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生来似乎就是为了行走，我把这些人称为“行者”，他们行走，是为了生存，为了寻找。寻找什么？也许是寻找心之所依，也许是寻找魂之所系。
1999年春夏之交，完全是由于造物主的安排，我走进了伊朗。回忆从那时至今，我如一粒风中的尘埃，飘进了伊朗，而且落在了它的腹心地带——德黑兰。
初到德黑兰时，城市的环境污染和建筑对我的视觉形成了巨大冲击。这些建筑高大、坚实、宏伟，笨拙中透出凛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以德黑兰自由广场纪念塔、外交部和自由饭店为代表的独具风格的大型建筑。站在这些建筑物面前，仰望滚滚烟雾擦楼而过，我深切体会到德黑兰是一个让人心疼、让人感动，却又让人很麻木、很无奈的城市。你曾经十分向往她，就像一个男孩偷偷暗恋着一个姑娘一样，每天每夜都生活在恋爱的激情中。后来，当你久居伊朗，就会发现德黑兰并不是你梦想中的恋爱对象，突然间，你想回家了，却又迷失了方向。德黑兰有时候甚至会给人一种风霜感，飘忽不定。德黑兰的高傲，有时让人只能见到她遥远的神秘和深不可测。或许是与东方、西方世界的靠近，虽飘忽不定，但在她的身上重新崛起的力量从未消失过。德黑兰更是一个全动感的城市。在德黑兰，生命的经历完全与信仰有关。德黑兰俗，真正的俗，不过德黑兰俗得坦坦荡荡，不像别的城市，俗得藏首缩尾，一脸小家子气。德黑兰是出硬骨头的地方，霍梅尼、哈梅内伊、内贾德等人便成长于此。
在这里，我结识了我人生真正的挚友：侯赛因、苏来曼、伊布拉欣米、拉苏勒、塔纳瓦、伊扎迪、阿里、拉希米扬、苏图德、阿丹……好像是真主的安排，让他们在德黑兰等待着我。在我的祖国，我先后结识了伊朗驻华大使馆大使韦乌迪内贾德（博士）、贾瓦德·曼苏里（博士），文化参赞萨贝提、萨贝基（博士）、阿高杰利（博士），著名波斯语专家张鸿年、叶亦良、张晖、温业寻、王一丹，中东（伊朗学）著名专家杨福昌、朱威烈、彭树智、王铁铮、黄兴民、姚继德、冀开运……此刻，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序言时，清晰地感觉到了他们的目光。正如《文心雕龙·神思》所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
如前所述，在伊朗、在我的祖国，我接触了很多中外伊朗学学者，交了许多各国留学生和伊朗朋友，拉苏勒就是我在伊朗留学期间结识的一位忘年之交。记得那是到伊朗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我和友人利用休假前往大不里士旅行。在参观市郊烈士陵园时，结识了拉苏勒先生。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波斯青年，热情的微笑和伊朗特有的宽大衬衫衬托出他皮肤健康的光泽，一头卷发让人立刻联想到古波斯人特有的外貌特征。他主动引导我们参观，讲解得不但翔实，而且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当他从随身携带的大挎包里取出有关两伊战争的画册，并递到我们眼前时，我才恍然：原来，他就是两伊战争的幸存者。画册上有18岁的他穿着装甲兵服的照片。照片中他的目光里透出那个时代青年人共有的向往神情，那向往是纯洁、美好、热情而富有感召力的。可惜，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这双年轻的眼睛就看到了八年两伊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和不幸。后来，战争结束后，拉苏勒先生成了一位军旅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写出了不少有关那场战争悲剧的文章。他说他这一生的责任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两伊战争的真实面貌，了解军人，了解战争与和平。前不久，当我重返德黑兰，与他重逢后当我问及他对核问题的态度时，他说：“由于西方媒体长期‘妖魔化’伊朗，对于我们来说，那会比战争时期的状况更糟，我们经历了八年这样的日子。无论势态怎样发展，我们都做好了准备。”
回国前，他还特地设家宴为我送行。记得那是一个雨后初霁的傍晚，蒙蒙天空中仍然飘着细细的雨丝，与天边酒红色的晚霞及大道中疾驰的轿车所映照的灯光相交织，混合成一团彩色的迷雾。当我们走进他家，没有想到他竟然准备了那么丰盛、那么正式的一次晚宴。整个晚上，拉苏勒拿出几年前我送给他的那本《走进伊朗——波斯历史文化与伊朗穆斯林风情礼仪》一书，不停地向来宾介绍，他天真可爱的孩子曼苏黎依偎在我的身边问这问那。告别前，他以波斯人的方式与我拥抱作别，儿子拽着我的衣襟不让我离开，一向快言快语的我竟然无语哽咽。
回国后，我陆续收到了拉苏勒先生的几封来信和照片，其主题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向往、祝福和关注，他说等有了条件首先和太太一定要到中国来，看看真正的东方华夏文化，来看看这个伟大而又文明的国家。记得不久前他曾写信希望我到德黑兰时，能给他带一块绘制有万里长城的手帕。拉苏勒先生几乎把我当成了自己在远方的亲人，家里新添了什么艺术品，花园里什么花开了，他都会来信告诉我，还将拍下的照片寄来，让我分享那份欢乐。
我和拉苏勒先生的通信一般都是用汉语和波斯文混杂写成的。他说大家学好了对方的语言，交流会更方便。每当我看到夹杂在波斯文中那些笔画笨拙而认真的方块字，有些明显是在照葫芦画瓢。然而，一笔一画中却透出的依旧是坦诚，他是如此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又是如此珍惜我们之间的这段友情。
拉苏勒仅是我所认识的众多伊朗朋友中的一个。而大多数伊朗人都像他一样，初接触就能感受到诚恳、友善等民族性格；仔细静观，更会发现他们尊重自己的历史，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倡一种成熟而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识和各民族间的真诚对话。正是源自这些点滴与细微的观察，使我更加理解并喜爱波斯的伊朗—伊朗的波斯。
我还记得2007年10月，当我的《21世纪中伊关系的发展前景和走向刍议》《风起云涌论伊朗》在《中国民族》发表后，我的挚友伊布拉欣米正巧到中国进行学术考察，他被我作为重要贵宾，介绍给一些朋友，席间他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里，不喝一滴酒，仿佛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他一个人便平衡了我的世界，我仿佛“灵魂也得到了一场圣雪的洗礼”。
我总是在独自一人时，凝眸对着混沌的视野。久而久之，我产生了一种奢望，企图捕捉住伊朗人的本质特征。于是我怀着敬畏、喜悦的心情，近年来多次放浪于广袤的伊朗高原，一遍遍地让伊朗高原粗砺的悍风抚摩我的肌肤，让心灵里总是充盈着感动。
我走访了伊朗部分城市的民众，请教了许许多多学者和专家。当侯赛因、苏来曼把我介绍给他们以后，一张张粗糙、黑红的脸庞争先恐后地向我诉说。我喜悦地感觉着自己的蜕变，新生的自我如今是坚定而沉默的。
他们深深地吸引着我，感动着我，诱惑着我。那最初的时刻降临时我毫无悟性——我并没有察觉：万能的造物之主为我人生转折安排的瞬间，已经实现了。
他们如幻影在我两眼里闪烁。他们如波涛拥载着我。他们生动活泼，憨直淳朴，单是想想他们已经是一种享受。他们在波斯语里有一个集体名字——多斯达尼。这个词是中国穆斯林常用的“多斯梯——朋友”的复数；对于我，多斯达尼就是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
我在周围看到的一切，证实了自己长时间以来所持有的对伊朗人性格的认识，这就是伊朗人不仅仅在生与死中恪守伊斯兰教教义，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相信“只有一个真主，只承认他的统治并顺从他的意志”、相信“基于《古兰经》公正治国的古老信念”是伊朗人的典型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在今天美国“先发制人”的威慑情势下显得尤为突出。从“阿舒拉”等重要宗教节日的悲壮场面哀思声中可以看到伊朗人独特的民族精神气质，这些或许也是波斯民族精神传承情结的一种表现。
很显然，要想真的知道德黑兰为什么敢“玩心跳”，首先要明白的是，伊朗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荣誉感和民族自豪心、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洗礼、向着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尽管目前伊朗部分地区的人仍过着较困难的生活，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枯竭”“耗尽”这些字眼对于他们却是陌生的。在伊朗，人们说出的话永远蕴涵着一种郑重的允诺，他们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没有失去已被西方人遗失的那种原始的光芒。在德黑兰，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看到一些上了年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妇女和儿童在地铁口、在人行道上伸手乞讨的情景。但当我同这些一贫如洗的乞丐们交谈时，在他们的脸上却找不到凶恶和仇恨的神情。他们似乎是沉醉于自己的艰难处境，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在其他国家，这种极度反差的画面是没有的。这是伊朗之谜的其中一个。我喜欢德黑兰，正是由于他们言谈中交流的不仅仅是信息，而且还有其他东西，那是一种内心的交流。这种交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在德黑兰地铁售票口，当工作人员得知你是中国人时，就会微笑着免费将你送进站台；在公共汽车上或是在地铁中当你的鞋带脱开了，会有人主动地弯下腰说“年轻人……”，这是它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因为在别的国家这种优秀的品质早已消失殆尽。
在春夏之际，德黑兰南部到处是一片泥泞，道路难行。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迈入那片迢泽般的泥土里。我不能忍受这些水洼，遇到它们一定会绕着走，可他们却不这样。为什么？这是了解伊朗这个国家的一个要素：在水洼中行走是一种抵抗，一种伊朗式的自我保护。
伊朗有着不幸的历史，正因如此，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在她的身上重新崛起的力量从未消失过。因此，我们如此神往德黑兰，是为了感受她丰厚的波斯伊斯兰文化和现代化气息，这样的都市，出现伟大时，一定气宇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众志成城、悲情漫漫；处于改革与开放阶段时，一定步履艰难；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她本身没有太强的主调，但她却充满了重新崛起的力量！
文化与经济、文学与艺术、学问与知识，当我独自把这些概念推溯到它们的初衷，当我苦苦询问着它们的原初义时，“文”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是个象形字，表示的是一个身有花纹袒胸而立之人，本义是纹理。《说文解字》解释为“错画也”，即各色交错的纹理。后世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等。“化”则是个会意字，出现稍晚，本义是教化。《说文解字》解释为“教行也”，即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言行。“化”字从“人”从“匕”，《说文解字》曰：“匕，变也，从倒人。”可以看出，“化”由一正一倒的两个人组成，要使两人和谐融洽，相顺而不悖，就需要迁善、感化和教化。后世引申为改易、变化、生成，等等。
我为的自己理解而激动，让自己的真诚升华成信仰，让自己的行为采取多斯达尼的形式——我为自己获得的这一切激动不已。
我下定了这最终的决心。用我以前凭预感找到的词汇来说，我踏上了我的终旅。不会再有更具意义的奋斗，不会再有更好的契机。我的民族把具有宗教意味的决定叫做“举意”或者“举乜帖”。我举意，这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乜帖：“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古兰经》第96章1～5节）。做一支穆斯林学者的笔，写一部心灵史、信仰史和人格史。
我还记得九年前的春夏之交，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飞机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访学时，曾写过“高飞始觉瀛寰阔，远去方知故里亲”。过了这么多年，随着我去过的地方愈来愈多，这种对伊朗的依恋也愈趋强烈。当我回首想起在这座素有“洁净之城”“暖城”之称的西亚大都市度过的988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泪水情不自禁地从腮边滑落。近年来，我又多次应邀到伊朗访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亲眼目睹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见证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长过程中的风风雨雨。
我想，一个人，一个民族，不能匍匐爬行，更不能跪着求生。只有站起来，昂首挺胸地站起来，才能感受到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才能发挥创造力。我相信，怀有这种感情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们，一定也都怀有同样的感情。
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技术网络化的挑战，如何促使中伊友好合作关系持续稳步发展、如何发挥丝绸之路与两国历史文化联系的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就当前中伊友好关系来看，我认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合作基础上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加强文化交流是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友谊的重要环节。今天全球化和信息化打破了文化在时空上的限制，文化已成为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两国政府和民间更多的学术性交流及在科技创新能力上的合作。研究主题要多样化，如两国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不同文化交流关系，等等，在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就可以缩小两国因科技创新体制的不同和学者立场以及观点的差异而造成的双方观念的差异，也可以解决因社会意识形态、交流时间和深度不足而造成的对两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认识和理解的肤浅问题，我想这也是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最关键的因素。同时，地区研究如中国学和伊朗学，以及双边关系问题都是两国学术界应该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角度加以研究。
因此，在展望21世纪中伊关系时，除去人们所特别关注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外，如果更多地关注彼此间的文化关系，在现代多元化发展中开展更加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我想中伊关系将会步入一个辉煌的时期。
在此，我作为一名中国穆斯林学者，虔诚地祝愿伊朗早日走上繁荣富强！更祝愿中伊两国通过多层次的合作与交流，以增进两国人民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将永远祝福您，伟大的伊朗——国富民安，繁荣昌盛！系念在心上的伊朗亲朋好友们珍惜这段不平凡的生活。
是为序！
穆萨·王锋
2008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