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名单分配情况如下：当然委员6名，列席委员4名，指定委员由汪精卫指定19名汪记伪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充任；11名延聘委员由汪精卫指定“合法选举人士”及“社会知名人士”充任。从这里，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汪精卫曾反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指派代表包办大会的往事，他当时是何等振振有词，义形于色；不过，汪精卫现在演的是汉奸傀儡戏，他当然更可以不择手段，人们也就不屑于置理了。
当然委员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
列席委员，褚民谊，朱履稣，顾忠琛，江亢虎
指定委员，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邨，傅式悦，鲍文樾，萧叔萱，（杨揆一）
延聘委员，齐燮元，朱深，赵毓松，赵叔雍，褚青来，岑德广，赵正平，缪斌，卓特巴札布，（殷同），（高冠吾）
为配备班子，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任命了正副秘书长及各专门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并于3月26日宣布任命：
秘书长，周佛海，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梅思平，副主任，金雄白
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陈群，副主任，刘云
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徐良，副主任，张显之
军事专门委员会主任，鲍文樾，副主任，凌霄
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陈之硕，副主任，梅哲之
经济专门委员会主任，陈君慧，副主任，何炳贤
交通专门委员会主任，李祖虞，副主任，陈伯藩
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焦莹，副主任，唐惠民
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主任，蔡洪田，副主任，凌宪文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是根据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的决议设立的，它是作为伪“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关，直至“实施宪政”为止。因此，上述的委员名单，事实上就成为汪伪政权最高领导机关的头面人物。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群奸合流的完成，伪“维新政府”既已合并于伪中央政府，伪“临时政府”于是在3月29日作形式上的解散，接着于次日（即所谓国府还都的同一天），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诞生，也就是换了一块招牌。该会的任务是“受（汪伪）国民政府之委托，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所辖地区的政务。”其特点是：注重把历来属于临时政府管辖下的黄河以北的河南省分离开来，委托“中央”管辖，而且简任官以上的人事由“国民政府”任命。由“国民政府”委托的事项中还包括管理所辖地区内的国有财产和处理地方性的涉外事项等。另外，为方便委员会工作，授予属“中央”法令范围内的有关防共、治安、资源的经济开发及调节对物资的供求关系等问题的处理权。但是“国民政府”在必要时得对组织条例进行修改，为适应今后华北的新事态的现实保留余地，这反映了华北和华中之间在对外及政治关系方面的微妙性。
这种微妙性就在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有它自己的管辖区即冀、鲁、晋三省及京、津、青岛三市；在它的辖区内有处理国有财产和处理地方性的涉外事项；有处理防共、治安、资源的经济开发及调节对外资的供求关系等问题的权力。所有这些方面汪伪政府不得过问。汪伪所争得的只是一点象征性的权利：例如河南省从华北分离出来，还只是“委托中央管辖”；简任以上的官由“国民政府”任命；再就是伪“国民政府”在必要时可对组织条例进行修改，等等，如此而已。实质上华北这片地区，汪伪“中央政府”无权过问，华中与华北俨然仍是平行的两个伪政权。
对于伪“中央政府”的成立，汉奸们无不弹冠相庆。周佛海尤为神气活现，他非常乐观地估计：“‘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是有许多人民和军队来归的。表面上这似乎是拆重庆的台，但是这乃是人心思和和将士厌战的表现。这种根本的原因，会使军队和人民倾心于新‘中央政府’的。”但事实无情地戳穿了周佛海的谎言。中途和汪精卫汉奸集团拆伙的陶希圣，道出了汪精卫、周佛海们的秘密：“为了应付他们对日本的报销，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账。例如周佛海向日方说：‘我有十二师，都要别的军队动他们才动’。原来有些军事掮客口说几师几师，到处交换赌博的本钱，没有半句话是可以相信的。这种谎报，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细。某人收买游击队，中饱了百万元；某人拿8万元去江北收买游击队，全数进了腰包，如此之类，传闻处处。”周佛海所说的“人心思和和军士厌战”，就是这么一回事。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并为此发表《还都宣言》。为什么叫“还都”？汪精卫也是搜索枯肠，颇费了一番心思。在他看来，国民政府首都本来就在南京，因抗战起事，武汉、重庆先后曾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不过那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办公。现在“国民政府根据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还都南京”，那就是把国民政府办公地方又搬回到首都，“名正言顺”。
在《还都宣言》中，除了重复“实现和平、实施宪政”的滥调外，还煞有介事地将伪“国民政府”主席一席虚位以待林森，还要求在重庆和各地的军政人员“回京报到”。并为此张贴布告说：凡属公务人员，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对于此等报到人员，一经确实证明，概以原级原俸任用。其有怀抱忠诚，就其所处苦心斡运，有所贡献者，尤当优予任用。凡属一般将士，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其非正规军队，散在各地担任游击者，亦务必遵命停止活动，听候点验收编。
这个布告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对于公务人员诱以原级原俸；对于一般将士，则要求停战待命；但这仅是汪精卫们的痴心妄想，爱国军民是不会为汪精卫的口蜜腹剑而上当受骗的。
处于日寇刺刀监视下成立的伪“国民政府”，要干些什么勾当呢？在《“国民政府”政纲》中有这样的话：
“本善邻友好之方针，以和平外交求中国主权行政之独立完整，以分担东亚永久和平及新秩序建没之责任”。“联合各友邦共同防制共产国际之阴谋及一切扰乱和平之活动”。“对于拥护和平建国之军队及各地游击队分别安辑，并建设国防军”。“设立各级民意机关，以养成民主政治”。“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重建中央银行，统一币制”。“整理税则复兴农村”。“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并提高科学教育”，等等。
上述方针，除了一些不兑现的许诺，如“中国主权行政之独立完整”、“设立各级民意机构”，“召集国民大会”等漂亮辞藻外，反共媚日成了汪伪政权的基本政策。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口本豢养汪精卫这样的走狗，就是服从于其侵略政策的需要，反过来说，汪伪政权的存在本身，就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产物。
汪伪“国民政府”登场，汉奸们都分得一官半职，朝廷虽小，百官齐备。从政府主席到边疆委员长（有人讥笑南京城门就是汪伪的边疆），应有尽有。机构重叠，因人设事。伪廷各院、部、会主要头目名单如下：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代）
伪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伪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后为周佛海）
伪内政部部长，陈群
伪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兼）
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
伪军政部部长，鲍文樾（代理）
伪海军部部长，汪精卫（兼）
伪教育部部长，赵正平
伪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
伪工商部部长，梅思平
伪农矿部部长，赵毓松
伪铁道部部长，傅式悦
伪交通部部长，诸青来
伪社会部部长，丁默邨
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
伪警政部部长，周佛海（兼）
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后为罗君强）
伪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
伪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楣
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
伪立法院副院长，未定
伪司法院院长，温宗尧
伪司法院副院长，朱履龢
伪最高法院院长，张韬
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
伪考试院剐院长，江亢虎
伪铨叙部部长，江亢虎（兼）
伪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焦莹
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
伪监察院副院长，顾忠琛
伪审计部部长，夏奇峰
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兼）
伪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代理）
伪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代理）
伪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萱（代理）
伪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兼）
与此同时，伪“临时”、“维新”两政府亦发表解散、解消宣言，以示群奸合流的完成。
伪“临时政府”的解散宣言曰：“兹者幸值‘国民政府’改组还都，宣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之二目标，均能吻合临时政府本来之目的，趣旨既合，两者自当归于统一。”
伪“维新政府”则以“解消宣言”的形式出现。其宣言曰：“兹幸中央政府即日成立，并揭橥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同人等赞成于先，尤宜辅助于后，所有原设之维新政府，应即宣告解消。”
在这里，“解散”与“解消”虽只有一字之差，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伪临时政府只是换了一块招牌而保持其对汪伪的独立性；伪“维新政府”则作鸟兽散，它的重要成员则由汪伪予以安插，所以他们发出“尤宜辅助于后”的哀鸣，实质上是哀求汪伪不要冷落他们。
汪精卫于同日对日本发表广播词，向侵略者信誓旦旦地说：敝国有志之士经过深切猛省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的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政策。国民党同人服务于国民政府者，先后退出重庆，联合事变以来全围各处先后成立的政权，以及在野各党派暨贤达之士，相与协力，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的运动。在此运动进行期间，得到贵国朝野热烈的同情与援助，遂得到达于今日的新阶段。鄙人于此，敬为中国前途，向贵国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
汪精卫的这一番表白，当然是媚日的官样文章，但也反映了汪精卫和日本之间的主奴关系。因为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汪精卫想统一（即使足形式上的统一）既成的各伪政权，建直汪伪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汪精卫对日本的感激是由衷的。
不过，汪精卫所谓的“国民党同人服务于国民政府者，先后退出重庆”，却不是事实。实际上和汪精卫同流合污的，依然只是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等少数国民党败类而已。关于这一点，周佛海说得较汪精卫直截了当一些。他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此次政府事实上系余一手所造成，暗中颇引以自豪。”话虽然说得过分一些，把自己的反动作用估计得过头一些，但反映了汪伪的统治基础是多么脆弱。
汪伪政权的成立，并没有给汪精卫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一个目击者记载说：
那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6个大字。但市民们也有一些辛酸；这一条黄布飘带，是玷污了中华民国，玷污了中华民族！
“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风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指汪精卫——下同）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我只约略记得他的大意：（一）大亚洲主义是我们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绝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他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而且“隆重严肃”，字样，还是文人笔下的辞藻。
“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到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这段描述，尽管作者对汪伪政权特别是对汪精卫充满了爱怜惋惜之情，但无法否认汪精卫黯淡凄凉不堪入目的汉奸丑态。
汪伪政权尽管惨淡经营了一年又三个月，可是日本主子并不给它赏脸，除了不派大使故示冷漠外，还发生了一件使汪精卫大为扫兴的事。据罗君强回忆说：
在汪政权成立这一天，南京城里到处挂的这种带有小黄旗的“国旗”，实在有点刺目。伪中央党部的人员，那一天在党部屋顶上挂了一面不带“附件”（即附有“和平反共建国”这样的黄色布片）的青天白日党旗，日本宪兵经过看见，马上入党部质问，一定曼当场卸下这面党旗，党部职员打电话问我（指罗君强），我急派日语秘书李正兆前往“中央党部”和日本宪兵交涉，对他们说明，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中日双方协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才有黄色小旗，他们不要误会，你们可以回去问问上司再说。日本宪兵这才悻悻然而去，并威胁说：如果规定不是这样，我们将对这面旗子开枪射击的。罗君强牢骚满腹地说：刚刚参加过成立典礼，碰到如此倒霉的交涉，真是气闷之至。
汪精卫就在这种不景气又晦气的气氛中，登上傀儡政权儿皇帝的“宝座”。伪中央党部的人员，那一天在党部屋顶上挂了一面不带“附件”（即附有“和平反共建国”这样的黄色布片）的青天白日党旗，日本宪兵经过看见，马上入党部质问，一定曼当场卸下这面党旗，党部职员打电话问我（指罗君强），我急派日语秘书李正兆前往“中央党部”和日本宪兵交涉，对他们说明，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中日双方协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才有黄色小旗，他们不要误会，你们可以回去问问上司再说。日本宪兵这才悻悻然而去，并威胁说：如果规定不是这样，我们将对这面旗子开枪射击的。罗君强牢骚满腹地说：刚刚参加过成立典礼，碰到如此倒霉的交涉，真是气闷之至。
汪精卫就在这种不景气又晦气的气氛中，登上傀儡政权儿皇帝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