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于12日结束，两天内进行了6次会议。会议决定：把第二次北伐的成果让与冯玉祥，以冯为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党务；北伐军全部撤回武汉。由此可见，汪精卫为了拉冯以实现其“讨蒋”、“分共”的目的，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了冯玉祥。武汉北伐军以伤亡14000余人的代价换到的“中原会师”的胜利成果，都落到了冯的手中。这次会议使汪精卫的反共理论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反共意向结合起来，汇成了一股反共潮流，国共合作面临着最后的决裂。
会议结束后，冯玉祥还想与汪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但汪精卫对冯玉祥十分戒备，急于南返。“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冯已与蒋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其实，“冯、蒋当时尚没有那样密切的关系”。6月19日，冯玉祥又在蒋介石拉拢下，与蒋在徐州开会，进一步会商与宁汉合作问题。
汪精卫自6月郑州会议以后，加快了反共步伐。6月中旬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从而迈出了破坏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决定性一步。鲍罗廷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聘请的苏联顾问，来中国后，成为孙中山执行“联俄”政策的纽带，对国民党的改组，黄埔军校的建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孙中山曾高度评价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足一个意义深远的事情”。并对于他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深深感谢”。汪精卫解除他的职务，暴露了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可耻面目。
鲍罗廷被免职的决定，在6月中旬为武汉报界所披露：“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廷职及各俄顾问职，由陈友仁通知鲍氏，鲍表示其妻尚被押北京，一时不能离汉。”鲍罗廷于7月27日经郑州回国，汪精卫一面假惺惺地“派了专用列车和卫兵”，并与宋子文一起亲赴车站“送行”。“按中国礼仪，一切都妥帖周到，毫无失礼之处”。并写信给苏共中央，一边说鲍罗廷“自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另一方面却凶狠地密电冯玉祥扣留鲍罗廷并将其杀害。由于冯玉祥拒绝，这个罪恶计划未能得逞，但充分说明了汪精卫反革命两面派的虚伪和残忍。
汪精卫从6月初到7月15日背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天天讨论”如何“分共”问题。
汪精卫自己说“从6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指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笔者注）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汪精卫深知要“分共”成功，关键在于军队的支持。当时唐生智从河南返汉后，“分共”态度已很鲜明，35军军长何键也于6月29日发表反共宣言，要武汉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问题在于张发奎的态度，张发奎的部队中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汪精卫“分共”的主要障碍。据吴玉章回忆，当时“汪精卫找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计划”。至此，掌握军权的主要实权人物都同意了汪精卫的“分共”计划，而政界人物谭延恺、孙科、宋子文、顾孟馀等则早已决心反共。这样，汪精卫集团的“分共”阴谋遂告完成。7月中旬，汪精卫又逼谭平山、苏兆征辞去国民政府部长职。7月14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正式“分共”了。这天晚上，汪精卫召开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作了以“分共”为主旨的报告，这就是后来公布的臭名昭著的《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他以共产国际5月紧急指示为借口，大肆煽动，蛊惑人心地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1）没收土地不要国民政府下令，须由下级没收。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有一些同志还说农工的行为并不幼稚，原来他们照着第三国际的训令在那里做。（2）在中央委员之中增加工农领袖。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会的权限？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要我们违背总章。（3）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这是何等的大事，中央委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而且又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4）由2万武装的CP同志及5万工农分子组织新的军队，消灭旧的军队。这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完全变成CP的军队好了！（5）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不要CP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做刽子手。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最后他提出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弦外之音是国共应该“分家”了。
会议最后通过了“分共”的有关决议和命令，主要为：
首先，关于“分共”决议案。决议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之意见，并解决之；在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派遣重要同志前往苏俄，讨论切实的联合办法。
其次，《统一本党政策议案》。该案规定：1.凡名列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2.在国民革命时期内，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3.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再次，《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令》。训令虚伪地声称：“分共”的出发点乃是“检阅以往之工作，纠正以前之错误，深觉非厉行党的专政，提高党的权威俾中国国民革命，得早已完成……此种提案，完全根据于革命利益，执行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凡我同志，务须体念此意。”
最后，《关于农工政策令》。训令假陧惺地说：“并不因制限共产分子，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以维持，以期巩固农、工、商、兵之大联合……若违背党意，少加摧残，本党唯有执行革命纪律，决不宽贷。”
对于上述文件，会议决定：汪精卫的报告和《统一本党政策议案》暂不公开，“只是要使负责任的同志知道”，因为怕发表后“会发生大风潮，引出意料之外的结果”。实际上是怕群众反抗，动摇他们的统治。第三、第四两个文件及时作了公布宣传，以此作为欺骗、蒙蔽群众的工具。
汪精卫在“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遮羞布下，公开搜捕共产党人和到处镇压工农运动。7月21日，他下令由陈公博取代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陈克文取代谭平山为农政部代理部长。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的宣占》，揭露了汪精卫的反动面目。于是汪精卫于19日，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并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加以歪曲，同时公布。汪精卫在这个文件中倒打一耙，说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就是共产党破坏本党容共之最大表示”。并杀气腾腾地宣布说：中共“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7月19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号召全国青年为推翻武汉政府而奋斗。汪精卫恼羞成怒，在7月25日的政治委员会上说：“在国民党的权力之下，是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胡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并于7月26日，公开发表了《统一本党政策议案》。7月28日，发表了由陈公博炮制的《国民党中央告共产党书》，开始了由所谓“和平分共”到“武力清党”的转变。汪精卫咬牙切齿地狂叫对付共产党“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现在还要说是容共的，就算不得是人”。从此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被杀。汪精卫集团的一些头目嚎叫“宁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人”，这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旦转向反动时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狰狞面目。从此，革命中心武汉，成为汪精卫反革命集团惨杀革命群众的屠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而失败了。汪精卫也最终堕落为公开的反革命。
周恩来指出：“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汪精卫在大革命时期的这种转变，既是他革命生涯的终止，又是他反动事业的起点，这足他一生的根本转折点之一。从此，他就升沉起落于历史的浪潮中，纵横捭阖于中国社会的动荡之间，闯荡出没于汉奸卖国贼的行列，而不知自拔。
二铁了心地“反共”
由蒋介石、汪精卫分别策划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彻底破裂。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一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七一五”政变后，中国国民党已不再是革命的旗帜，“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民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征”。汪精卫从此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反共顽固派。
汪精卫并不以从组织上分共为满足，为了表示他的反共坚决，还叫嚷要从理论上把共产党分出去。他说：我们所谓分共，不但要将共产党分子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尤其要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在汪精卫看来：如今共产党分子虽然分了出去，而其所留下的理论，仍然存在于农工商学各团体内。而尤其危险的是，农工商学各团体里头，有些热心的人，本来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而误认共产党的理论是国民党的理论，且以为是国民党里头最革命的理论。这样（种）的人，在农工商学各团体里遇见了不少，所以国民党当前最急的工作，是将数年以来，国民革命的理论，重新整理一遍，将共产党的理论夹杂在国民党的理论中的，一一剔了出来。这不但是国民党当采取的手段，而且是国民党当尽的义务。不然，只将共产党分子分出去，而共产党理论仍然存在，分共的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这段话既反映了汪精卫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感到忧虑，但同时又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
大革命失败后，各帝国主义根据自身利益支持各派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力促宁、晋各派与奉系军阀合作，以便进攻武汉的汪精卫及洛阳的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则促成宁、汉合作以进攻奉系张作霖。但蒋介石此时倾向日本，主张先进攻武汉。冯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等则主张联合武汉，继续北伐张作霖。由于蒋介石的主张无人附和，他的部队在津浦线上又告失利，为了稳定和提高自己的地位，蒋介石认为有到国外寻求帝国主义支持的必要，于当年8月13日宣告下野，并偕张群赴日本。
蒋介石的下野，为宁、汉合流创造了条件。汪精卫等于8月下旬窜到南京，与国民党其他政派讨价还价，进行政治分赃。汪精卫还想摆老资格，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自居，但是宁方甚至西山会议派根本不买汪精卫的账。宁方的吴稚晖、张静江等对汪精卫均以反共的“先进”自居，而被国民党开除的西山会议派的头头们更以反共的“先进的先进”自命。他们联合起来，不承认汪精卫的所谓正统，汪精卫只好以“防共过迟”而“自请处分”。
9月，国民党的宁、汉、沪（即西山会议派）三派经过讨价还价，取得了暂时妥协，在南京召开了包括三派在内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结果产生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每方举出6人组成，以代替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改组了“国民政府”。但汪精卫、陈公博等以特委会的产生不合党统为由，拒不参加联席会议，各地有些国民党员也掀起反对特委会的浪潮。而后，汪精卫集团的陈公博、顾孟馀等又回到武汉，依附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这个分会拥有湖北、湖南、安徽三省地盘，与宁方又形成对峙局面，于是宁、汉对立又代替了宁、汉合流。
与此同时，粤系军阀张发奎已回到广州，依附于桂系势力，接着桂、粤军阀和一些国民党政客们，又将汪精卫迎至广州。10至11月间，唐生智被宁方打败，陈公博、顾孟馀等也跑到广州，重弹“党统”老调。于是宁、汉对立又变成了宁、粤对立。此时粤系军阀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桂系军阀则主张蒋介石上台，实行蒋、汪合作。
汪精卫对特别委员会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斥之为反革命。《汪精卫先生传》的作者认为：“特别委员会之产生，首先使宁方内部发生蒋氏一派与李（宗仁）、白（崇禧）一派之对立，继而酿成宁汉战争后，复引起第一次的粤变”。汪精卫则强调说：“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全国同志一致反对，不独武汉为然。惟武汉政分会之强硬态度，十足为全国同志之声援，而亦为南京特别委员会所深忌者也。于是南京特别委员会乃不得不处心积虑，以谋攻击武汉。
“倘使当时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能在南京开成，则党的中枢，一切权力皆属于党，一切军事行动，皆取决于党，此等枝节不成问题。无如当时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被挫，南京为特别委员会所窃据。武汉政治分会方起矫正，势成对峙。不先解决党的问题，则军事问题无从解决。”
在汪精卫看来，只要解决好党统问题，“一切军事行动，皆取决于党”，其他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但在中国新军阀割据的情况下，谁有枪谁就有势，准枪多谁就势大。汪精卫妄想用国民党党统的名义，凌驾于军阀之上，指手画脚，使其臣服于自己，军阀们岂能听命于他，适足见其不自量力而已。但也有少数人响应汪精卫的主张，10月21日，唐生智通电说：“南京特别委员会者，政客、官僚之集合体，而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也，政客官僚而可以谋国，则革命为多事，违法篡党而可以不讨，则本党为无人。”同月24日，宁方则通电反唇相讥，骂唐生智“视党部为传舍，以主义为玩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