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褚先生的合作。”郑介民说，“我们一定通过戴局长将你的意见转告委员长。我们来贵府之前，又收到一份电报，重庆的飞机后天上午可到，请你和汪夫人做好起程准备。”
郑介民和田动云走后，褚民谊就拿着电报去见陈璧君。陈璧君也住在政法路，与褚民谊的住宅隔街相望。抗战胜利后，她不便去南京，一直忧心忡忡地待在广州。几天来，她听到广州的60多个主要汉奸先后失踪，知道他们已被秘密逮捕，唯独没有惊动她和褚民谊，就存在某种侥幸心理。现在，她看看了那份电报，果然蒋介石对她特别开恩，喜出望外，高兴地对着褚民谊说：“看来，老蒋这个人还够朋友。好，重庆的飞机一到，我就和你去重庆。不过，我们没有必要带名秘书去。姐夫的意见呢？”
“同意君妹的意见。”褚民谊说，“有个秘书在身边，反而带来某些不便。”
第三天上午11点，郑介民打电话通知陈璧君和褚民谊，说重庆的飞机已到，下午3点起飞，约定他们2点20分赶到省政府，由郑介民和田动云陪同他们去重庆。下午1点50分，陈璧君抱着不足两岁的外孙何冰冰，长女汪文惺和三女汪文悌各提着一口皮箱，褚民谊的皮箱由汪文惺的丈夫何文杰提着，一同驱车去省政府。
他们到了省政府时，田动云已安排两辆中型汽车，宣布陈璧君等人改乘中型汽车去机场，并指定陈璧君和褚民谊同车，汪文惺母子、何文杰与汪文悌同车，其余的座位由20多名军统陪同人员乘坐。陈璧君愣怔一会儿，虽然觉得有些反常，但仍怀着很大的希望上了车。
从广州飞往各地的飞机都是在白云机场起飞，而汽车却向珠江方向开去。陈璧君发觉后，着急地问郑介民：“郑先生！你们送我们去哪里？”
“汪夫人！重庆派来的是水上飞机，必须去珠江上船登机。”郑介民说。
到了珠江大桥附近下车时，只见两艘小汽艇在码头上等候，不见有水上飞机。郑介民知道陈璧君和褚民谊会提问，主动说：“水上飞机停在珠江中游，坐一个小时的汽艇就到了。”等陈璧君等人相继上船后，他说：“我因有事留在广州，由田动云先生陪同汪夫人和褚先生去重庆。好，祝诸位一路平安！”
汽艇开动不上5分钟，田动云取出一份电报，大声宣读：“蒋委员长因公赴西安，5日内不能回渝，汪夫人和褚先生一行此时来渝诸多不便，暂宜住穗安全处所，以待后命。戴笠。”
陈璧君和褚民谊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戴笠设置的圈套。
褚民谊连说：“欺骗，欺骗，你们欺骗我们！”
陈璧君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地说：“既然老蒋不在重庆，我们就没有离开广州的必要！若说安全，我自己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她喝道，“调转船头，送我们回去！”
“请汪夫人息怒！”田动云说，“我们是奉命办事，敬请原谅！”
“戴笠和郑介民都不是人！”陈璧君骂道，“用欺骗方法对待一个女人，可鄙、可恨、可杀！”她知道回去无望，就一路破口大骂，褚民谊和她的女儿、女婿也劝阻不住。
汽艇到了市桥，改乘小船上岸。这时已不用说明，已经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陈璧君脸红脖子粗，厉声说：“我再不听从你们的摆布了，我决不上小船！除非你们枪毙我，把我的尸体拖上小船去！”
“非上不船不可！”田动云不再和颜悦色，而且拔出手枪。
随来的20多个特务也一齐端地起手提式机枪，从四面迫视着陈璧君。
“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你们是什么东西，竟敢威胁我！”陈璧君气得脚在船板上一跺，“量你们不敢对我开枪！别耀武扬威的，老老实实给我把枪放下！”她气喘喘地坐回原处，“我就是不上小船，看你们把我怎么样！”
田动云等人真的老老实实把举起的枪放下了。
褚民谊觉得这样闹下去对他们的处境不利，劝说道：“君妹！你对田先生说这些话于事无补，如果重庆方面存心要为难，我们也只有听天山命了！”
“妈！田先生他们也是奉命办事，没有必要与他们争吵。”汪文惺说，“还是上小船吧，妈！”
陈璧君勉强上了小船。小船开了约10分钟靠了岸，接着，他们老小六人被关押在一栋二层楼房的二楼。房间里面有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床上有蚊帐、毛毯和凉席，居住条件还可以。田动云对他们说：“除了不准下楼，可以在楼上自由活动。伙食上可以按照各自的喜爱，通知伙房准备。”
11月4日上午，郑介民和田动云带领4名武装特务，来到陈璧君被软禁的地方，通知陈璧君和褚民谊，说军统局已派飞机接他们去南京解决问题。
陈璧君满脸愁容地说：“我有受死的勇气，但没有坐牢的耐性，要毙就早点毙！”
郑介民说：“戴局长说了，汪夫人和褚先生的问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不会通过司法的审判。请暂时委屈一下，为时不会太久了。”
“你们戴局长的话我根本信不过！”陈璧君从受骗中认识了戴笠，“不过，我还是同意去南京。”
“遵照上峰的命令，我们得对汪夫人和褚先生带来的行李进行检查！”郑介民说。
“没有判我的刑，我是公民，你们随便搜查，就是侵犯人权！”陈璧君想到一口皮箱里装着蒋介石写给汪精卫的三封信。
“那就由不得你，汪夫人！”郑介民示意两个特务处去提皮箱。
陈璧君窜过去，把两口皮箱提在手里。结果，她被两个特务用拳头击昏，在失去知觉中松开手而倒在地上。
郑介民把两口皮箱弄到另外一间房子里，终于在那口小一点的皮箱里找到了蒋介石于1940年5月20日、同年8月15日和1943年4月23日写给汪精卫的三封信。蒋介石在头两封信里劝汪精卫解散南京政府重返重庆共事，后一封信希望宁渝合流，除了让汪精卫仍然出任国民党副总裁以外，还让他当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副委员长。
陈璧君苏醒过来，见失去了这三封信，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完了。她悲痛欲绝地叫喊着：“我疏忽了，我疏忽了，没有将这三封信影印几份啊！”
半个小时之后，她恍恍惚惚由汪文悌搀扶着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
三陈公博也走了
这是座由高而坚实的砖墙和通电铁丝网，以及四个了望哨塔包围着，拥有大小140个房间的三层楼房。它就是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感到神秘的苏州狮子口第一监狱。
这座监狱建于1933年，曾经是蒋介石囚禁共产党人和反对派的地方，后来成了汪精卫囚禁抗日爱国人士和新四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的所在地。如今，这里关押着一批部长级以上的汉奸分子。陈公博就被关押在三楼三一五号房间。
所谓关押，各个牢房的门虽然闭着但不上锁，而且被关押者只要向站在所在楼层走廊上的10个宪兵中的任何人报告一声，彼此之间就可以相互往来和自由交谈。
陈公博从日本引渡回国后，先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了54天，再转到军统局南京临时看守所。1946年3月18日才被押解来狮子口监狱。
现在正是江南地区的黄梅雨季节，阴雨天气已连绵10天，老天还没有开眼的征兆。站在三楼，透过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窗，只见运河东南岸的山峰、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都被笼罩在白茫茫的梅雨中，成了百里烟波。淅淅沥沥的绵绵雨，浸湿了大地，也浸湿了人的精神，对于忧心忡忡和心事重重的人，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前天，陈公博临窗眺望这百里烟波，还饶有兴味地轻声吟诵着柳宗元《梅雨》里的诗句：“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他的这种兴致来自他关押在南京临时看守所时，戴笠与他的两次交谈。第一次，戴笠一再表示，他一定向蒋介石进言，争取陈公博的问题作政治解决。第二次，戴笠明确告诉陈公博，他已经向蒋介石进言了，蒋介石说陈公博55岁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是革命的，即使以后与汪精卫沆瀣一气，还先后通过戴笠、顾祝同和宋子文与重庆保持一定的往来，他的问题可以考虑从宽处理。这不是“梅实逢时雨”吗？“晚春”过去不是充满希望的夏天吗？尽管戴笠已于3月17日，因飞机失事死于南京东郊岱山，但他对蒋介石的进言还是有影响的。
可是，陈公博现在的情绪已经一落千丈。昨天，也就是4月5口，江苏高等法院对他进行第一次审讯之后，想到自己实在太天真。他通宵未眠，今天清早起来，望着窗外的百里烟波，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的突变，已使我内心感到万分的痛楚；而连日的阴雨缠绵，更像在心头上压了块大石头，烦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呜呼！”
他写完日记，和衣躺在床上，昨天对他五个半小时的审讯又呈现在眼前。使他无法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的是起诉书认定他犯有十大罪状：一、缔结密约，辱国丧权；二、搜集物资，供给敌人；三、发行伪币，扰乱金融；四、认贼作父，宣占参战；五、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六、公卖鸦片，毒害人民；七、改编教材，实施奴化；八、托词清乡，残害志士；九、强迫妇女，充当军妓；十、收编伪军，祸国殃民。长达12000字的起诉书宣读完毕，陈公博已经诚惶诚恐，这哪里还有政治解决的余地，简直是十恶不赦！
但他要争取活下去，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征得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兼审判长孙鸿霖的同意，他当着500多个旁听者，念了在军统局南京临时看守所写的《八年的回忆》进行辩护。《八年的回忆》长达35000字，有前言，和平运动前后，“南京政府”的组织及我的主张，“和平运动”失败及与日本的斗争情况，汪先生之死与日本投降，“南京政府”解散和结论七个内容，极力讨好蒋介石，为汪精卫和他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他之所以与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是想到蒋介石不抗日，“然而我大错特错了，蒋先生是坚决抗日的，他不愧为一代民族英雄”。说什么“重庆是武装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我和汪先生在南京与日本斗争了五个多年头，从而使沦陷区人民安居乐业。”说什么他“见汪先生与日本签订密约就动摇了，计划在香港过隐居生活。后来经不起汪先生的再三劝说，才从香港到南京出任‘立法院长’，但我坚持不做损国损民的事”。他为了迎合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发动内战的心理，想以自己的一贯反共获得蒋介石的谅解，在《结论》中说：“南京之和平部队，完全为了防共和保卫地方而设置。今日东南各省未如山东、山西等地那样沦于共党之手，致劳中央忧虑，和平军不能说没有微劳。须知和平军死于剿共者甚众，请勿轻视他们。”
“总之，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我们也剿共；日本不与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与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与日本翻脸的。”
陈公博念完他的自白书，身着艳蓝色法衣的孙鸿霖，手击惊堂木，连说陈公博狡辩！他严正指出：汪精卫生前，陈公博是“南京政府”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他是一号人物，“南京政府”的一切卖国罪行，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厉声问：“陈逆公博，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陈公博说：“我还有话要说。从我在‘南京政府’的身份和地位看，‘南京政府’的许多事情应该由我负责，不仅华中地区，即使在华北地区种种恶劣罪行，也可由我负责。不过，我是代汪先生受过。如今他死了，这些责任只能由我来负。至于定我的十大罪状，为了拼成四字句，难免牵强附会。还有，说我公卖鸦片，纯系子虚乌有。但这是次要的。至于个人生死，非所计及，望当局早判决。因为我完全明白了，政府不会原谅我的。”
他见在场的新闻记者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和记录着，又说：“民国十六年（1927）4月18日，蒋先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我多次写文章，到处发表演说，公开反对他；第二年冬天，我成立改组同志会，进一步与蒋先生针锋相对，结果被永远开除党籍，我不服；民国十八年（1929）9月到12月，我先后策动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举兵反对蒋先生；第二年3月，我遵照汪先生的意见去山西串通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民国二十年（1931）5月，我与汪先生他们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把蒋先生搞得十分狼狈。所有这些，蒋先生对我会有好感吗？他能原谅我吗？所以，我只希望当局早日判决。”既然已绝望了，已万念俱灭了，不如早点解脱，他想。
随着一声惊堂木声，孙鸿霖说：“不能把法院对你的审讯和起诉，说成你陈逆公博与蒋主席之间的个人恩怨所致。”
蒋介石是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1943年8月死后，于同年9月继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故孙鸿霖称他为“蒋主席”。
“虽不能说完全是个人恩怨所致，但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因素存在。”陈公博不服气。
其实，蒋介石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的确想把陈公博的问题作政治解决。但是，政治压力太大。半个月前，《大公报》香港版发表题为《何日审判陈逆公博？》的署名文章指出：“陈逆公博从日本引渡回国已经半年之久，为何还小审判？是政法机关人手不够，是对他的罪行调查不清，还是有大人物从中对他进行庇护？”一个星期前，《文汇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拭目以待》，说得更加尖锐：“如果有谁袒护陈逆公博而不予以处决，只能说明他与这个天字第一号的汉奸是一丘之貉。”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进行审讯。
眼下，孙鸿霖说：“下面，由律师高溶先生为被告辩护。”
陈公博一愣：“我没有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呀？对了，这只不过是履行法律程序而已。”
高溶已年逾古稀，他缓缓起身，戴上老花镜，拿起辩护书念道：“人民对和平运动之责难，实系片面之词。社会上对此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恶劣，其二认为系缓冲组织，而减轻了沦陷区人民的痛苦，若无和平政府，人民的处境将更加不堪设想。被告十五六岁从事革命，始终为国家效力，是爱国的；尤其是由于被告及其他人的努力，使沦陷区人民能够听到国歌，看到国旗，并能够读《三民主义》。凡此种种，均足以证明被告系爱国者。”他老态龙钟，不时咳嗽，气喘吁吁，说两句就从老花镜后面斜窥陈公博一眼。
陈公博并无好感，他冷笑着说：“谢谢高先生的一片好意，但你的辩护不能打动任何人的心，希望高老先生再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陈公博回忆到这里，一颗心好像落在冰水里，瑟瑟抖抖着，不敢继续往下想。
这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中年伙夫给他送来了早餐，即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和一小碟酱萝卜丝，外加五支香烟。陈公博要求监狱每天给他一包香烟，但未能获准。他写《八年的回忆》时每天给十支香烟，写完后只给五支了。
“谢谢！”陈公博说着，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他两手剪背站在窗户前，又望了望窗外的百里烟波，用十个手指当梳子，像要将脑海里的悲痛梳去似的，将头发往后狠梳几下，然后自言自语：“吃！无非就是个死，何必自己折磨自己！”昨天的晚餐，他只吃了半碗饭，肚子实在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