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还向近卫诉说他目前的处境，希望近卫能为他解脱困难。他卑躬屈膝地说：“‘中’日两国，一方是强大的先进国家，另一方是极其脆弱的国家。而日本动辄指责中国之所不及，而中国则有感受日本压迫的危险，尤其中国国民，一般都抱有今后会不会亡于日本的疑惧。”根据这种情况，汪精卫要求日本能给他一点小小的自由，他才好去欺骗中国人民。他哀求说：我之所以主张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国旗为青天白日旗，决不是面子问题，这是为了扫除国民疑惧之念，使其安心地深入考虑问题的缘故。重复地说，‘中国’在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采取与日本一致的方针，提携合作，这不成问题；但是过于限制中国的行动，中国恰像不成国家的状态……‘中国’要以爱中国的心情提出具体方法，必须使‘中’日两国都安心，两国政府都能对本国人民说得过去。由于近卫此时已不担任日本首相，他只能一般地安抚汪精卫说：“从平沼首相及各大臣的谈话看来，我国朝野都信赖阁下，希望阁下对收拾时局予以最大的努力。”以空言搪塞过去。
6月16日，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做出下列决定：
关于“中央政府”的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关于“国旗”，在采用青天白日旗的同时，在旗的上角须附以三角形黄布片一块，上书“反共和平”字样。关于废除“临时”和“维新”两政府，只能理解为仅取消其名称；而对两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协定及其他有关决定，则由“中央政府”继承下来。对于建立“中央政府”，要特别考虑具有人的因素和基础实力。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件和协定，“中央政府”应按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宣布予以废除和修改。
以上就是此次汪精卫来日本后，日本政府给汪精卫开的一张要成立伪政府就必须接受的条件清单。表面上也满足一点汪精卫的所谓继承法统、党统的虚荣心，但对于日方已经取得的权益，则寸步不让。
6月18日，汪精卫结束赴日谈判的活动，由影佐祯昭、犬养健、矢野征记及海军大佐须贺彦次郎、外务省书记官清水董三等陪同下，离开日本返国。汪精卫此次日本之行，可说是空手而归。日本方面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汪精卫拿着这张支票和一大堆日方控制汪方的具体条款回来，就急急忙忙地筹建伪府工作。
六汉奸也要讲资历
从日本回来后，汪精卫就着手筹建伪政府工作，来推进他的“和平”运动。但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府问题。如论汉奸资格，王克敏、梁鸿志这两个人比汪精卫的资格老，而且背后都有日军高级将领作后台，因此，和他们的会谈是曲折而艰难的。
1939年6月24日，汪精卫一行由日本抵天津。当即拜访日本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长喜多诚一。27日汪精卫到北京，首先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元，接着与“临时”政府头头王克敏举行会谈。王克敏表示：他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对召开汪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还是表示欢迎的，并表示开会地点以放在北京为适当，从而壮壮“临时政府”的门面。王克敏愿参加由汪精卫召集的“中央政治会议”，而且说“临时政府”可以参加三四名委员，但他本人不想担任委员名义。关于新成立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问题，王克敏认为现可不必讨论，留待将来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王克敏对汪精卫的到来，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他倚老卖老地向汪精卫表示：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汪精卫要他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京工作。王克敏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不离开北京老巢，要当官也不到南京去任徒有虚名的伪职。
6月28日，汪精卫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与“维新”政府的头头梁鸿志会谈。如果说，与王克敏的会谈还算顺利的话，那么汪精卫与梁鸿志会谈则是费尽心机，因为他们彼此都存有戒心。梁鸿志担心汪精卫在华中建立伪政权会吃掉“维新”政府，因而对汪旁敲侧击，汪精卫也小心翼翼，避免谈实质性的问题。他们的一问一答，都是反映他们这种心意的。
梁鸿志：阁下在东京会谈时，没有提出排除中国特殊化的问题吗？
汪精卫：所谓中国特殊化是什么意思？
梁鸿志：没有要求取消蒙疆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吗？这就是说，不仅否定这些名称，而且否定成立政务委员会等，是不是适当？
汪精卫：蒙疆作为防共地区，情况特殊；华北也作为特殊地区。因此，适应特殊情况必须有特殊机构。
梁鸿志：要成立特殊机构，不是影响中国主权吗？
这一段对话，双方都不直接谈处理“维新”政府的问题，汪精卫只说华北、蒙疆的特殊性，暗示华中不存在特殊性的问题，因而没有必要成立特殊机构。梁鸿志否认华北和蒙疆的特殊性，他认为如果存在特殊性的话，那么华中、华北应一视同仁，同样处理。从而使汪精卫不能自圆其说。
梁鸿志还问汪精卫，否认重庆政府和第三国签订的条约是否适当？还问到为什么停止和吴佩孚的会谈等问题，汪一一作了回答。汪精卫为了安定梁鸿志的情绪，对“临时”和“维新”两个政府，过去所作的一切努力加以称赞，并要求今后一致合作下去。
与此同时，汪精卫与伪维新政府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也一一进行了谈话。
和陈群的一番对话，使汪精卫大为困惑，因为陈群当面将了汪精卫一军。
陈群：我是国民党员，但和缪斌的做法不同，缪斌常常攻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我在南京则不这样。
汪精卫：本人离开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政策不行。如果蒋介石放弃现在的政策（指抗日联共政策），追随我们，便失去与他分裂的决心。
陈群提出的这个问题，使汪精卫大为恼火，事后汪精卫曾向日本人野村说：为什么陈群要这样说？他的意思很难了解。其实，陈群的话并不难理解，他是指桑骂槐，指着缪斌骂汪精卫。因为汪精卫过去不是追求蒋、汪合作和蒋介石打得火热吗？可是一离开重庆就大骂蒋介石，这和缪斌有什么两样？不过这时的汪精卫有苦说不出，只好装糊涂就是了。
这次汪精卫和梁鸿志的会谈虽经日本人的牵引，但没有也不可能谈出什么名堂，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结论。
7月5日，汪精卫与梁鸿志在南京进行第二轮会谈，汪对这次会谈的印象较第一次好一些，这是由于“维新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汪精卫利用了这个矛盾，汪命周佛海、梅思平通过岑德广的关系，拉拢了陈群和任援道这两个实力派人物，使他们转而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向陈、任二人许诺，将来“中央政府”成立后，他们仍可官任原职。这就拆了梁鸿志的台。因此梁鸿志对“维新”政府的命运特别关切。梁鸿志质问汪精卫是否要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义？他开门见山地说：新中央政府是“合并”还是“改组”“维新”政府，“合并”则不同意，“改组”是可以的。汪精卫敷衍梁鸿志说，打算使用“废除名称”的办法。
这次会谈中还出现了一点插曲：在聚餐厅，温宗尧附在汪精卫耳边悄悄说：“我个人毫无问题，无须考虑。”陈群建议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时，要坚决主张采用青天白日旗。这些情况表明了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的离心倾向。
但是，在日本策划汪精卫与“临时”、“维新”诸伪组织合流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还作出了《解决事变秘策》。这个《解决事变秘策》概括地说，就是设法使汪精卫和重庆政府合流，导致停战。引诱英国同意日本主张，使英国成为蒋、汪双方的“斡旋人”。这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厢情愿。日本对汪精卫的态度则很严厉，决定在停战问题上，如果重庆答应而汪精卫不答应时，则将汪排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能否建立自己的“中央政府”，就只能根据日方的眼色行事了。
在日本的策动下，梁鸿志、王克敏为了表示对汪精卫组织所谓“中央政府”的支持，7月11日，梁鸿志、王克敏在青岛大陆饭店正式接见新闻记者团，他们分别表示对汪精卫“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
梁鸿志声称：“‘维新’政府树立时之施政根本原则即为反蒋、反共、亲日，半年以来，吾人始终努力实现此三原则。吾人早具决心，拟以全力协助汪氏，而吾人不仅对汪精卫如是，即对国民党员，凡以此三原则来者，均拟加以协助。”
这段话表面上对汪精卫表示协助，骨子里实在是对汪摆“反蒋、反共、亲日”的老资格。就是说，早在半年前，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王克敏则故作清高地说：“吾人往昔，对党派观念即薄，凡为复兴中国而崛起者，不论何人，均拟与之协力。此届汪精卫氏，为中、日两国计，振袂而起，临时政府决不惜加以协力。”
由于王克敏知道日本不会放弃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因此对汪精卫组阁断定不会危及临时政府的存在，乐得顺水推舟，赞同汪精卫的做法。
影佐祯昭在回顾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会谈的情况时说：“从时间上说，比他们迟出来的汪精卫要组织‘中央政府’，把临时政府降格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正处在解散的命运，这样一想，两政府要人也不能定下心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汪精卫对这些要人的立场似乎也有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上述情况表明，这是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争当汉奸头目、饱狗与饿狗之间的一场有趣的斗争。
正当汪精卫声称和王克敏、梁鸿志的会谈取得相当成果之际，日本海军特务机关首席武官野村中将却得出悲观的结论。他说：“最近汪精卫的活动终于使一般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失望和怀疑正在深刻化。一般民众对汪精卫派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由衷欢迎和平的人一个也没有。”不仅如此，野村还指责汪精卫说：“最近汪派的活动，事实上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的和平，而且正在和平运动各派内部制造分裂。”野村的观察，从中国人民看清汪精卫的汉奸面目后，对汪精卫表示冷淡和厌恶，这一点无疑是对的；而野村说汪精卫在“和平运动”各派内部制造分裂，换句话说，就是在汉奸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也在发展。这个结论对汪精卫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官任原职。这就拆了梁鸿志的台。因此梁鸿志对“维新”政府的命运特别关切。梁鸿志质问汪精卫是否要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义？他开门见山地说：新中央政府是“合并”还是“改组”“维新”政府，“合并”则不同意，“改组”是可以的。汪精卫敷衍梁鸿志说，打算使用“废除名称”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