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仍然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每当高烧退下来，他就向守护在身边的妻妾子女和前来看望他的中央要员，打听日军在太平洋地区，德军在苏联境内的战况。如果对方有意回避现实，回答含糊其辞，他就发脾气，指责对方不说实话；如果对方直言相告，他就忧心忡忡，唉声叹气。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深入一分，他的病情也同步加深一分。
为此，2月25日上午，陈公博主持召开有陈璧君、徐珍和陈春圃列席的汪伪中央常委会议研究对策。
“委座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他也非常痛苦了！为了不再增加他的精神负担，应该向他封锁一切消息。”陈公博心情沉重地说，“比如从2月上旬开始，美英航空部队针对日本在曼谷、仰光、马尼拉、新加坡、冲绳岛和台湾等地的军事基地，连续不断地进行轰炸，使日本在20天内损失军队628000多人，损失飞机3560多架。这一情况，如果让委座知道，他会痛苦万分。”他在心底里叹息一声，“又比如，美英军于5天前占领了加罗林群岛的大部分地区，该群岛首府特鲁克城，也就是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部所在地，已经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而危在旦夕！这同样不能告诉委座。”
陈公博见与会者都默默地点头，又说：“德军在苏俄境内的情况也很不妙！在最近短短的10天之内，就损失了66个师的兵力。苏俄已经收复了全部乌克兰地区和绝大部分白俄罗斯地区，德军几乎已经退却到苏俄西部边境线。德军的失败，如果让委座知道了，他的病情非加重不可啊！”
“我完全同意陈先生的意见。”周佛海沉思着说，“对于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在委座面前既说不得假话，也说不得真话这一情况，建议军政部的《国际国内情况》，除了正常的编印之外，再真真假假编印一份给委座看，无非多花费一点印刷费。”
“这办法好！”陈璧君说，“这样能够使委座在平静的精神状态中安心养病。”
“也免得委座向我们打听国际国内局势。”徐珍补充说。
陈璧君和徐珍一认可，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真真假假的战况，陈公博指定由陈春圃编写。他说：“陈先生写出初稿来，送我过目之后付印。将来委座病好了，若发现我们在欺骗他，中央常委负责，首先由我负责。”
“为了委座的健康，我甘愿承担这种欺君之罪。”陈春圃心中泛起一股啼笑皆非的滋味。
接着，陈公博提出第二个问题，汪精卫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一步，应该如实向日本东条首相报告。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同一天上午10点20分东条听了陈公博关于汪精卫的病情报告之后，马上驱车去日本皇宫，向裕仁天皇作了报告。裕仁说：“从完成大东亚战争着想，应该设法把汪先生的病治好，即使多延长他一两年寿命也是有益的。”东条离开皇宫回到首相府，亲自给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打电话，要他去南京为汪精卫治病。他说：“请黑川教授立即来东京，我派专机送你去南京。此事天皇陛下很重视。”黑川根据汪精卫的病情，建议让附属医院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斋藤真教授一道去南京。“可以。”东条在电话中答复说，“请转告医院院长和斋藤真教授，就说这是首相府的派遣。”黑川利雄和斋藤真是帝国大学同学，又都是东京人，年纪都是50岁。
28日下午5点，黑川携带必要的医疗器械，与助手松永藤雄和斋藤教真授飞抵南京明孝陵机场。他们一下飞机，陈春圃、罗广霖、周洁身就迎接他们上了小轿车。
晚上7点至11点30分，黑川、斋藤会同罗广霖和铃木小荣对汪精卫的病情进行全面检查。第二天上午8点半，黑川一行和罗广霖、铃木向陈璧君、徐珍、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报告检查结果。黑川说：“汪主席的病情严重而又复杂，已经到了危险阶段。唯一的抢救办法，是对他的脊椎骨和胸骨动大手术。”
陈璧君和徐珍听了黑川的报告痛哭流涕。其余的人虽然没有流泪，但心情非常沉痛。
“在座诸位盟邦朋友都是医学专家，我们绝对相信你们的诊断，听从你们的安排。”陈公博说，“贵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达是举世公认的，清朋友们向东条首相打电话，最好送汪委员长去贵国治疗。”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黑川说罢，起身给东条打电话请示报告。东条在电话中答复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就送汪先生来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29日晚上8点，汪精卫躺在床上，从徐珍手里接过夹着一页八开白纸的薄木板和一支铅笔，对政事作一番安排。他写道：
铭患病甚剧，发烧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愈。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愿速早痊愈，以慰远念。
第二天上午，他躺在床上召集汪伪中央常委开会。他让陈春圃将昨天晚上写的一段文字念了一遍，然后无限悲痛地说：“我实在不愿意离开南京，离开诸位同人。这是不得已啊！”他忍不住泪流满面。等徐珍为他擦了眼泪，过了好一阵又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恢复健康回来。我相信，这也是在座诸位同人的希望。但是，希望与现实是两回事。”他又哭将起来，“我去盟邦治病，有诸位在，国内的事我是放心的。我离开南京之后，‘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公博代理，‘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会议’、‘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和‘国民参政会议，由公博主持。公博不再兼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常住南京。行政院长职务由佛海代理，全国经济委员会由佛海主持，并兼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常住上海。”他的脑袋在枕头上转过去转过来，“这样安排，诸位有什么意见吗？”
“我们完全拥护。”除陈公博和周佛海以外的常委纷纷表示，“我们一定服从陈先生和周先生的绝对领导。”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陈公博说，“但我一定多与诸位常委磋商，力争把委座交给我的重担挑起来。”
“俗语说，大树底下好遮荫。”周佛海说，“现在委座这棵大树将去名古屋，只好靠自己去锻炼了。我一定多向陈先生请示报告，与诸常委一道尽最大努力，完成委座交给我的任务。”
“好，好，这我就放心了。”汪精卫悲悲切切地说，“我的五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了，无须托孤。但他们毕竟太年轻，都涉世不深；万一我不能活着回来，还望诸位对他们多加领导。”他说得泪流如雨。
“委座一定会以一健康的身体回来的。”陈公博安慰说，“孟晋侄和他的四个弟妹都有大学文化，又由于平日委座夫妇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一个个循规蹈矩，不论工作和学习都很认真。”他劝汪精卫，心里也是酸酸的，“委座五个子女的工作单位，分别由周先生、褚先生、林先生、梅先生和我等常委直接主持，今后我们一定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
“谢谢。”汪精卫的心在滴血。
陈公博回到颐和路家里，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卧室，像一段木头似的往床上一倒。他知道汪精卫活不多久了，但他丝毫没有大权在握的喜悦，而是充满了惶恐和悲哀。他不声不响，就像木偶似的躺在床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妻子李励庄端着一杯热茶走进来，见他这副表情，大吃一惊。
“你怎么啦？公博！”李励庄将茶放在茶几上，走过来俯身握着他的一只手，焦急不安地问。
“我是代人受罪啊！”陈公博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
“代谁受罪？”妻子惶惑地问。
“汪委员长。”陈公博将汪精卫病重将赴名古屋治疗和治愈的希望不大，以及由他代理和主持汪精卫除了“行政院长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外的其他一切工作等情况一一告诉妻子。“国际局势的发展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呢！”他惶惶然，”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我是在跳火坑啊！”
前面是壁立千仞，后面是深渊万丈，他进退维谷。
“这是历史赋予你的使命，无法推却，也无法回避。”李励庄说，“既然如此，你今后办事得慎之又慎，得留有余地，走一步思百步。”
“只能如此了！”陈公博沉沉地嘘了一口气。
周佛海则是以另一种心情回到家里，他一进屋，就乐不可支地对妻子杨淑慧说：“我今后将常住上海，你愿意跟我去就去，不愿意跟我去，就与孩子们住在南京。”
“你这是哪里来的风？”妻子大惑大解。
“汪委员长让我兼任上海市市长呢！”他将汪精卫赴名古屋治病前的政事安排说了一遍。“这为我与戴雨农先生的秘密联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他越说越得意。
杨淑慧沉思片刻，郑重其事地说：“国际局势不断恶化，与戴先生保持密切的联系更显得重要了。”她想了想又说，“那我就两边住吧！”
“可以。”周佛海很高兴。妻子两边住，也为他寻花问柳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杨淑慧想到她弟弟杨惺华和程克祥是周佛海与戴笠秘密联系的得力助手，于是问丈夫：“惺华和程先生去不去上海？”
“随他们的便。”周佛海说，“到了上海，我可以直接与戴先生联系，他们去不去都无关大局。”
常委们走后约一个小时，汪精卫把陈璧君、徐珍和长子汪孟晋、长媳谭文素、大女儿汪文惺、大女婿何文杰、二女汪文彬、次子汪文恂、三女汪文悌叫到床前进行吩咐。他对七个晚辈说：“爸爸去名沾屋治病，有你们妈妈和二妈去照顾就行了，你们兄弟姐妹在国内好好工作，文婴、文杰是专员级职务，文素、文惺是处长职务，文彬、文恂和文悌也是科长职务，在工作和学习上，在处世为人上应该成为同辈之楷模才好呢。”
“我们兄弟姐妹一定听爸爸的教诲，好好工作和学习，好好处世为人。”汪文惺无限伤感。“但爸爸去名古屋，我们为子女的都应该同去，与妈妈和二妈一道照顾您老人家。”
“我们不同去心里不安，希望爸爸理解我们的心情。”汪孟晋说。
汪文彬紧接着说：“我们同去，等爸爸动了手术，病情好转了就回来。”
“但也不能都去，总得留人守家呀。”汪精卫说。
“那就留文素和文恂在家吧！”陈璧君说，“等文婴、文惺和文杰回来，你们两个再去。”
“同意你们妈妈的意见，就这样安排吧。”汪精卫说。
近来，徐珍明显地消瘦了。她一闭上眼睛，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心在何方，己为何物。这样迷迷沌沌好一阵，才渐渐地有一串串不连贯的记忆闪过脑际。她成了汪精卫的二夫人4年来，享受到了比陈璧君更多的荣华富贵，她的确很爱汪精卫，虔诚地祝愿他健康长寿。现在，眼见丈夫重病卧床不起，已成了行将就木的一把病骨头，心里不免黯然伤神。如果汪精卫一死，她的处境可想而知。因此，近20天来，她想得更多的是今后的去处。年轻的躯体无法虚度，总要企求某种慰藉，某种刺激。她一想到丈夫的多病，就有空负好花开满枝头之叹！较高的文化素养，妩媚的姿态，29岁而从未生育过的青春年华，促使她去选择未来。她很自然地想到情夫近卫文磨，自信正式做他的姨太是瓜熟蒂落的事。然而，时局的变化和政治上的成熟，使她断然作出否定。她苦思冥想，寻找着高贵女人认为是理想港湾的那种男性。她一闭上眼睛，就用理智的筛子，将四周的男性，从年龄，文化，才能，长相，性格，体魄等方面筛选来筛选去。至于地位，她没有过多的考虑，这是不可能再找到“一国之尊”的现实阻塞了她的思路。终于盯住了一个人，因而特别注意他的一言一行。至于是一厢情愿还是两相情愿，她坚信自己的魅力。这些思维，往往被汪精卫痛苦的呻吟所打断。她望着面黄肌瘦的丈夫，想到他4年来给予她全部的爱，又暗暗谴责自己的残酷无情，觉得自己正在干一件伤天害理的缺德事。但是，这种感情很快又为情随事迁的思想所代替。
找准了目标，徐珍就把精力用在保护财宝上。4年来，特别是汪伪南京政府成立3年来，她作为公馆派两个核心人物之一，攀龙附凤者纷至沓来，积聚的财宝越来越多。她获得的350万元现金，分别以“徐英华”、“王尔卓”、“金胜东”三个代名存在上海三家外国银行，500多两黄金与一批价值180万元的金首饰和珠玉宝贝，以及3本存款折子，藏在4口特制的棕色小皮箱里，锁在她的衣柜里。徐珍断定，她一旦去了名古屋，这四口皮箱就会落在谭文素和汪文恂手里。但要将这4口皮箱转移出去非常困难。汪精卫躺在卧室里，她的衣柜也放置在这里，陈璧君和她的子女们轮流守护在他身边，仿佛是有意监视她的行动似的。
3月1日上午，徐珍见守护在汪精卫身边的何文杰和汪文悌都歪倒在皮沙发上睡觉了，就悄悄问丈夫：“委座去名古屋，随行的除了君姐和我、孩子们以外，还有哪些人？得早点通知他们作准备。”
“昨天晚上就决定下来了呀！”汪精卫说，“噢！当时你坐在沙发上睡觉了，见你这一向很辛苦没有喊醒你，后来你君姐又忘记告诉你了。是这样安排的，周隆庠先生以我的翻译名义同去，罗广霖先生以我的随身医生同去，桂连轩先生自然要去，留下姜国保和周洁身二位给我们守家。”
徐珍欣喜万分，但却不露声色，淡淡地说：“这样安排好，姜、周二位是很可靠的人。”
接着，徐珍以去伙房为由来到一楼会客室，偷偷给周洁身打电话：“周先生吗？我是徐珍。请马上来西楼会客室，我有重要事情找你。”
侍卫室距离西楼会客室只有300来步，周洁身很快来到徐珍面前。“二夫人有何吩咐？”他习惯地向徐珍行个军礼，然后立正站在那里。
徐珍没有让他坐，马上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两片不同的钥匙递给周洁身。“请周先生去配制钥匙的地方，将两片钥匙各配制一片新的。这件事请不要对任何人说。”她看看手表，“现在是上午9点20分，两个小时之后将钥匙配制好送来，我在这里等你。麻烦了，谢谢！”
“洁身遵嘱照办。”周洁身向她举手敬礼之后，骑着摩托车走了。
汪伪广东省省长，也就是陈璧君的大弟陈耀祖，听说汪精卫将去名古屋治病，特地从广州赶来送行。他本来比陈璧君小两岁，但34年前，在东京申请加入同盟会时，担心自己年龄太小孙中山不批准，谎说自己比陈璧君大两岁。汪精卫也信以为真，一直称他为“耀祖兄”，陈耀祖则称他为“汪先生”。两年前，广东新会陈氏宗族四修族谱时，陈耀祖才将年龄改正过来，才改口称汪精卫为“二姐夫”。
“早就想来看望二姐夫，因近20天来，共党游击队在广州地区骚扰得很厉害，一直抽身不出，拖到今天才来。”陈耀祖抱歉地说，“二姐夫去名古屋，哪天起程？”
“后天起程。”汪精卫说，“你不来南京，我打算在广州停留半个小时，兄弟俩见见面。你来了，我就直飞名古屋啦！”他顿了一会，“既然有游击队骚扰，你下午就回广州。对共产党的骚扰千万不能心慈手软，你们一定要采取得力措施，彻底消灭他们！”
“我回去就出动保安部队和特工人员对他们实行专政。”陈耀祖说，“我去东楼看看二姐，再去‘外交部’看看大姐夫和大姐，下午就回广州。祝二姐夫早日康复回国。”他刚起身要走，徐珍来了，赶忙走过去与她握手，微笑着说：“珍姐你好！二姐夫一病，可把你累苦了，也累瘦了。”
“要说累都累，君姐也累，孩子们也累。”徐珍说，“坐一会，大舅舅，再坐一会。”
“不要挽留他了，他下午就要回广州。”汪精卫说，“他还要去看看你君姐，看看大姐夫和大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