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还以“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自诩，骨子里还是希望蒋介石法外施恩，饶他一命，他说：“在中国千载一时大统一时候，我应该束身受罪，任何处置，我甘受无词。我是自命主张‘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而有反抗行为，那么共产党破坏统一，更使中央难于处置。至于死生，我早已付之度外。当二十九年（1940年）来京，赤手空拳在敌人的势力下要保护人员，要保护物资，随时随地可以死，不过以死而反抗蒋先生我是不为的。我离京时曾留呈蒋先生一函，说若以过去数年为有罪，请蒋先生处置，就不以过去数年为有罪，而认我是为将来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处置，这是我一种对蒋先生心事未了的心情，这是我的一种见解。”这种见解说穿了，也就是向蒋介石暗送秋波，希望蒋能留下他这个反共奴才，供其驱策。但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于1946年年终将陈公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陈公博这种昧于民族大义死硬的反共汉奸，可说是汉奸头目中的又一类型。
1944年汪精卫垂死前写下题为《最后之心情》一文，据说此文“系汪氏逝世前一月，口授全文，最后由汪夫人陈璧君誊正者。”“文中历述他对抗战的态度——自信是为了拯救国家；所以离渝的原因——则是想保全蒋氏（蒋介石）；组府的苦衷——为欲与虎谋皮；对甘心附敌者的观感——称曰：‘鹰犬’；汪政权最后之立场——应不背‘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原则；生前的遗恨——为未能目睹东北四省之收复。”等等引用汪精卫此文的作者最后还加重语气说：“观此文，语重心长，沉痛已极，汪氏六年中在宁之全盘心境，悉备于此。”
在此文前面汪精卫还有一个说明：“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陈璧君）誊正，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日兆铭”
这些说明不论是汪精卫自己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其目的都是为汪精卫涂脂抹粉，为其开脱汉奸罪行。还是让我们看看汪精卫的原文吧！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岁（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其二，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固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而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著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时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
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力。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
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
今天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岳飞）、文文山（文天祥）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华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终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这一番半是挽歌、半足乞怜式的哀诉，说明了什么呢？如说抗日形势的好转，中国“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汪精卫健忘到这种程度，就在两年前他秉承日本意旨向英、美宣战时，他是何等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其中还有公开的造谣，如反苏反共的谰言；更多的则是汪精卫为自己叛国投敌的罪行作徒劳的辩解。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胜利的前夕，他深知中国人民将要彻底清算他们一伙的汉奸罪行，因此挖空心思编造了这一套奇谈怪论，其险恶用心在于继续贩卖他的汉奸理论，混淆抗战与降敌的界限，争取中国人民的同情，减少革命舆论对汉奸一伙的谴责。当然，中国人民是再也不会被他的花言巧语和羞愧的眼泪所欺骗。
如何看待抗战时期的苏联援华？汪精卫认为“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这完全是事实的。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事实有目共睹，苏联志愿空军健儿为打击日寇空中强盗，血洒中国长空，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种宝贵的援助。
汪精卫说，他之所以“脱渝主和，与虎谋皮，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应当指出，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叛国投敌，他的最大借口是为沦陷区人民着想，或叫做“保存国家元气”，并以此沾沾自喜，认为由他出面组织伪政府，较之王克敏、梁鸿志之流还是要高出一筹；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汪精卫过去在国民党内处的历史地位，他投敌后对抗战的危害性与欺骗性较王克敏、梁鸿志之流更大。因为日本侵略者在攻陷南京后，仍无法动摇抗战军民的信心；在抓住汪精卫后，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认为手中有了这样一具偶像做工具，今后更便于他们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汪精卫之充当傀儡，比王克敏、梁鸿志的反动作用和影响要大，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更大。
汪精卫还认为，他之所以离渝求和，似乎也是为蒋介石着想的：“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汪精卫还想利用抗战时期一度流行的蒋、汪双簧说来制造混乱。汪精卫这种搅浑水的拙劣手法，只能是心劳日拙，绝不能售其奸计。
汪精卫还是其在沦陷区推行的奴化教育辩解说：“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存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汪精卫把日本侵略者搞所谓“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和“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混为一谈，只能说是双重背叛，既背离了早期民族、民主的革命纲领，于今又彻底堕落成为背叛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哀叹说：“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这是汪精卫炮制此文的主要目的所在，即：一方面还在摆他“四十年革命”的老资格同时说他“自毁人格”，为的是“延国脉于一线”，以此谎言掩盖其叛国投敌的罪行，博得人们的宽恕和同情，抵消对他的谴责。但是汪精卫打错了算盘，历史上儿是背叛民族、背叛人民的卖国贼，是永远要遭到人民唾弃的，汪精卫岂能例外。不管他过去资格多老，只要上了贼船，卖国贼的臭名，是永远洗刷不掉的。汪精卫“遗嘱”的出笼，标志着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三死期不远，日本一搏
1943年10月3日，汪精卫由陈璧君、徐珍、褚民谊和周洁身等人护送，来到中央医院一间高级病房里。院长罗广霖给汪精卫注射了强心和镇痛的蟾酥剂，大约过了10分钟，他才苏醒过来。
“病情怎样？委座！”大家关切地问。
“脊椎骨痛得稍好一点。”汪精卫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说。他右手摸摸胸脯，又说：“整个胸骨也感到疼痛，疼痛的程度与脊椎骨差不多。”他望着罗广霖，“罗院长！你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我早日恢复健康。下月一日，我要赴东京参加大东亚诸国首脑会议，裕仁天皇和东条首相都要我在会上发表演说。这对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大有裨益，我非亲自赴会不可啊！”
“好，好！”罗广霖神色庄重，“为了让委座早日恢复健康，我们一定尽一切努力进行治疗。”
为了在治疗中对症下药，罗广霖组织医疗水平较高的10多个医生进行一次会诊，诊断为嵌在脊椎骨里达8年之久的那颗弹头恶作剧，引起多发性骨髓肿，并已压迫胸骨神经。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如果不动大手术将弹头取出来，汪精卫不可能站立起来，而且将严重威胁着他的生命。
汪精卫听了罗广霖的诊断报告，犹疑地说：“动大手术不知哪天才能痊愈？今天是10月5日，距离大东亚诸国首脑会议只有25天时间了，到时病没有痊愈怎么办？”他很自信，“罗院长！你就采用现在的办法继续给我治疗，我坚信还有几天就会站起来的。”
其实，罗广霖采用的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交替注射蟾酥和洋地黄两种药剂，服用人参和维生素一类强心剂。可是，出人意料，10日中午汪精卫果然从病床上走下来了，变得如同健康人一样。这使中央医院许多医生也感到不好理解。
11月1日，汪精卫终于精神抖擞地率领周佛海、褚民谊、陈昌祖和周隆庠等人飞抵东京，出席大东亚诸国首脑会议。第二天上午，汪精卫和周佛海与东条首相就向蒋介石诱降问题举行会谈。东条要求汪伪南京政府通过适当方式对重庆政府劝和，并负责沟通日本政府与重庆政府的直接联系。汪精卫表示：“三个月内见端倪，半年内见成效。”5日上午，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日本、汪伪南京政府、伪满洲国、缅甸、泰国、菲律宾等傀儡元首或傀儡政府首脑。下午，汪精卫在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一气讲了3个小时。演说的基本精神是“与日本政府相互尊重，独立自主，同心协力，共存共荣。”汪伪南京政府“将与大东亚诸国相互敦睦，紧密提携，普行沟通文化，进而开放资源，建设共存共荣之新秩序，为夺取大东亚战争之全胜而小惜牺牲一切。”
9日下午，汪精卫一行返回南京。汪精卫在机场发表谈话，宣称：“大东亚会议是强者对弱者真诚扶助之会议。”“中国在大东亚诸国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希望重庆当局猛加反省，毅然来归，共为东亚之同志。”
11月28日，汪精卫派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和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去重庆向蒋介石劝和。第二天上午9点，刚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签订了《开罗宣言》回到重庆的蒋介石，委托何应钦接见任援道和缪斌。何应钦面对任援道和缪斌欣然一笑，说道：“任先生和缪先生是自己人，不妨向二位泄漏一个国际机密，就是本月22日至26日，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磋商联合对日本国作战问题。经过四天的商讨，三方的意见完全一致。26日下午5点，三国首脑签署了《开罗宣言》。这个宣言再过两天，即12月1日凌晨1点向全世界公布。”他将宣言的主要内容告诉任援道和缪斌：三国首脑认为希特勒德国已危在旦夕，美英两国决定拿出相当一部分力量与中国一道对日本作战，其目的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在于将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诸如东北三省、台湾、澎湖群岛等，一概归还中国。
“好啊，《开罗宣言》势必加速日本的彻底失败！”脚踏两只船的任援道显得十分高兴。
在重庆和南京都吃得开的缪斌紧接着说：“中国的抗战已经胜利在望，实在令人振奋！”
何应钦说：“蒋委员长希望任、缪二位先生继续留在南京从事曲线救国活动，及时向我们提供在华日军的军事情报，以加快抗战胜利的速度。蒋委员长也奉劝汪兆铭先生认真研究一下世界局势，意大利投降之后已成为同盟国的一员，日本和德国的投降只是时间问题。蒋委员长说，如果汪先生还有点自知之明，就应该毅然摆脱日本的控制，自动解散南京伪政权，以取得国人的谅解。”
12月1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三国首脑会晤开罗的报道和《开罗宣言》全文，以及《中央日报》社评：《胜利在望》。社评突出了奉劝汪精卫认真研究世界局势的内容。3日下午，任援道和缪斌携带那份《中央日报》返回南京。两个小时之后，汪精卫看了《开罗宣言》和那篇社评，感到诚惶诚恐。顿时，他灵魂的支柱，精神的殿堂，赖以立足的基础，突然之间坍塌下去，变成一片废墟。生命，就是这样在一刹那间失去了意义。
忧心如焚，坐卧不宁，食不甘味，导致汪精卫的疾病再一次复发。3日晚上9时左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突然又感到剧烈的疼痛，而且治愈近两年，可以吃少许巧克力糖的糖尿病也同时复发了。这一次，罗广霖采取上次的办法给他治疗，疼痛减轻甚微，每天只能仰着挺卧在病床上。10天以后，骶部和髋部已经发生了褥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