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1914年1月悍然宣布解散国会，3月，袁世凯御用的约法会议在北海团城开幕，5月，袁世凯公布由约法会议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并宣布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接着大造帝制复辟舆论，特设“政治讨论会”，还成立平政院（相当于前清御史台），成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控制军权。6月，袁世凯又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并且强化特务机构，建立特务警察统治。9月，袁世凯大搞祀孔的丑剧，12月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他真要帝制自为了。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不惜对日本承认卖国的“二十一条”。8月，袁世凯指使杨度等发起“筹安会”。1915年4月，杨度抛出《君宪救国论》。“筹安会”还四出活动，怂恿全国成立“各省公民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在这一阵紧锣密鼓之后，袁世凯于11月20日下令召集国民会议。12月19日，袁世凯下令设立登基大典筹备处，12月31日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
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是不得人心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并没有放弃“民主共和”的旗帜。早在1914年7月，孙中山就在东京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作反对袁世凯的组织准备。筹安会成立后，孙中山分别派遣李烈钧、居正、朱执信、程潜、于右任等前往云南、山东、广东、湖南、陕西等地，策动第二次讨袁。迨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宣告独立。同时护国军向川、湘进军，次年贵州、广西、广东相继独立，这时甚至袁世凯手下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亦表示反对帝制。袁氏内外交困，做了83天的皇帝梦，终于羞愤毙命。
在这次惊心动魄的讨袁战役中，在法国逗留3年的汪精卫，这时他和陈璧君已有一双儿女，他们就将孩子托寄在法国波尔都的蔡元培照看，汪精卫、陈璧君于1915年相偕离法返围。但国内高涨的反袁形势，并没有激起他多少斗争的热情。
汪精卫回国后，从上海偕陈璧君赴广州，他则又至南洋。此时孙中山仍在日本，革命处于困难境地。陈璧君旧广州数月无所事事，于这年的12月又去法国。对此次和陈璧君的匆匆聚散，汪精卫在诗中充满了离愁别绪、惆怅感伤之情：
一去匆匆太可怜，只余中影淡于烟。
风帆终是无情物，人自回头舟自前。
难得抛书一晌眠，梦回灯芯向人妍。
此时情况谁知得，依旧涛声夜拍船。
——六月与冰如同舟自上海至香港冰如上陆自九龙遵广九铁道赴广州归宁余仍以原舟南行
汪精卫在反袁期间的政治表现是：“自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个时期，其对当时的政治态度，不免见之消极”；“后来国民党解散，中山先生重组中华革命党，先生（指汪精卫）这时就在法国以在野之身声援中山先生，一面作身心的修养。及至二次讨袁发动，中山先生出来指挥一切，先生亦即回到国内。这是表示先生唯中山先生的行动为行动。袁氏死后，革命党又遭退潮时期，中山先生出国他去，先生也就再度回到法国”。
总之，汪精卫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状态可以概括为“声调低沉，情绪低落”8个字。结合上面提到他在反袁斗争中的表现，根本谈不上“唯中山先生的行动为行动”，有时甚至和孙中山唱点反调。他就是在这种和孙中山若即若离的状态下，度过这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四他也算个信徒
袁世凯毙命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际权力却落入段祺瑞之手。段祺瑞对内实行践踏《临时约法》、拒不召开国会的反动政策，对外则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毅然率领同情革命的第一海军舰队和部分国会议员，于1917年7月由上海去广州，联合西南桂系、滇系军阀，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为海陆军大元帅，举起“护法”的旗帜。孙中山对此曾有所说明：
“袁世凯虽死，而袁世凯所遗留之制度，不随以俱死，则民国之变乱，正无已时，已为常人意料所及。果也，曾不期年，而毁弃约法解散国会之祸再发，导致废帝复辟，民国不绝如缕。复辟之变，虽旬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烈。余乃不得不以护法号召天下。”
在孙中山开赴广州之际，汪精卫亦奉孙中山命由法国经英国、芬兰和西伯利亚返国，此时正是十月革命的前夕，汪精卫耳闻目睹，深深感受到人民的反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情绪；而对自己的踽踽独行，飘泊无定，亦不时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得过且过的思想流露。下引的诗。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野帐冰风冷鬓须，廊州明月又何如。
天涯我亦仳离者，莫话深愁且读书。
六年一月，自法国渡海至英国，复渡北海历挪威芬兰至俄国京城彼得格勒，始由西伯利亚铁道归国。时欧战方亟，耳目所接皆征人愁苦之声色，书一绝句寄冰如。
我如飞雪飘无定，君似梅花冷不禁。
回首时晴深院里，满裙疏影伴清吟。
——西伯利亚道中寄冰如
但是“护法”毕竟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尽管孙中山一再强调“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故解决今日时局，以恢复国会为惟一之根本。”无如“言之谆谆”而听者藐藐。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名为“护法”，实际上与直系军阀勾结起来，千方百计破坏护法运动，排斥孙中山使其不能行使职权，以致孙中山的“权日蹙，命令不出都门”。
1918年4月，陆荣廷和政学会政客们就着手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把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不得不于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一职。他从广州回到上海后沉痛地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这种情况，使孙中山醒悟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孙中山进入了一个极为苦闷彷徨、意志消沉的时期，但他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用一段时间撰写《建国方略》。
汪精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自负地说，在这时期（指民国成立后至国共合作前），革命运动所受的压迫，所遇的障碍，比民国成立以前，困难何止倍蓰。在这顿挫时期中，革命党人宛如孤军入了重围，除了力战而死的，能保存他的革命人格之外，其余或是溃围而去，落荒而走；或是屈了双膝，向敌人投降。在这顿挫时期中能坚持着革命的旗帜，始终不变的只有一个孙先生，和他的极少数信徒。显然，汪精卫是以这“极少数信徒”中的一员自居的。应当说，这也是事实，只不过他这个信徒，并不十分坚定而已。上述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
1918年北京召集非常国会，同年10月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大总统职，汪精卫对政治更不想过问了。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汪精卫被广州军政府任为南方巴黎和会代表，他对军政府也不感兴趣，辞不任代表职。接着再度赴法。汪精卫对广州军政府内官僚政客也深感不满，斥之为“节度义儿”、“过江名士”，他在《广州感事》一诗中，寄托了这种愤激情绪。这种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力改变现状的资产阶级情调，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猎猎旌旗控上游，越王台榭只荒丘。
一枝漫向鹪鹩借，三窟谁为狡兔谋。
节度义儿良有幸，相公曲子定无愁。
过江名士多于卿，只恐新亭泪不收。
汪精卫对北方的政局既感到失望，又对南方的官僚政客复深致不满。对于孙中山虽然有追随的义务，但看不到出路何在，因此似乎他的精神寄托，主要表现在与陈璧君唱和其他即兴抒情方面：
坐拥书城慰寂寥，吹窗忽听雨潇潇。
遥知空阔烟波里，孤棹方随上下潮。
彩笔飞来一朵云，最深情语最温文。
灯前儿女依依甚，笑颊微涡恰似君。
北道风尘久未经，愁心时逐短长亭。
归来携得西山秀，螺髻蛾眉别样青。
——冰如薄游北京书此寄之
他在寄给汉民的诗中，一方面对桂系军阀把持军政府的局面有些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对于“橹声帆影”的生活，似乎感到已经习惯了。
平原秋气正漫漫，步上河梁欲别难。
弹指光阴弥可恋，积胸磊块未能欢。
巢成若被飞鹗妨，露重遥知落雁寒。
久立橹声帆影里，不辞吹浪湿衣单。
——展堂养疴江之岛（日本）余往省之留十日归舟中寄以此诗在另一首《感赋》诗中，大有故国不堪回首，需要忘却一切之慨：
一襟海气晕成冰，天宇沉沉叩不应。
缺月因风如欲坠，疏星在水忽生棱。
闻歌自愧隅常向，读史微嫌泪易凝。
故国未须回首望，小舟深入浪千层。
——自上海放舟横太平洋经美洲赴法国舟中感赋
尽管浪迹天涯，汪精卫还是没有忘记暮春三月江南的胜景，对和陈璧君的长期别离，感到无比惆怅：
朝霞微紫远天蓝，初日融波色最酣。
正是暮春三月里，莺飞草长忆江南。
——舟中晓望
乌篷十日风兼雨，初见春波日影融。
家在微茫苍霭外，舟行窈窕绿湾中。
鸾飘凤泊年年事，水秀山明处处同。
双照楼中人底事，莫教惆怅首飞篷。
——舟次檀香山书寄冰如
汪精卫完全沉醉在“鸾飘凤泊”、“水秀山明”和陈璧君在双照楼共同生活的往事了。他确实已不像一个胸怀政治抱负的民主派的政治家，倒表现出一个落魄文人所具有的气质。
1920年11月，许崇智、陈炯明率领粤军赶走了盘踞广东多年的桂系军阀，孙中山开赴广州。次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任汪精卫为广东教育会会长。汪精卫对广东的政局不无埋怨地说：
民国十年至十一年六月以前，广东有些市政的进行，有些教育计划的设施，也有些县知事民选的试办，表面看去，似乎是有革新的倾向了，然而按之实际，平民政治的基础，全未奠定，和平民政治最不相容的如募兵制等等问题，全未解决。
他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广东一年来的政治状况是：吏治是无可言的，财政是无可言的，“卖公产”、“拉夫”等，成为千夫所指的罪恶。他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说：一年以来之广东，它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北面呢，是敌兵数万，由江西杀来；西面呢，是邻寇数万，由广西杀来；东面和南面呢？是叛兵数万仗着敌人的接济，由东江和高、雷杀来；真正是四面受敌。革命党的领袖孙先生，率驰驱万里转战经年的兵士，周围苦战，不“卖公产”拿什么做饷？不“拉夫”，拿什么做运输？这两件事一做，其他吏治财政也就不用说了。
汪精卫认为革命的主义和当前的现状出现不一致的原因是：革命党和群众还没有真正密切的结合。革命党员抱着为群众利益而奋斗的目的，却不能得群众自动的助力，所以不得已乞灵于群众被动的助力了。如今要除去这些现状，唯有使群众明白主义的真面目，唯有使群众知道为革命而奋斗，便是为群众利益而奋斗，也便为自己利益而奋斗。
革命党如何才能和群众密切地结合呢？汪精卫得出结论说：第一要训练革命党自己；第二要向群众宣传。汪精卫指出这一点是对的；不过汪把革命党和群众的关系摆得不正确，把责任推给群众，实际上是把群众当成落后的群氓。关于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白：酿成今日的现状，革命党、反革命的敌人和叛徒、漠视革命的群众，都应该担负责任。敌人和叛徒是不肯担负责任的，至于革命党和群众，却不能不担负。汪精卫这番话，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要求他具有真正的群众观点，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汪精卫回到国内，处处看着不顺眼，“感到与其去混进政治舞台，不如本其所学，干一些切实改良社会风气的工作来得有益”。“这时洁身自好的先生，对于政治当更不欲问鼎，而唯社会改良事业是从”。说来说去，汪精卫不是下决心想脚踏实地去干革命，而只想从事点滴的社会改良。但这样做的结果，既无助于革命的推进，社会的改良也就无从谈起。革命党、反革命的敌人和叛徒、漠视革命的群众，都应该担负责任。敌人和叛徒是不肯担负责任的，至于革命党和群众，却不能不担负。汪精卫这番话，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要求他具有真正的群众观点，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汪精卫回到国内，处处看着不顺眼，“感到与其去混进政治舞台，不如本其所学，干一些切实改良社会风气的工作来得有益”。“这时洁身自好的先生，对于政治当更不欲问鼎，而唯社会改良事业是从”。说来说去，汪精卫不是下决心想脚踏实地去干革命，而只想从事点滴的社会改良。但这样做的结果，既无助于革命的推进，社会的改良也就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