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的战场上，骁勇善战的将领为数不少；但是，拥有外交生涯的勇将却不多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红军中就有一位这样的将领，他就是与世纪同龄的苏联红军元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
初经战火1900年2月12日，阴风低吼。在沙皇俄国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一座小木屋里，降生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婴，他被取名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这里的村民们此时谁也没有料到，出生时奄奄一息的崔可夫在壮年之后竟成为驰骋疆场并一度主宰东德命运的一名元帅。
1912年，由于家境贫寒，12岁的小崔可夫就不得不过早辍学，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只身一人前往首都彼得堡谋生。在喀山大街的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他干上了一份专门为沙皇军官制作刺马针的苦工。这个苦孩子憧憬着自己将来有朝一日能穿上马靴，带上刺马针去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1922年，战事停息下来，崔可夫申请系统学习军事理论，他十分向往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深造。这所学院的前身是1918年9月创办的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是苏联军事学院的开山鼻祖。1924年4月，着名的红军元帅伏龙芝出任该院院长，使该院的教学水准大大提升；为纪念1925年逝世的伏龙芝元帅，该学院于同年10月更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所学院曾培养出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一大批苏军高级将领。1922年8月，崔可夫如愿以偿地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第五期的学员。在三年的时间里，崔可夫得以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战经验基础上得到很大的提升。1925年8月，崔可夫以优异成绩随第五期学员们如期毕业；院长伏龙芝元帅向毕业学员提出贺词∶“为部队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的提升，奉献出全部力量。”
由于学业优异，崔可夫被学院决定留在东方系的中国部继续作为期一年的深造。东方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新一代的军事外交官，对学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崔可夫在东方系中国部学习期间，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中国的汉语，并经常去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
1926年秋，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中国部的实习生崔可夫，以外交随员的身份，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前往中国。在首次的中国之旅中，他先后到过中国的哈尔滨、长春、旅顺、大连、天津、北京。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战乱之中，崔可夫深切感受到战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业，再度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在这次军事顾问的两年任职期间，崔可夫四处游历，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华北、华南和四川省。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学会讲一囗流利的中国话。
1929年，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事态愈演愈烈，两国军队在边境地区不断结集。7月13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崔可夫奉命随苏方外交人员撤回国内。8月6日，苏联军事委员会组建远东特别集团军，任命曾在1924至1927年在中国担任孙中山先生顾问的布柳赫尔（即加仑将军）出任该集团军司令官；15日，苏联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16日，中国东北的大将张学良发表了对苏作战动员令，决定以东北军的6万兵力分东、西两路抗击苏军。此时，刚刚回国的崔可夫立即奉命赶赴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的驻地伯力，在该集团军参谋部从事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从10月10日起，中苏双方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同江、富锦地区进行激战，装备陈旧的中国东北军失利；11月17日，苏军又猛攻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地区、西部的满洲里与海拉尔地区，再次得手。战场上的失败，使张学良不得不接受了《伯力协定》。而崔可夫则在此次中苏军队交战的前线，首次亲眼目睹了苏军步兵与战车部队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
1930年代初，苏军开始进行技术装备改造，组建了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发展了空军、炮兵及其它兵种，并大力培养各级指挥官。具有实战经验、系统军事理论素养和外交官履历的崔可夫被苏联军事委员会选派担任首长进修班主任职务。他在这一任上，极力推广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深入探讨了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理论，倡导走出传统的单一“阵地战的死胡同”。1936年初，崔可夫被选送入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的速成班学习；年底，他从速成班毕业后被分配担任机械化旅的旅长。此时，全苏联正陷入斯大林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之中，为数众多的军队高级将领在这场暴风般的灾难中被无情地清洗掉；但崔可夫却奇迹般地交上了青云直上的好运，开始大步跨入高级将领的行列。
1938年4月，年仅38岁的崔可夫被任命为步兵第5军的少将军长；仅仅三个月之后，他又升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群司令官。1939年初，国际形势因希特勒德国的扩军备战而日趋恶化，位于苏联西部前哨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进行重大改组，在原博布鲁伊斯克集群的基础上组建了第4集团军，39岁的崔可夫出任集团军司令官。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9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波兰政府现已流亡国外，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苏波两国之间既订的全部条约一律废止；鉴于波兰局势已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苏军将越过苏波边界，“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随后，苏联政府组建了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崔可夫指挥的第4集团军被编入白俄罗斯方面军，参加了入侵波兰的行动。
而早在1938年4月，苏联政府就以加强北方防务为由，多次向芬兰政府提出无理要求，要获得租借芬兰本土和芬兰湾某些属于芬兰的岛屿并取得在这些岛屿上设防的权利；芬兰政府在保证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芬兰领土作为进攻苏联基地的同时，拒绝了苏联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在几番秘密谈判和要挟不成之后，苏联政府于当年12月宣布废止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断绝与芬兰的外交关系，要发起对芬兰的战争。于是，参加侵波战争的第4集团军司令官崔可夫被调任第9集团军司令官，指挥该集团军所辖的4个师承担了对芬战争中切断芬兰“腰部”的任务；但仕途坦荡的崔可夫此次在战场上却没能交上好运。12月底，崔可夫的第9集团军虽然楔入芬军防御区40多公里，但在随后的战斗中，他的两个主力师即摩托化步兵第44师和步兵第163师（共拥有48000人、335门火炮、100多辆战车和50辆装甲车），极不适应芬兰的严寒气候，被芬军歼灭过半。崔可夫因此被解除了第9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
当时，中国军队里有不少的外国军事顾问；苏联的军事顾问遍布除共产党军队之外的各个战区。他很快就获知，蒋介石统率的部队有290个步兵师、14个骑兵师、22个炮兵团、6个迫击炮团及其它部队，总人数为3856000人。不久，崔可夫了解到实情是：中国有些部队只是徒有虚番号的空架子部队；中国很多部队的装备、战斗力和士气都很低；很多士兵仅是为了在军队里混饭吃而已，但他们有着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和忍气吞声的良好秉性；国共两党的军队没能建立起良好的协同作战关系（他本人也不便协调这种关系）。崔可夫在与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接触时发现，“他们容不得批评，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评”。在就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期间，崔可夫制订过不少军事计划，但多数难以获得蒋介石的首肯。在重庆，崔可夫还广泛接触各国的驻华使节以收集各种情报。他与美国驻华代理武官雷特上校、法国维希政府的驻华武官冯伊上校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他对各种情报进行仔细的分析后，帮助莫斯科方面确定了日军的南进战略企图，为苏联政府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以避免两线作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52年，崔可夫上将在苏共十九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年3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苏军高级将领开始进行任职的调整（布尔加宁元帅出任国防部长）。5月底，苏联政府取消了德境管制委员会，崔可夫被调回国，担任基辅军区司令（由基辅军区司令格列奇科上将对应接任崔可夫的苏驻德占领军集群司令遗缺职务）。
1955年，时年55岁的崔可夫获晋元帅军阶。
1960年4月，崔可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同年7月，兼任苏联民防司令。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崔可夫元帅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成为苏联武装力量的高层中坚人物。在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崔可夫元帅受到了重用，成为其得力的军事助手。崔可夫大力倡导质量建军，使苏联陆军装备大量先进的飞弹和核武器，并使苏联陆军完全实现了摩托化；他还使苏联的民防工程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古巴飞弹危机”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采取退却策略，引起苏联军方高层强硬派的不满；崔可夫积极协助赫鲁晓夫在苏军高层进行了有效的疏导工作。
1972年，72岁高龄的崔可夫元帅改任国防部总监小组组长，仍然着力研究军事理论问题，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自己的晚年中，崔可夫勤于笔耕，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非凡的军事指挥生涯，撰写了《在战火中锤炼青春》和《在华使命》两部回忆录；出版了《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经验与教训》、《战火中的180天》、《空前的功绩》、《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近卫军西进》、《在乌克兰的战斗》、《本世纪之战》等八部很有份量的战史着作。
1982年3月18日，戎马一生的崔可夫元帅安详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享年82岁。与世纪同龄的崔可夫元帅是勇于创新的战术家和技艺高超的战役指挥官。他在自己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以其大胆的独创精神屡建战功，先后荣获了9枚列宁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4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红星勋章。崔可夫元帅光辉战斗的一生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