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气愤地说：什么党，什么国，在今日的蒋介石更是早已不成问题。因为从蒋介石一贯的英雄主义看来，胡汉民目前确实有请剑汤…小住、派兵监视的必要。从前有人说蒋介石要“化党为家，化家为国”，我们还认为是过激之词；脱就最近历史看来，反蒋势力被蒋介石压迫，等于1913年袁世凯的压迫国民党，这次胡汉民的被囚，很像袁世凯的解散国会和修订临时约法，照此办理，那么“资政院之召集，筹安会之没赢，历史话剧，恐不难一一重演于今日之政治银幕也”。文章把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比作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历史倒也真有惊人相似之处。
汪精卫对此次事变也一再发表谈话，谴责蒋介石的绑票行径。他说：
自从民国以来，自从民国元年以至二十年，自从袁世凯以至蒋中正，彻头彻尾的只是武人专政。但是以前的武人专政，老老实实的便是武人专政罢了。惟有到了蒋中正，他的武人专政却加了好些花样。据我们看来，蒋中正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法，更不必说到约法了。即以此次之事为证，蒋中正如果要问胡汉民的罪，可以在中央党部里问，可以在国民政府里问，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在私宅里大排筵席的时候，二十四名驳壳卫队，立刻动手，将胡汉民监押起来，拘送到小汤山去？这种手段，是强盗绑票，是流氓拆梢，是触犯刑法第几十几条？尤其是普通宪法第二章规定人民权利义务里头所绝对不许的。对于一般人员的身体自由可知，这样的人而说他（指蒋介石）是诚心诚意的要制定约法，只怕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
汪精卫对蒋介石非法扣押胡汉民行为，义形于色，批判得头头是道，使蒋介石陷于狼狈境地。
在胡汉民被软禁不久，4月份国民党各级党部，均有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的表示。粤籍要人如铁道部部长孙科、南京市长刘纪文等，先后离南京去上海或去广东，这些情况都预示宁、粤冲突有扩大的态势。
最引人注目而掀起轩然大波的是由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国民党四监委发出的通电，通电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作了大量的无情的揭露，弹劾蒋介石“违法乱纪，叛党祸国”。
四监委的弹劾电，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一阵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
汪精卫、唐生智、陈友仁、许崇智、邹鲁等与蒋介石夙昔的政敌当然不会放过这次反蒋的机会；桂系军人李宗仁、白崇禧等亦与广东军政当局捐弃前嫌，表示一致反蒋。
继四监委发出通电后，广东省党部和各界民众团体起而响应，接着陈济棠以第八路总指挥的名义于5月3日通电附和，陈策、黄任寰、张瑞贵、陈庆云、黄光锐等陆海空军高级将领，也联名发出通电，反对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当局。
在这一片反蒋声中，汪精卫又发表一篇《如何联合起来》的文章，强调为了反蒋必须抛弃党派观念。他说：
“统系问题、派别问题之解决方法，都归着于理论的一方面。如此说来，如其理论的一方面可以一致，则必然能联合起来。所以我们对于如何联合起来的答案是：如果认定倒蒋的意义，是民主对于独裁的争斗，那么，一切同志必然的可以联合起来！”正如当时有人评价这篇论文的意义是：
“汪氏在这篇论文中已经放弃了他从前力争党的二届中央之正统，及；改组派，派别立场之观点，而归结于从‘认定倒蒋之意义，是民主对于独裁之争斗，这基础理论及根本原则下，大家团结起来，这是很适合于当时客观形势之需要的一种主张。”
汪精卫为了反蒋主张的实现，不惜放弃一贯坚持的“党统”主张，委曲求全，决心不可谓不大。
不仅如此，汪精卫还以实际行动拉拢反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因为他深知，没有这种力量，反蒋就是一句空话。他也深深知道，仅靠粤省的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联合桂系军事力量，才可与蒋介石抗衡。5月2日，他在致李宗仁、白崇禧通电中这样表示：
“此次倒蒋，宜由各方同志同时并举，只以打倒独裁实现民主为共同目的，其他一切问题自可迎刃而解。盖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之愈少也。现在粤省既举义，桂省在军事上宜与精诚合作。至于党务政治则宜依旧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逆料各省继起，亦必用此方式。如有以意气之私，畛域之见，授敌以隙，自起内忧者，与众弃之！”
看来，汪精卫对这次倒蒋运动，的确是很卖力的。
在这次反蒋运动中，汪精卫既要正面面对强大的政敌蒋介石，还要对粤方邓泽如、唐绍仪等作大量的解释工作，以消除从前的误会；同时还要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联系，忙得不可开交。当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于5月24日抵港，即同赴汪精卫处，与白崇禧、张发奎、唐绍仪等会晤。经过这一段紧张策划后，“数日后在广州组织中央党部非常会议，并建立国民政府之计划，已决定于此时矣”。
就在同一天，汪精卫偕孙科、许崇智、陈友仁、唐绍仪等人赴广州，到粤省军事当局负责人陈济棠的家中举行会议，决定联衔发出限蒋介石48小时内下野的通电，通电指斥蒋。
“自十八年（1929年）以来，国内所有战事，皆由对执事（指蒋介石）一人而起，至于今日，则全党同志无论从前属何派别，全体国民革命军人，无论为南为北，皆痛心切齿，以与执事一人为敌。综上所述，执事在今日，有必去之势，无可留之理。执事苟有人心，当不忍以一己权位之故，以党国及无数同胞无数同志为牺牲。”
通电最后对蒋警告说：
“兹以一致之同意，对于执事致最后之劝告。望于接受此劝告之后，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借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
这一通电使蒋介石要么接受通电自动下野；要么兵戎相见，武力解决问题。别无其他选择。
继此通电后，陈济棠、李宗仁、孙科又连续发出要求蒋介石下野的通电，蒋介石均置之不理。
5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以下简称“非常会议”）成立于广州。在广州的历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都参加了。名单如下：
邓泽如，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刘纪文，陈济棠，陈友仁，陈策，林云陔，邓青阳，许崇智，李宗仁，陈树仁，经亨颐。
在该会的成立宣言中表示与南京国民党势不两立：
“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曾经参加者，亦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又以事机紧急，不容濡忍，故由现在广州之各委员，即行发起，宣告成立。其他各委员有现尚散在各处者，有因环境关系，一时未能即来者，深盼陆续参加，共济艰巨。待至依据党章，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日，非常会议之任务，即告终了。”
“非常会议”的召集，不仅要另立国民党中央，而且要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的又一次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非常会议”宣言强调：“今日之事，以精诚团结为第一义，过去之纠纷付之淡忘，当前之障碍有待于扫除，未来之役艰遗大，有待于担荷。”
“非常会议”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为了开展工作，又分别组成四个委员会：
1.组织委员会：邓泽如、孙科、古应芬。
2.宣传委员会：汪精卫、邹鲁、李文范。
3.海外党务委员会：肖佛成、陈耀垣、刘纪文、邓青阳、陈树人。
4.军队政治委员会：黄委陆、林翼中、黄公度。
“非常会议”十分强调团结的必要性。汪精卫在6月1日的一次会上就曾带总结性地发言说：我们在这几年以来，纠纷虽大，裂痕虽有，但其原因，搜括不过十个字，即“分共有早迟，倒蒋有先后”而已。我们的所有迟早先后，都是公的心事，不是私的心事。既然为公，如果对以往的事还不谅解，则我们不必有今天的结合。蒋中正不能够以武力压服我们的勇敢，以挑拨离间的手段分散我们的结合！我们能够责备自己，原谅别人，则我们的结合，水远不散，希望今后大家同志个个能够一样。汪精卫把他们的结合归纳为“分共”、“倒蒋”，虽然有些近似，但把谋私说成“为公”，那就一字之差，谬以千里了。
话虽如此，“非常会议”的头头们要想精诚团结，谈何容易。吴稚晖曾把“非常会议”的领袖人物分为六派：“曰唐绍仪、王宠惠、林森、李烈钧为超然派；曰邓泽如、肖佛成、陈耀垣、邓青阳及古应芬、陈济棠、陈策、马超俊、李文范、刘纪文、林云陔等为国民党右派；曰孙科、许崇智、邹鲁三氏为西山派（西山会议派）；曰李宗仁为桂系；曰汪精卫、唐生智为改组派；曰陈友仁为第二党。”这种区分虽然并不精确，例如把孙科列入西山会议派显然是搞错了。但“非常会议”内部派系林立，追求各异，尽管在反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终究不能掩盖其矛盾分歧。其中特别是汪精卫派与胡汉民派的矛盾更是无法调和。汪精卫对陈公博的一席私房话，颇能道出其中奥秘。汪精卫说：
广州我不愿意去的，知道去也没有好的结果，但白健生和张向华打从广西来见我，说汪先生就为同志打算，也要到广州一行，汪先生不到广州，我们是没有出路，根本也不能和陈伯南（陈济棠）合作。白、张这样劝我，我不得不到广州，我可以说我这次到广州，不是为主张，而是为同志。
汪接着又说：
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陈公博）和孟馀（顾孟馀）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我到广州之后，展堂（胡汉民）虽然还囚在汤山，他托铁道部的医官邓铁真打了一个电报给古襄勤（古应芬）和孙哲生（孙科）说：“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哲生倒也老实，给这电报与我看，所以我派人请你在香港等我，就因为他们对于你和顾孟馀、甘乃光都拒绝。汪精卫还说
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崇智当众向我无礼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