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就曾一再说，清乡的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经济”。但军事清乡是日、伪进行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的先决条件。军事清乡本身是日、伪对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活动。日、伪首先划定清乡区，这是根据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及其外围地区情况确定的。然后在清乡区周围设置若干据点，以河流、公路、铁道、湖面等为依托，形成包围态势。“除原有碉堡之外，在交通要道及各市镇增筑堡垒，加设营棚。水陆要道口，扩张铁丝网、电网。除用堡垒及营棚驻兵困围之外，用兵车、兵船、快速部队加紧铁路公路和水道的巡逻。”在形成包围圈后，日、伪即调动部队进入清乡区对抗日武装特别是新四军实行扫荡，“以强大兵力寻找我主力决战，兜剿包抄，使我军无法转移，被迫作战，对反抗进军之村庄，实行大烧大杀，警一以戒百。”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扫荡后，就用竹篱笆、铁丝网设置封锁线，在封锁线上成立大小检问所，实行军事法西斯的统治，规定：凡人民通过封锁线，“须领有各种证明书”；而运输物资，则“须申请发给搬出入证”。这些花样翻新的证件，把沦陷区人民的人身自由剥夺无余。
紧接着军事清乡之后，日、伪就搞起它的政治清乡来了。编组保甲，是政治清乡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强迫居民实行“连坐切结”的反动制度，规定每若干户为连坐连保，订立连坐切结。“如该保内藏有要匪及匪物，先未报告，后经军队、团体或（清乡区公署）署长查出者，同结者与匪同罪与匪暗通消息者，一经查实，即应处以极刑。”日、伪妄图用编查保甲、贴列门牌、加强身份证明、建立户口制度等，来切断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进而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组织。
强化伪政权，组建伪警察保安系统，是日伪政治清乡的有机组成部分。汪伪除原有清乡委员会直属清乡警察总队外，又在各地区增设警察大队，以江苏为例，仅在1943年3月，即增加伪警察3000名。汪伪还在清乡地区的省和专区，分设保安司令部和保安处。与此同时，还招收了大量土匪和地痞流氓；收编蒋介石派驻在苏南的“忠义救国军”，仅在苏南清乡的一年中，由招抚整编委员会收编的部队就有24支，达1.63万多人。形成了以日本侵略军为主和以汉奸反动派及地方反动势力为仆从的军事网，使清乡地区抗日军民的斗争更加艰苦。
所谓经济清乡，汪精卫称之为“改善经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汪精卫认为清乡区人口增加和赋税增多，就是“治安确立”、“民生改善”的标志。就是说，随着清乡区的扩大，被统治被剥削的对象越多，赋税收入就会越来越增加，汪伪的经济也就得到更大的“改善”，实质上是对扩大清乡区人民的掠夺和剥削。如果说，在军事清乡阶段，日伪采取的是杀人越货、武力抢劫或公开没收与霸占的话；在政治清乡后，则主要采取征发赋税和统制物资的手段了。
经济清乡使用野蛮的经济掠夺手段，就是抢劫、搜刮和敲诈勒索。清乡部队（清乡警察与当地保安队）平时常借搜查“坏人”为名，下乡骚扰，翻箱倒柜，为所欲为，把老百姓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拿了就走，检问所的勒索行径，也令人触目惊心。据一个曾任镇江清乡主任公署副主任的汉奸张修明供称：“汉奸头目在鬼门关（指检问所）上，得到大量赃款。在镇江地区时，每月从3个县近40个大小检问所上，得到的赃款就有40多万元（合大米1300石）；至于入了200多个检问员、检问所主任腰包的财钱，更是无法统计了。”
汪伪政府对增收赋税特别是田赋，看做“最大之税源”，列为“清乡财政”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他们不顾连年战争、田园荒芜的实际情况，下令“督征旧欠”，限期交清。1942年，汪伪就在太仓县强迫收缴1938年至1940年3年的田赋。实行“租赋并征”，除田赋外，又将地租的全部或大部搜刮走了。一般情况下，地租、田赋各占田产最总值的30%左右，农民长年辛苦劳动所得，60%的劳动果实，被清乡机关轻易夺走了。
此外，汪伪还“改订赋章”。常熟县在抗战前每亩征税1元稍多，剑1941年10月，赋税加并征税总计每亩合9元（以旧法币计）。而到1942年，江苏清乡各县每亩高达20元。也就是说，经过改订后的田赋征收率，已达抗战前的10倍乃至20倍。在部分地区，汪伪还实行田赋征实办法，而实物折价率则不到1/2或1/3。汪伪通过增收赋税的各种办法，从老百姓身上进行了敲骨吸髓的盘剥。据不完全统计，吴县、昆山、太仓、常熟、无锡、江阴、武进等七县，1941年1月至5月，清乡前共收田赋8万余元，而在1942年同期则共收232万元。清乡前后相较，收入增加了4倍。就江苏全省而论，仅1942年的田赋收入，就“比去年（1941）度的收入增多十几倍”。当然这其中有一个旧法币贬值的因素，即使如此，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汪伪政权的横征暴敛，是不管沦陷区人民死活的。
关于营业税和其他各种捐税，汪伪也不放松勒索。仅清乡后一年中，江苏太仓等县征收的营业税额，即比清乡前一年增加10倍以上。再从浙江清乡地区营业税情况看，1942年下半年为6.9万余元，到了次年的下半年迅速增加为47.4万余元，几乎上升到7倍。
关于汪伪政治的苛捐杂税，1943年6月25日，江苏崇明施静庵等人曾有《请制止苛捐杂税的呈文》（以下简称《呈文》），揭露得淋漓尽致。《呈文》中说：“自上月开始举办清乡以后，四周封锁，有天然之环海，益以人工之竹篱，耗全县数千百万枝之竹竿，糜千万之币值，将以全民众之安居乐业。墙壁标语朱墨巍然，讵料安乐之境未得，剔括之税频出，多似过江之鲫，犹如雨后春笋。某税冠以财政部，某税冠以财政局，名称虽异，性质类同，纸张税与箔类税已相冲突，再加之以迷信捐，一纸之微，须完三种税捐，人民目眩，五色浸至，无所适从。不问乡村小店，里巷酒家，取一壶之酒，佐一簋之豆，须征筵席之捐；瞽者街头蹲躅，藉星上以求饱，未能免迷信之税。他如保甲捐，则按户征收，牙税则肩挑贸易必交税领证，所得税外再有营业税，统税之外复有附加锐，屈计捐税名称达十余种之多。近义开征住房捐，闻以十万元有奇之比额展转承包，最后承包者已达五六十万元之包价。规程上租房照租值征30%，而办事者竟出之以自由估定，外加手续费二成，自己住宅概须纳20%房捐，税额之大，设想之周，无微不至。在主其事者未始非意料所不及，承包者当然于包额外尽量多收。以目前生活之高，月人数百元诚不足以养廉，巧立名目，予取予求，而小民苦矣。”
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除上述所引外，再以苏北地区为例，除了6项专税外，另有大车税、民生税、县税、团税、枪杆税、复兴税、补助税、扬子税、附属行营军事补助税等，甚至公开征收鸦片特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日、伪还强迫城乡居民出资参加所谓合作社，并强制农民卖给合作社农副产品价值多少，必须从合作社买回同等价值的物品，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日、伪则从中大发横财。
1941年年底日本侵略者偷袭了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以后，日、伪的经济清乡更赋予了新的内容。汪精卫就说过：“清乡之目的，更进一步而为协力大东亚战争。因此，日、伪就加紧搜刮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等战略物资。于是物资统制政策和开发资源政策就加紧推行。特别是对清乡区的粮食、棉花和粮棉制品，日伪更加强了这方面的物资统制。1943年1月，日方答应让汪伪参战，口头上允许将物资统制权交给汪伪，实际上仍由日方控制。同年6月，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决定先由苏、浙、皖三省和沪、宁两市从粮、棉开始到其他物资，实行物资统制。9月，汪伪“行政院”宣布苏南、杭嘉湖、苏北、皖中等地区的米粮，全部由米粮统制委员会和当地日军联络机关实行统制，同时公布清乡区米粮封锁办法。1944年米粮统制委员会计划在苏、浙、皖三省收购米粮共53.9万吨，其中一半是供应华中日伪军警，另一半运到上海、南京作为户口米出售，从中牟取暴利。
日寇在清乡地区实行资源开发政策，是要撇开汪伪直接控制工农业生产，为侵略战争直接服务而进行的公开掠夺。这种资源开发，首先指向苏南的纺织业和面粉业、杭嘉湖一带的蚕丝业、苏淮地区的棉花和小麦生产以及浙东的制盐业等部门。为此，日本兴亚院通过在这些地方的联络部有效控制下，建立生产机构，吸收游资，扩大生产，强化工人劳动强度；同时强制农民种植某些作物，以此增加产量，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但是，此时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法西斯及其豢养的汪伪政权已是日薄西山，行将覆灭，所有在清乡地区的反动措施，不过是日伪的垂死挣扎罢了。
三又一个“慈禧”
汪精卫为了配合日寇“以战养战”的需要，在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日”、“满”、“支一元化”、“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下，对在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实行了空前的掠夺，用中国人民的血汗，为日本法西斯输血，支持“大东亚圣战”。
汪精卫对其统治区域实行了全面的经济统制和掠夺，主要表现为金融统制、物资统制和产业统制。在金融统制上，以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活动为主体。在物资统制上，以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活动为中心。在产业统制上，以国策公司及其所属专业公司和“中日合办”企业为基本形式。三者形成汪精卫经济掠夺的主要内容。
汪精卫集团对沦陷区人民的掠夺首先是从控制金融人手，然后将其触角伸向工业、农业和商业。
1940年4月13日，汪精卫政府颁布“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委派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兼筹委会主席。他们根据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拟将中央银行改为中央储备银行的原议，把汪伪中央银行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由汪伪政府一次拨出伪币1亿元为基金，并规定伪中储行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承募国内外债券并经理其还本付息等特权。1941年1月6日伪中储总行在南京成市。南周佛海、钱大櫆为正、副总裁。1月20日，伪中储行成立了上海分行，成为中储行的业务重心。
伪中储行是日本一手扶植、专为日军侵略中国效劳的汉奸银行。日军为了支持这个侵略工具，于1942年7月和1944年8月，先后由东京日本银行贷款5亿日元。为了便于日军扩大侵略，伪中储行先后在苏州、杭州、蚌埠、无锡、镇江、宁波、汉口、广州、厦门、汕头、九江、南昌、徐州、连云港等处设立分支机构，以控制敌占区的金融。
日本为了控制中储行，于1940年12月17日与汪精卫集团签订了《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在条约中，规定了日本控制、利用中储行的种种要求。如顾问制度，中储行聘请日本顾问及顾问附。根据这条要求，在其内部设置了一个由40余个日本人组成的“顾问室”。顾问为木村增太郎，副顾问先为吉川，后为大久保太三郎，下设5个部。凡有关中储行的营业、理事会决议、国外汇兑、与外国银行的关系、旧通货事项、军票及日本通货事项、中储券的印刷发行、规章制度的制定、科长以上的任免，均需征询顾问的同意。副顾问大久保太三郎还兼任日本银行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因此，伪中储行是挂着“汪记”招牌的日本银行在日占区的分店。它与日本银行“共存共荣”，共同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膏血。又如，中储行所具有的外汇，须存入日本银行，对外汇的管理使用，要由日汪双方组成外汇管理委员会处理。同时汪方确认日本军票发行的既成事实，将来也应协力。如果实行对军票有影响的政策时，应与日方事先协议。中储券流通范围应与日方协议。
伪中储行成立后，发行1元、5元、10元兑换券及1分、5分、1角、2角辅币券。以后票额由10元至百元、千元、5000元，最后增大至万元。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入上海租界，接管了原国民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和中央储蓄会以及英美等外商银行。日本与汪精卫集团成立了“中日联合委员会”，筹备中、交两行的改组复业事宜。1942年9月1日两行同时复业。汪伪规定伪中行是“抚助生产、发展贸易”的银行，规定资本额为伪中储券2000万元，官商各半；伪交行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规定资本额为伪中储券1000万元，官股6成，商资4成。两行的官股资金由伪中储行拨给。这样，中、交两行便成为伪中储行的附庸。
1942年10月，汪精卫又下令成立“检查金融事务处”；1973年7月又以“强化战时金融，肃清敌特残余势力”为借口，控制了上海所有商业银行、钱庄，改组了原由官商合办的“小四行”（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等4家银行）。规定四家银行资本额为伪中储券400万元，以各行在伪统治区的资产抵充，原有官股则由伪中储行无偿接收。
汪精卫通过这些措施，经过一年多时间，形成了一个伪中储行——伪中央信托公司——伪中央储金会——中、交两行——“小四行”的战时金融体系，并从组织上制度上控制、操纵了整个金融市场。这个金融体系，经过日本顾问室的控制，完全纳入了日本帝国主义战时经济的轨道，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插入中国大动脉的针筒，抽取着中国的民脂民膏。
1942年6月1日，汪精卫唆使伪财政部公布“中储币”为唯一“合法通货”。一切债务所订契约，均以2对1的比率改用“中储币”偿付，并会同伪中储行成立“整理旧币委员会”，规定6月8日至21日为兑换期限。公布“整理旧币条例”、“收回旧法币详细办法”，强令各庄行和百姓以2对1之比率折换伪币。6月25日，伪中储行又颁布“禁止使用法币”条令，违者治罪，强行推行中储券。据1942年6月底伪中储行所公布的数字，上海一地共收兑“法币”11.2亿元。11月底，据日本顾问木村说，收兑“法币”已达20亿元以上。汪精卫这样做，就把日伪统治区人民手头的现金，侵吞了一半，由于“法币”贬值，造成物价暴涨，市场混乱，广大人民遭受了又一次浩劫。
汪精卫还通过滥发伪币、搜刮民财为日本“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效劳。随着日本军事侵略的扩大和失败，伪币发行量恶性膨胀。日军投降后，据伪发行局毛仁堉说，中储券发行总额共约40000亿元，但他也不知确数。伪币面额最大的有万元巨钞，伪币泛滥成灾。据中央储备银行自称：自该行成立以来，准备金——黄金27000余条，发行中储券1.9兆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