细的鸡肠，钻进大山的肚子，常常只见一爿阳光斜切过山脊，洒成窄窄的光带横在路上。步子千篇一律，越来越觉得单调，只有当别的串连队偶尔迎面走来，我们像失散的部队重逢一样，相互吆喝欢呼，欢快的声浪才重新荡漾在山谷里。过了和平县就是江西省了。我忽然想，省之间应有省界吧？什么样子？是一条长带子吗？不由得自言自语：到了那里，我要"头枕广东、脚踩江西、两手攀住省界线"。同伴们大概听到了，但都没吭声。忽然见前面山坳里横着一条小河，河上有座小桥，两头树着两块石碑，写着"广东省界"、"江西省界"。噢！原来这条河就是省界了，从没出过远门的我们终于大开眼界。刚走到桥上，石希贤和陈穗卿使了个眼色，几个同学"呼拉"一声，七手八脚把我头向南、脚向北按倒在地，两只手十字形地张开，像是攀住省界，然后哈哈大笑。石希贤和陈穗卿后来下乡同在一个农场一个连队，继而喜结连理，这件事算不算一个最早的契缘，只有他俩心中才知晓了。
又走了好几天，眼前豁然开朗，山路尽头处，是一块偌大的平原，上面摆着杂乱无章的小积木，一条小腰带盘旋其间。这就是我们慕名已久的赣州市了，小腰带自然就是毛主席诗词里写的"赣水那边红一角"的赣江了。这意味着我们到了井冈山的境内，我们欢呼雀跃，多年的梦想实现了，步伐不由得明显加快。我环顾路边的山水树林一草一木，总想寻觅当年红军在这里活动过的踪迹，尽管压根儿分不清东西南北，不知道孰这孰那，却冥冥中仿佛看到了红军战士的飒爽英姿，听到了两军对垒的风声鹤唳，获得了满足感。
之四、"茨坪憾"：离开赣州市，直往井冈山的中心点--茨坪进发，还得奔两三天路。开始还是平路，一过了遂川县，立马进入险峻巍峨的罗霄山脉，比起先前穿越的粤赣边境难走多了，山的名字也都令人悚然。我们到了山脚下的黄坳镇时，水面已结起薄冰，小树上挂满我们从未见过的冰珠。我们露天住在一家农户的小院，盖得很单薄，冷飕飕的风从天井上不断卷进来，天上的星星在打哆嗦。我们卷缩身子，紧紧依偎，怎么也睡不着。忽然想起《红旗飘飘》里黄永胜写过的一篇文章，说当年在井冈山打游击，受不了苦，想当逃兵，就跑到这个黄坳镇子，但想起回家也是穷棍一条，不如在部队里，再苦再累还有口饭吃，于是回心转意，重新回来。想到这，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我们抖擞精神，背起背包，迎着山峰昂首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