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是参加南京防守的七十二军军长。12日下午5时，他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开完撤退会议之后，就没有回部队。孙元良把轿车停在一个小巷子口，谎说去看望一个亲戚，提着一个皮料提包下了车。在小巷子的转弯处，见两头无人，迅速脱下军装，从提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便衣穿上，从另一条小巷子进入大街，叫来一辆人力车，送他到悦安妓女院。他花了四根金条，拜鸨母作干娘，要求她保护。第三天上午，他随同这位干娘迁到难民区。两个月以后，日军允许南京的难民疏散外地时，孙元良才混出来。
“孙元良罪不容诛！”冯玉祥气愤地望着坐在他左边的蒋介石，“建议你派人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应以临阵逃跑处置！”
“孙元良的所作所为也太不像话了！”于右任望着冯玉祥，“我支持焕章兄的意见，应该查处。”
“应该查处，应该查处！”20多个杂牌部队的师、军长和汪派人物齐声附和。
“好，唵，我一定派人认真调查。”蒋介石显得很气愤，“如果确有其事，这个这个，唵，不杀孙元良不足以正军纪！”他把脸转向何应钦，“敬之兄！你是军政部部长，唵，请你马上派人调查。”
唐生智紧张的心情，这才平静下来，但额头上早已沁出了湿漉漉的汗水。
何应钦知道孙元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的学生，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为了讨好蒋介石，派人搞了个大事化小的调查报告。
孙元良从难民中混出来以后，找到黄埔同期同学杜聿明、黄杰和李仙洲等人，通过他们向蒋介石说情。蒋介石发了一通脾气之后，说：“你们要孙元良来见我！”黄杰恳求说：“我们一定通知孙元良来见校长，万望校长能够原谅他这一回。”他们见蒋介石板着面孔不吭声，已经默许了才放心离去。第二天上午，孙元良来到蒋介石跟前，双膝一跪，像捣蒜似的连连磕头，哭丧着脸说道：“学生在南京撤退中的所作所为，辜负了校长对我的苦心栽培，给校长丢了面子，真是死有余辜！如果校长能宽恕我这一回，那么校长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今后一定冒万死而为校长争荣光！”
蒋介石很欣赏解放前有些人家在神龛中央写的“天地君亲师之神位”那行字，他要黄埔学生不要喊他“委座”而喊“校长”，因为老师可以堂哉皇哉登上神龛呵！现在，孙元良左一声“校长”，右一声“校长”，喊得蒋介石心里痒痒的；何况他要骂的话，孙元良自己已经骂出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只在孙元良的屁股上踢了几脚，骂了几句“娘希匹”和“混蛋”，也就作罢。为了应付冯玉祥等人的反感情绪，他要孙元良写份忏悔书，连同何应钦搞的那个调查报告，油印若干份，分别送给冯玉祥、汪精卫等人。之后，蒋介石暂时没有安排孙元良什么职务，让他协助八十三军军长邓龙之工作。不过半年以后，孙元良又当了军长。
眼下，大家见蒋介石气愤地说出“不杀孙元良不足以正军纪”的话，不管是真是假，会场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而紧张了。
一阵沉默之后，陈布雷继续报告了18日下午，日寇把5000多个难民赶下长江，被活活地冻死淹死；强迫200多个难民自己挖坑活埋自己，以及日寇在南京大肆进行抢劫等情况，然后忧虑地说：“日寇的大屠杀还在继续进行，不知还会有多少同胞死于非命呵！”
日寇的这场大屠杀持续两月之久，后来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红十字会等14个单位联合调查，被杀害者至少在30万人以上，被奸污的女人至少在3万人以上。这是史无前例的民族大悲剧，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
蒋介石的脸由左转向右，对汪精卫、冯玉祥说：“二位看，唵，面对敌人在南京的大屠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唵？”
“建议以政府的名义致函各大国政府，对敌人的大屠杀进行揭露和谴责，要求它们采取强硬措施制止类似事件发生。”汪精卫见许多人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又补充说：“措辞要有力，不要怕得罪日本人！”
冯玉祥原来对汪精卫一味主张与日寇和谈妥协很反感，现在以为他的态度转变了，高兴地说：“对汪先生的意见，我举双手赞成。”冯玉祥知道，汪精卫代表当时中国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他的转变将会影响一大批人转向抗日阵营。冯玉祥想到这里，高兴得真的把两只手举了起来。
蒋介石对汪精卫在会上的言行半信半疑，也对依靠国际力量制止日寇的野蛮大屠杀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仍然语调激昂地说：“我看啦，唵，面对日寇的大屠杀，措施上要双管齐下。这个这个，一边以政府名义致函各大国，一面由外交部长亮畴兄会见各国驻华使节，向他们揭露，唵，谴责。这两件事，就由彦及、亮畴二兄分别负责。为了争取时间，唵，二位现在就退席！”
“这函怎么拟，请委座明示一下要点。”陈布雷离开座位走了两步又站住了。
“就按照汪先生刚才说的精神去拟吧！”蒋介石想了想，说道，“这个这个，唵，不外乎两个内容：一是揭露谴责，二是要求国际出面制止。”
陈布雷和王宠惠走后，会议转入第二个议题：讨论南京失陷后的对日政策。与会者对日寇的残暴普遍地表示愤恨，加之汪精卫的慷慨陈词，大家一致认为，南京失陷后的对日政策是立足于打！并且建议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立即联合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对下一步的抗战进行具体部署。
接着，蒋介石将国民政府拟定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抗战统一，胜利第一”三句抗战口号解释一遍，算是会议的总结，然后问：“汪先生和冯先生还有什么意见，唵？”汪精卫摇摇头，说：“没什么意见了，一切遵循蒋先生刚才说的去办。”
“我还要说几句。”冯玉祥大大方方地在主席台上一站，“有些人总喜欢把我冯玉祥与共产党画等号。哈哈！鄙人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冯玉祥见他的话把会场镇得鸦雀无声，神情激愤地说：“有些人说我与共产党在抗战问题上天天唱高调，嗨！说天天唱有点言过其实。比如说，昨天我感冒发高烧，一句话也没有说哩！好吧，为了弥补昨天的不足，今天要多唱几句高调，不管在座诸位之中有没有人反对。”
冯玉祥从战略战术上，分析了南京失陷后敌我力量的对比，认识只要全国上下忠实履行刚才蒋介石讲解的二句抗战口号，抗日战争必定获得完全胜利。
“两天前，听一位朋友说，有那么几位先生成立什么‘低调俱乐部’，专门对付共产党与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之流唱的高调。”冯玉祥有点暴躁了，“如果在座诸位中有‘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那么，请上台来唱唱你们的低调，我们不妨论战一番！”
汪精卫不禁脸上一阵发烧，陈公博心里一阵急跳，周佛海脑袋里“嗡嗡”作响。蒋介石心里一怔，很快镇定过来，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道：“‘低调俱乐部’？这是什么人，这个这个，搞的什么名堂，唵？”
汪精卫知道“低调俱乐部”的出笼过程，但为了团结争取大家抗日，就转变语调说：“我相信在座诸位都是抗日的，不会有‘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大家看，没有人上台来唱低调嘛！”他把脸转向蒋介石，“关于‘低调俱乐部’的情况，今天不必细说。如果你不知道，请注意观察。”
其实，对于“低调俱乐部”的情况，蒋介石不仅知道，而且一出笼就得到他的支持。
冯玉祥那洪钟般的声音在蒋介石耳鼓里响起，他如释重负地深深叹了口气，然后严颜正色地说：“我有话在先，不论是谁，唵，唱低调，这个这个，就以破坏抗战论处。好！现在散会。”
汪精卫心里暗暗好笑，如果“以破坏抗战论处”，那就先把你老蒋自己“论处”一下看！
汪精卫刚走出会场，桂连轩就从轿车里走出来，踏着冻硬的冰雪，急步来到汪精卫跟前，低声报告说：“军委别动总队给汪主席派来了卫队长。这人名叫刘文焕，与我年纪相仿，也是二十七八岁。他原是别动总队的侦破处处长。一个钟头前，刘文焕就报到了。”
汪精卫吃惊地“噢”了一声，低头沉思着。他十分清楚，别动总队的总队长是康泽，此人在蓝衣社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所掌握的别动总队，是专干窃听、监视、绑架、暗杀的特务组织。现在，康泽把一个侦破处处长派到我汪精卫身边当卫队长，是不是蒋介石派到我身边的暗探？
刘文焕来了，给汪精卫增添了一桩沉重的心事。
二卖国路上不回头
1938年1月15日，汉口一德街九号汪精卫临时官邸。
汪精卫和陈璧君刚用完早餐在洗脸，新来的卫队长刘文焕送来一张用中、日两种文字印有“汉口泰安纱厂经理东升一久”字样的名片。
“泰安纱厂的经理来见我？”汪精卫心里涌起一团疑云。
“东升先生说他与汪主席是老朋友，多年没有见到你了，特地前来拜望你。”刘文焕毕恭毕敬地说，“他还说他的中国名字叫王重华。”
汪精卫恍然大悟。“王重华”，是近三个月来，董道宁在川樾茂与汪精卫之间搭桥牵线时使用的化名。汪精卫忙说：“多年不见，竟一时记不起东升先生来了。快！快去请客人进来。”
董道宁来到汪精卫夫妇睡房，低声问道：“刚才在门口接见我的那位带四川口音的青年人，怎么以前没有见过？”
陈璧君在门口望了望，低声说：“这人名叫刘文焕，是上月20日康泽派来的卫队长。”
董道宁提醒说：“康泽这个四川佬，最重用同乡和小时候的同学，这人肯定是康泽的心腹，可得注意啊！”
“刘文焕是康泽的心腹，康泽又是蒋先生的心腹，这一点我早意识到了。”汪精卫淡淡一笑，“不要紧，我们说话把声音放低一点。”他知道董道宁来必有要事，转弯抹角地问：“你今天来我这里为什么要冒充日本人？”
原来，昨天下午3点50分，陶德曼打电话给董道宁，要他乘德国大使馆临时租用的德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去南京，与川樾茂秘密会晤。因为南京已沦于日寇之手，陶德曼与日本驻武汉领事馆商量，让董道宁携带东升一久的身份证件应付机场的检查，于昨天下午5点飞往南京。
“这次秘密会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陈璧君问。
“有绝好消息！”“日本政府原来限定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15日以前列和谈作出明确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断然措施。蒋先生要求把限期推迟到12月31日，后来又要求推迟到今年1月15日。日本政府已经看透了蒋先生的优柔寡断，断定他在15日以前不会有明确的答复，就于14日上午召开内阁会议，拟好了对蒋先生采取断然措施的声明，并决定在明天，也就是16日上午8点正式通知中国政府。”
陈璧君两眼含笑，兴奋地“噢”了一声。
“日本真的采取断然措施了！”汪精卫眉飞色舞地说。
“昨天上午12点，日本外务相广田弘毅就将声明电告川樾茂，并叮嘱通过适当方式，将声明事先转告给汪主席。”董道宁俨然国家特使，欣喜地打开黑色皮料提包，从中拿出声明抄件，郑重其事地双手递给汪精卫。
汪精卫的心欢快地跳动着，血往上涌，如获至宝地双手捧着声明，认真阅读起来。
陈璧君先睹为快，马上把头凑过去，与丈夫争相阅读。
日本政府1938年1月16日的声明是这样写的：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权益的方针，当然毫无变更。现在，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
汪精卫看完声明，他只用红色铅笔，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这句他极感兴趣的话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红杠杠，让它铭记肺腑，并祝愿为他带来至高无上的一切。
“川樾茂大使还说过什么吗？”汪精卫的视线从窗户移向董道宁。
董道宁很敏感，从汪精卫的眼色和语气上，晓得他的用意，笑着说：“我问过川樾茂大使，声明中说的中国新政权，有具体所指吗？他回答得很含蓄：我请你秘密来南京的这一事实，不是足以说明问题了吗？”
汪精卫虽然喜上心头，语气却是淡淡的：“中国的事情没有蒋先生可不行啊！中日和谈，最好不要避开蒋先生。”
董道宁明知汪精卫话不由衷，也不便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对汪精卫说：“川樾茂大使还对我说过，日本打算在最近宣布与中国绝交，所以日本驻华大使馆没有必要迁武汉了。川樾茂还两次提及，他希望早日与汪主席在日本见面。”
汪精卫问道：“你去南京的事，除了陶德曼、川樾茂、日本驻武汉领事和东升一久，还有人知道吗？”
“再没有人知道。”董道宁说，“连与我观点一致的直接上司高宗武先生也不知道哩！”
“这就好。”汪精卫怀着感激的心情，紧紧地握着董道宁的手，“你一路辛苦了！十分感谢你。事情能成功，我决不会忘记你的帮助。”
汪精卫偕妻子送董道宁上车，见刘文焕与两个卫士站在门口，对董道宁说：“东升先生！欢迎你常来敝舍做客。贵厂有事需要帮忙，我当尽力而为。”
董道宁走后，陈璧君安排一辆吉普，让刘文焕去一个中午也回不来的地方送信，把他支使出去了。接着，她给汪精卫在武汉的几个亲信打电话。
上午9点40分，陈公博、曾仲鸣、褚民谊、彭学沛、陈春圃等人，应邀来到汪精卫的临时官邸。大家看了日本政府的声明，听汪精卫介绍董道宁赴南京的经过，想到自己将从此平步青云，一个个欢欣鼓舞。顿时，房间里洋溢着由美好的向往、甜蜜的妄想糅合一起的喜悦气氛。
“当前世界局势怎样？大家分析分析看。”汪精卫容光焕发。
陈公博收敛了笑容，掏出烟斗，装上特制的广东南雄烟丝，点燃吸了两口，说道：“汪主席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中国与日本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局势的发展如何，与中日和谈的成败息息相关。依我看，当前世界局势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祸……”他本要说“祸根子”，刚说出个“祸”字，仿佛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近卫文唐都出现在跟前，一齐向他横眉立目，马上把“祸根子”改为“导火线”，成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对，很对！”曾仲鸣和彭学沛齐声附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