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上海与蒋介石集团的会谈，说明他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已经动摇，这为他以后公开反共开了一道缺口，是他用自己的双手毁掉国民党左派领袖称号的起点，也是他阳右派转化的前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暂时没有或暂时不想和不能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而去武汉呢？
第一，汪精卫回国之初，大革命的形势还在发展，两湖和江西的工农运动在继续迅猛发展，支持武汉政权的军事首领唐生智、张发奎、冯玉祥的军事实力要比蒋介石强。因此，在上海与武汉之间胜负一时难见分晓的情况下，汪不肯轻易把赌注押在蒋介石一边。汪精卫还要利用革命力量，以实现重新上台的目的。
第二，武汉方面真诚地欢迎他。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党领导人，都视汪为左派领袖，认为汪回国后，“事实上便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全党颁布的宣传大纲中明确提出：“急需精明努力的领袖出来指导。”1927年3月7日召开的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已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及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组织部长，使汪实际上成了武汉党、政、军最高领袖人物。当汪回国的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全体委员“联名敦请，即日命驾来汉”。武汉地区国民党各级组织敦促汪精卫复职的电文更是铺天盖地。而军事领袖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等亦纷纷发表迎汪复职的谈话。汪精卫在武汉的故旧好友，政界要人陈公博、顾孟馀、孙科、徐谦等对汪也翘首以待。武汉民众，也谓其“亲承总理遗训。经此一发千钧，危机四伏，众望喁喁，民众拥护，救党救国，望慨然复职，策应时艰”。1927年3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还登了汪精卫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去年3月20日到今年3月20日被迫离职一周年之汪精卫同志”。4月1日又发表了《革命的象征》的社论。4月6日发表《欢迎汪精卫同志》的社论。同时，当汪精卫在上海受蒋介石拉拢时，鲍罗廷就向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提出：“我们要设法使精卫同志不被他们利用。”汪精卫清楚武汉各方举他为政治领袖是真诚的、可靠的。在这种形势下，他如果追随蒋介石，必然众叛亲离。所以他一到上海，就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兆铭遵命起程回国，已于一日到沪。应如何工作，敬候指示！”并表示：“谨以满腔的热忱致革命敬礼，并当追随诸同志之后，从事工作。”对此，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复电曰：“此间同志及伟大民众，无不盼兄速来，以解决此严重之时局。特电欢迎！务请即日命驾，幸勿稍迟！”
第三，汪精卫对蒋介石有戒心。李宗仁回忆说：汪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汪精卫是在蒋介石欢迎他的一片锣鼓声中抵达上海的，蒋介石为此特发了《拥汪通电》。蒋介石的甜言蜜语，并没有引起汪精卫对他的好感，相反，勾起了汪精卫阵阵心酸的回忆：广州政府时期，蒋介石为了取代军事领袖许崇智，曾亲密地紧靠汪精卫，借查处“廖案”为名，由汪精卫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让蒋这个广州卫戍司令“全权处理粤局”，合法地解除了许的武装，为蒋扫清了向军事领袖权势顶峰攀爬的障碍。但是，当这个“亲爱的蒋同志”成了军界领袖以后，他不仅知恩不报，反而恩将仇报，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把汪精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蒋介石声称：“一个党里不能有两个领袖”，“目前一切事务，当以顾全军事为前提。”在这场“党权”与“军权”的斗争中，汪精卫曾作过拼搏，他撤职查办了蒋介石的亲信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处分了蒋的拜把兄弟、图谋取得海军局长职位的欧阳格。但是，蒋介石回敬他一个倒汪反共的“三二0”事件。汪精卫虎落平阳任犬欺，灰溜溜下台，蒋介石就取代他当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当汪精卫在欧洲徘徊时，蒋介石又四处散布：“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就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就不能回来。”蒋介石的这些话音未消，现在又叫他“掌握”一切了，这是为什么？蒋介石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从自己手中夺去的权力，现在又轻而易举地“送我”，为什么？我当党政首脑，蒋做军事领袖，“专心军旅”，这不是“国有二主，天有二日”了吗？与蒋介石“国无二主，天无二日”，“一个领袖”，不是矛盾吗？这是为什么？汪精卫痛定思痛，在这些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只得与蒋暂时分道扬镳，免得再上其大当。
第四，汪精卫要把孙中山的旗帜继续抓在手中不放，继续主张“以党统政”，“以政统军”，反对蒋介石的“以军统政”，“以政统党”。汪精卫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当时还不愿意撕掉“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三民主义的维护人”的面具，他要以此为政治资本，再展“宏图”。他主张“三大政策是二四年国民党改组的政策”，“是总理所手定”，“不可轻言更动，如欲更改，除全国代表大会外，谁能有此权力？”他对蒋介石无视“党统”的做法是反感的，汪精卫视“党统”为立身根本，他从蒋介石马上要抛弃“联共”旗帜，无视党权的做法，看到了一年前“三二0”事件的回光，汪精卫若马上同意蒋的做法，无疑等于自我作了否定，这是他所不愿干的。
第五，汪精卫刚从国外回来，还未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对他利益的直接威胁。汪精卫曾经说过，国共两党的信仰不同，“虽然在国民革命的奋斗过程中，有暂时携手之可能，但也不过暂时携手罢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一个横梗在胸中的问题，是携手到几时才分开呢？”所以汪精卫是有“分共”的思想基础的，问题在于“几时分开才是恰好”。对汪精卫来说，回国时，并没有“分共”的思想准备，他自国民党“一大”以后，在政治上只受到国民党新老右派对他的打击，而第三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直支持他的。直到他回国之时，中国共产党仍视他为“左派领袖”，对汪寄以希望。所以当蒋介石要汪马上翻脸反共，汪自然难以接受。他认为“分共”除了要遵循“合法手续”外，还须拿出证据来使全党“明了共产党是什么”，方可实行。同时表示“希望暂时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而《汪陈宣言》的发表，就是汪精卫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
第六，汪精卫由沪赴汉，是根据上海协议到武汉进行“疏通”的。当时，汪精卫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迁都南京等问题，并不反对，只是“虑法理或有问题，以为形势虽急，形式不可不顾，故拟赴汉口一行，疏通左派”。汪精卫事后承认，他到武汉是为了“向中央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同志等所提议之事件”。
《汪陈宣言》的发表，使汪精卫遭到蒋介石等人的一顿臭骂。汪精卫忍气吞声，没有立即和蒋介石翻脸。他当时想借助蒋介石的实力，利用蒋介石拥汪的形势，以便抬高自己的身价，在武汉重建广东革命政府时期的地位。
1927年4月9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当时武汉各界冒雨到江边欢迎，一些纯朴天真的人认为：“汪先生是国民党里头的头脑，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头脑。”
4月11日，汪精卫在武汉全市民众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三条革命的路”，“第一，是联合世界上革命的民众，共同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合国内的一切革命分子，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联共政策；第三，要把全国最大多数最受压迫分子唤起来做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农工政策。”“要使革命胜利，一定要按这三条大道走”。同日，他又在《中央副刊》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同日，汪精卫在武汉民众一片欢呼声中，就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成为武汉政府的首脑人物。
从此，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鲍罗廷和陈独秀对他的轻信和妥协退让，大耍政治手腕，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通过国民党二届六中全会已取得的相当一部分的革命领导权，逐步地争夺了过去。吴玉章回忆说：“在武汉时代，对我很是信任，三中全会选我为国民党常务委员兼秘书（中央秘书三人，陈公博、谭平山不管事，实只我一人），因各方面有同志帮助，诸事进行得很顺利。从4月10日汪精卫这个不祥之物来武汉后，重心转移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