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对共产党的存在决不可掉以轻心。中日共同防共，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周佛海咬牙切齿地说，“五年之内不消灭共产党，就允许日军在内蒙驻扎五年，十年不消灭就驻扎十年，直到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为止！”
“何须十年？”陈公博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中日战争一结束，两国一齐出兵，不上一年，就叫共产党彻底灭亡！”
“我说十年，是包括消灭苏俄在内。”周佛海解释一句。
“那也用不着十年。因为对付苏俄除了中国和日本，还有德国和意大利哩！”陈璧君自信地伸出三个手指头，“三年之内，可以把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消灭干净！”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更没有想到21年后，她会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这是后话，暂且休提。
声明的最后一段话，更富有欺骗性和诱惑力：“日本对中国既无领土要求，也无军费赔偿要求，只要中国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意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坚决履行重光堂协议，争取日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陈公博兴奋不已，“事实将告诉国人，我们在为争取中国主权而奋斗！”
“这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新政权的最大支持！”周佛海眉飞色舞地说，“日本不愧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我们不仅光复了卢沟桥事变以来失陷的大片国土，而且废除了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事实证明，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陈璧君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汪精卫说道：“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一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结束战争、收复失地的愿望，终于通过我们的努力即将实现。我与诸位一样，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他思潮起伏，百感丛生，“当然，在共产党和好战分子看来，日本的声明是诱降书。这没什么，中国四万万同胞，总不能只长一个脑袋嘛！《易经》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对同一个问题，各人观察的角度不同，见解也不相同，这不足怪。”他抬腕看表，已是11点40分，“我们究竟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日本的声明，以什么方式表达我们的见解，需要认真予以研究。请诸位分头考虑好，明天上午8点再集中讨论。”
第二天上午，大家准时来到高朗街二十七号。汪精卫连简单的开场白也没有，他淡淡地问道：“诸位看，以什么方式表达我们的见解呢？”
“这自然以汪主席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要求。”陈公博不假思索地说。
“应该如此。”陶希圣说。
“也只能如此。”周佛海话一出口，从曾仲鸣和陈璧君的沉默中，意识到汪精卫的想法与自己不一样，赶忙补充一句：“汪主席的意见呢？”
“我想以我的名义，向老蒋和中央执监委会写信的方式，阐述我们的主张，也就是同意日本的要求。”汪精卫沉静地说。
“向老蒋和中执监委写信？”陈公博一怔，“那么，信的开头怎么称呼？”
“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钧鉴。”汪精卫说。
大家听了汪精卫的意见，仿佛在滚开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顿时爆炸开了。
“我们冒着种种风险，跟随汪主席来到河内，只想今后在一个理想的天地里干一番事业。唉！”陶希圣摇摇头，不胜凄然，又感到无限遗憾。“想不到你还承认老蒋是国民党中央总裁，响应日本声明的事还要与老蒋商量！”他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汪精卫，心里揣摩着：是你胆小怕事，还是想继续与蒋介石合作？想着，想着，顿觉汪精卫的身躯矮小起来。“既然如此，我下午就去香港，再想办法去美国定居。”他气得胸脯急剧地一起一伏。出于礼貌，又紧接着补充一句：“请汪主席原谅我的粗暴和不冷静。”
周佛海感到汪精卫的做法不可理解，也很生气。他抑制着冲动的感情，望着汪精卫问道：“汪主席给老蒋写信，提不提建立新政权的事？”
“不提。”汪精卫的脸上虽然露出微笑，但却难以捉摸。
“请汪主席原谅我的坦率！”周佛海冲动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了，气呼呼地说，“我马上回重庆，向老头子请罪，相信他会宽恕我的。”其实，即使走投无路，他周佛海也不会回重庆。但此时此刻，他确实感到一脚踏进了万事皆休的境地，心突然被人掏空了一样。
“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陈公博仿佛梦里黄金满屋，醒来两手空空似的空虚和泄气，“那么，我也只好告辞了。”他心中像要刮起西北风时的大海一样翻腾起来，嘴巴一张一闭，本想说几句气头上的话，又感到对不起这位多年患难与共的老上司，就把话压在舌头底下了。
房间里，静得好像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呼吸，一切都停止了运动。
“昨天下午，汪主席对我说出他的主张时，我与诸位一样感到不可理解。”曾仲鸣打破了寂静，“后来经汪主席解释，这样做，既表示拥护日本的声明，又能蒙蔽老蒋。”
“我们已经到了河内，还有必要蒙蔽老蒋吗？”陈公博脸上的肌肉痉挛着，显得很反感，“我们的牌早已摊开，还能蒙蔽得住老蒋吗？”
“从策略上考虑，在新政权未建立之前，需要继续不断地蒙蔽老蒋。”陈璧君神秘地一笑，“这是一个不可忽视，不可等闲视之的现实。”
“继续不断地蒙蔽？请不要把老蒋看得那么愚蠢！”陶希圣还在生气。
又是一阵沉默。
“诸位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汪精卫异常严肃，甚至有些强硬，“我为什么要直接对老蒋和中共执监委写信呢？说说我的理由，也希望诸位理解我，支持我。”他沉吟片刻，“尽管过去我有职无权，但还是名义上的副总裁，从组织观念着想，我应该向总裁和中执委、中监委写信，既是报告我的思想，也是阐述我的主张。这丝毫不意味着我承认，或者尊重老蒋是总裁。”他见他的话能促使亲信们的感情起着变化，饶有兴致地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向国人和世人表白，我们并不想与老蒋争政权。如果老蒋能够接受日本第三次声明的主张，结束中日战争，收复失地，我们仍然拥护他在中国主政！”
“如果老蒋真的接受了呢？”陶希圣赤裸裸地说。他生怕汪精卫丧失建立新政权的机会，使他理想中的一切随之落空，心里一急，也顾不得遮遮掩掩了。
“老蒋能够接受吗？”凡是汪精卫说不出口的话，就由曾仲鸣作传声筒，“中日和谈已进行一年零一个月，如果老蒋有诚意，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也不至于沦陷。当然，老蒋并不是不想和谈。他先派董道宁、高宗武、周隆庠秘密赴日，后来又派梅思平继续与日本有关人士秘密联系，证明他渴望和谈。但老蒋希望的是暗中求和，而日本要求公开，自然和谈不成。”
曾仲鸣的话，使大家宽心，释念，解闷。
汪精卫精神亢奋地思索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给老蒋他们写信，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老蒋出面主和。据刚才仲鸣先生分析，这种可能性很小，乃至没有。二是老蒋仍然做着暗中求和的美梦，再秘密派人与日本联系。这样，我与老蒋之间的敌对情绪可以得到暂时的缓和，便于我们从容不迫地按原计划筹备建立新政府，也便于我们把更多的人争取过来。三是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和撤销职务。这也对我们有利。说明我们出面主和与建立新政权，是逼上梁山，将会获得国人和世人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对汪精卫的老谋深算，大家感到五体投地的佩服，一齐连声说：“高见，高见！”
“至于信怎么写，我先说个提纲，与诸位商榷。”汪精卫越发有精神了，“信的开头，我想引用今年4月1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段话：‘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求东北四省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诸位看，这段话有引用的必要吗？”
“很有必要，很有必要！”陈公博点头称道，“日本第三次声明提出的要求，基本上符合宣言的精神。”
“这说明和谈停战是全党的愿望。”周佛海赞叹不已，“把这段话引用在信的开头，下面的论点就无可辩驳了。”
“接着论述三点。”汪精卫说，“一是为了善邻友好。这一条着重说明日本对中国并无领土要求，也无赔偿军费要求，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将仿效明治维新前例，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不仅北方诸省得以保全，而且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他愣了一下，似有难言之隐，但事到如今又不能不说，“至于东北四省之合理解决，目前无能力收复，暂时承认它独立，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
大家用称赞的语言表示同意。
汪精卫接着说：“二是为了共同防共。日本已经表明，中日共同防共不影响中苏邦交。中国共产党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国父事业的继承人，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那就应该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共产主义宣传，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完全遵照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他见大家频频点头，没有异议，继续说：“三是为了经济提携。日本郑重声明尊重中国主权，不想在中国实行经济上的独占，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求经济提携。对此主张，应原则上予以赞同。建议国民政府以上述三点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以期恢复和平。”他满面笑容地望着大家，“请诸位修改补充。”
“分析精辟，说理透彻，很好。”陈公博说，“建议再加上日本在内蒙驻兵和全面撤兵问题的内容。”
周佛海想了想，说道：“建议加这么一段话：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能以合乎正义之和平手段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抗战之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补充几句。”陶希圣说，“回忆去年11月初，南京尚未沦陷之际，德大使前往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本五项条件，较现在苛刻得多，而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接受日方条件为和谈基础。南京沦陷后，条件更为苛刻，蒋先生仍然表示，除要求保持华北主权外，其他条件都不能看为亡国条件。今天，日本既然大大让步，我国更应拿出诚意来和谈。”
“我也补充几句。”曾仲鸣说，“国际上，德、意、美、英、法、比等大国都希望中日和谈停战；在国内，除了共产党及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都希望和谈停战。”
“诸位的意见很好，我把这些内容加进去。”汪精卫为有这样一批文思敏捷的同路人而高兴。
当天下午，汪精卫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凝神聚思，斟词酌句，花了两个钟头把信写好。信的结尾，原来写的是：“谨此提议，伏盼采纳。”想了想，觉得不够谦虚和诚意，把这八个字划掉，改为“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晚上，汪精卫把亲信们叫来，将信念了两遍，又将个别字句作了修改，交陈国琦复写两份。陈国琦复写好之后，问汪精卫：“六姑爷！信的落款日期写哪一天？”
“暂时空着，哪天见报就写哪天。”汪精卫想了想，吩咐说：“请公博、佛海、汇曾三位明天去香港，将信交给孟余、柏生、圣五、思平四位过目，然后在柏生主编的《华南日报》发表。哪天见报，我就在哪天用电报发给重庆。”
24日下午两点，陈公博一行三人乘飞机到达香港。一个钟头之后，他们在《华南日报》编辑部，与顾孟馀、林柏生、李圣五和梅思平一道，研究汪精卫的信哪天见报，用什么标题，登在哪一版等问题。
顾孟馀看了信之后，一言不发，直到周佛海向他征求意见时，才开口：“汪主席的信用电报发给老将就行了，不必再在报上公开发表。”
“这种信在报上发表不得。”李圣五表示赞同。
“道理何在？”陈公博疑惑小解。
“用电报发给老蒋，他只会在少数几个亲信中传阅，决不会公开。如果一见报，世人皆知，人家非骂汪先生为卖国贼不可！”顾孟馀很生气，“唉！不知汪先生是怎么想的？公博、佛海、汇曾三位仁兄也不劝阻，居然拿着信来香港登报，也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
“孟余兄说的卖国，无非是指承认满洲独立吧！”陈公博用奚落的语气说，“那么，你老兄出席今年4月的临时中央全会，通过大会宣言时，为什么举手？”
“我举了手又怎么的？”顾孟馀倨傲地说。
“汪先生的信开头引用大会宣言一段话，孟余兄是赞成的嘛。”周佛海反驳道，“如果要说是卖国，那么通过大会宣言的人都是，你也不例外。”
“大会宣言中有‘谋求东北四省之合理解决’的话，难道承认满洲独立是合理解决？”顾孟馀不让步。
“汪主席的信说得很策略，目前无能力收复，暂时承认它独立，也是一种解决方式。”陈公博固执己见，“请问，无力收复，又不承认它独立，还有第三种解决方式吗？”
“第三种方式，就是拖，拖，长期拖下去。”顾孟馀面红脖子粗。
“那么，日本就是打，打，长期打下去。”陈公博冷笑一声，“我们受得了吗？”
“请三位冷静一点，有话好好说。”林柏生苦涩地一笑，“拖，解决不了问题。我想，在座诸位都看过重光堂会谈协议，对满洲独立问题谁也没有提出异议，现在再争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那是秘密协议，只能算作默认，所以我同意。现在要公诸报端，公开承认，我坚决反对。”顾孟馀据理力争。
“不管怎样，《华南日报》是我的天下，汪主席嘱咐我刊登他的信，我有权马上发稿。”林柏生说。
“我是从维护汪主席的声誉想啊！”顾孟馀软下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请柏生兄慢点发稿。”陈公博说，“既然有两种意见，建议马上发电报请示汪先生，由他裁夺吧！”
汪精卫于24日晚上收到陈公博的电报，到28日下午才给陈公博回电，大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吧！电报说：“一切荣辱毁誉概由个人承受，请29日见报。”
29日的《华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为题，发表了汪精卫的信。同一天上午8时，汪精卫将信电告重庆。因为29日的电报代码是“艳”字，故称“艳电”。
臭名昭著的“艳电”就这么出笼了。从此，汪精卫一伙走上了公开投敌的可耻道路。
蒋介石对汪精卫逃往河内，感到十分惶恐和忧虑。他很清楚，汪精卫出逃的目的，是按照日本的意志建立新的政权，这对他的政权是严重的威胁。
22日下午3点，蒋介石从外面回来，一进他的官邸，值日侍从就将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送给他。他读了日本的声明，更加诚惶诚恐。
宋美龄和陈布雷来了，见蒋介石面有愠色，坐下来等待他发作。还好，这回没有发脾气。他从桌上拿起日本声明，痛苦地说：“娘希匹的，唵，日本，这个这个，又来了一个声明，你们看看！”
陈布雷赶忙起身，毕恭毕敬地接过声明。先送给宋美龄看了，他自己才看。
“汪兆铭跑往河内，唵，三天了。今天，又收到日本支持他的声明，这个这个，我们总不能老作哑巴啦，唵！”蒋介石闷闷地说。他的眼光像剑锋一般寒冷，仿佛跟谁都过不去。
宋美龄经过一番思考以后，说道：“汪兆铭是副总裁，又是政治会议和国民参政会议主席，对这件事的处理要慎重。我的意见，在26日总理纪念周会上，你发表一篇演说，就说汪是请假去河内治病，是个人行动，与政府无关，同时对日本的声明稍加驳斥。”
“夫人的意见很好。”陈布雷讨好地给宋美龄的话下注脚，“这样做，不仅可以稳住人心，也可以留有余地，争取汪兆铭回重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