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运动的发起，一个制造伪满洲国的日本侵略分子石原莞尔这样写道：“在满（洲）的汉族同志，对于满洲建国的独立衷心不安”，“因为自己虽得讴歌王道乐土，但是从本国分离出来终是不免要遭受‘汉奸’之讥的！这对于民族精神迅速勃兴的中国同志真是一个难堪的苦痛。于此，中、日两国所深思熟虑的事情，就是彻底整顿中日两国的关系了。其检讨的结果……遂以结成东亚联盟为满洲建国的目标。”因此，“东亚联盟运动决不是书桌上的空论，乃是以满洲建国为轴心的同志运动的实迹。”很明显，“东亚联盟”思想的抛出，是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汉奸们的安抚，更是为刚建立的伪满撑腰打气。
到了1933年，以日本关东军为后台的伪“满洲协和会”发表公开声明，首次打出了“东亚联盟？”的黑旗。声明说：“满洲协和会使基于王道主义的建国精神广泛地彻底地普及于国民，且纠合持有确乎信念之国民，排击反国家思想乃至反国家运动，以期完成民族协和之理想乡。同时，最后之目标，使此民族协和运动及于混沌状态之中国本土，进而使之扩展于全东亚，团结成东亚联盟，确保东洋文化之再建与东洋永久之和平。”上述声明表明，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决不仅限于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伪满，而且要把它的侵略魔爪进而伸进全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从而建立由日本控制和以中国乃至伪满洲国为附庸的政治经济集团，而这个集团则是日本侵略者梦寐以求实现“东亚联盟”的第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唐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标志着“东亚联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心有灵犀一点通”，正当日本侵略者陷入侵略战争深渊的苦恼中时，1938年年底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迎合侵略者的意愿，从重庆叛逃出来，并酝酿建立伪政权。这对于日本来说，无异于在茫茫侵略战争的海洋中抓住了一根稻草。于是“东亚联盟运动”通过汪精卫等，在中国沦陷区也逐渐发展起来。
1940年，在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地分别组成了类似或变相的东亚联盟协会的组织。在北平，缪斌于同年5月组建了“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并出版了《东亚联盟》月刊，提出“根据大亚细亚主义，主张东亚联盟之结成，共谋亚细亚民族之发展，其条件为政治独立，经济提携，军事同盟”。同年9月，汪精卫派林汝珩在广州成立“中华东亚联盟协会”；与此同时，原广东“治安维持会”头目彭东原，另起炉灶，挂起“大亚细亚主义中国协会”的牌子，并自称是汪记伪国民党的友党，“主张亚洲诸国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来提携，俾实现共存共荣之宏愿。”伪湖北省长何佩瑢在同年5月于武汉则亮出“中国共和党”的牌子，声称“吾国与友邦携手，以求东亚联盟之巩固。”同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企图凭借日方的“垂青”，进而建立沦陷区统一的“东亚联盟”组织。11月，汪伪建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这个组织的理事有周学昌、周化人、刘仰山、戴英夫、汪曼云等人。在该会的《简章草案》中规定：“凡与本会目的相同之国内外团体，应实行与之联络及互助。”不言而喻，汪伪的目标就是要力争执“东亚联盟”组织的牛耳。
在这年的11月，汪精卫与日方签署了《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官言》后，“东亚联盟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的、区域性的活动，变为统一的、以汪精卫为领袖、以汪伪国民党为中心的活动。为什么发生如此的变化？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当时，日本政府与汪精卫签订协定，目的在于配合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所谓世界战略，急于把中国变成它实行南进政策的大陆基地。尽管日本一手扶植成立汪伪政权，但迟迟不予正式承认，直到日本直接拉拢蒋介石的交涉失败，日方才决定承认汪伪政权，并签署了《汪日基本关系条约》。
这个条约经过日、汪双方讨价还价，和原来的“中”日密约相比，表面上似乎给汪方多少一点自主权，改善一点汪伪的傀儡形象；但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与此同时，汪伪还同日本及所谓“满洲国”发表共同宣言。宣言具体规定：（一）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和领土。（二）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为了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础的一般合作，尤其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在各方面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三）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签订协定。宣言强调：希望三国互相尊重其原来的特质，在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并以此为核心，对整个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这篇宣言由日本精心炮制，把汪伪和伪满置于同等地位，还打着尊重主权领土的幌子，而且进一步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美其名曰“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既肢解了中国的完整领土，又满足了日本的侵略需要，从日本方面说，可谓一举两得。
《日、“满”、“华”共同宣言》的出笼，标志着“东亚联盟运动”从设想到具体组织行动的阶段，而操纵这个运动的无疑还是日本侵略者。
根据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向汪精卫提出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这一个全国性组织的要求，汪精卫当然求之不得。他乘机提出解散“兴亚建国总部”、“共和党”、“人民会”等由日方支持的团体组织，其交换条件则是让这些组织的头头们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批准。
汪伪国民党于1940年12月15日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统一的“东亚联盟”组织。并发表宣言说：建立这个组织，是为了“统一全国意志、集中全国力量之必要”，“以完成和平统一，促进东亚联盟，勖勉全党同志，策励全国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兴亚建国总部”、“共和党”、“大民会”在日方授意下，不得不宣布解散，并集体加入汪伪国民党。汪精卫兴奋地发表谈话，声称这种解散是什么“积极的发展”，是为了“集合全国才力，造成中心”，“克服一切困难，达到共同目的”。汪伪六届三中全会增补缪斌、陈孚木、何佩瑢、石星川、孔宪铿等为中央委员。于是“东亚联盟运动”，就由各派汉奸的分散经营，转为汪精卫派独家主持的局面了。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于1941年2月1日正式成立，汪精卫自兼会长，周佛海任理事会秘书长，周学昌、周隆庠任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有陈公博、温宗尧、陈群、陈璧君、徐良、褚青来、赵毓松等人。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分别任指导、宣传、社会福利三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理事则由汪伪各部部长和各伪省省主席担任。就在该会成立的这一天，日本首相拍来贺电，表示：“贵国之东亚联盟运动完成全国性统一的发展，基于东业解放之见地，诚不胜感激之至。”汪精卫对此感激涕零地说：“远承电勖，弥用兴夼，谨当竭其心力，以达东亚永久和平之共同目的。”
1941年5月，《东亚联盟月刊》作为总会的机关刊物问世了，接着这个刊物又同汪伪国民党宣传部的理论刊物合并，称之为《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成为日、伪宣传的重要阵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还在南京、上海、湖北、广州乃至苏淮特别区各地建立了分会，还在分会之下建立支会、小组和各种特殊的政治团体。日本侵略者通过汪精卫把这个组织变成了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思想上统治的工具。
日本侵略者既然要利用“东亚联盟”这个工具，汪精卫也很乐意充当这个工具的工具，作为他叛国投敌的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关于这一点，汪精卫曾振振有词地说：我个人当事变发生时，在武汉、在重庆，都尝到了痛苦。在那个时候起，我注意言论了。日本的言论，自事变发生以来，是由东亚协同体进为东亚新秩序，更进而为东亚联盟的理论。日本是先进国，提出了各种理论，并使其发展，我们从而响应，而努力的使其诚意发展。这说明了汪精卫的汉奸理论是和日本的侵略政策配合得多么默契。
六汉奸奴才哲学终于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