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立场上说物休受着太阳的七色光战全部吸收而孓反射则成黑色白，在科学立场上说物体受着太阳的七色光战全部反射出来丁、吸收，则成白色这是说明“黑”、”白”就是光的全部，就是一色”的全体“掁影”就是”光”和“色”所寄托的肉体，光”和“色”也就是“摄影”的灵魂天地道体的木原叫做”大极而“太极”亦以“黑白”二色为徽本社以“黑白”为社名，以大极图”为社徽亦則本乎此义，但是表社社徽的“太极图”与众不同的，就是中心作一直线以示“正直两旁两点作平行以示”平等”意思就是说本社社友的为艺之道在正直平等，不分高下你我’之上立足，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该社社名的释意。此册中还刊载了当时的八十九位社员名录，除了陈、卢、叶、丁、向几位执委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司徒怀（沙飞）、吴中行、吴印咸、教恩洪、吴寅伯、穆一龙、林泽苍、胡澜生、苏锦元、史霣怀等活跃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摄影家。此外还有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先生，通讯地址是“上海梵皇渡圣约翰大学”和“无锡荣巷”，参加影社活动当是他在上海求学时期的事情。
黑白影社的刊物，还有一种《黑白影刊》，1936年7月1日出版了创刊号，封面和版权页上都标明“每季出版一册”。第五页上还有一个征稿的“编辑股启事本刊在很匆促的时间中和读者见面了，错误的地方在所不免，尚望各界多所指教。下期出版日期定在本年十月一曰（在国庆日之前），八月底则须付印，影坛诸彦如賜摄作或文稿，务祈于八月廿日以前寄下以便选择编印”。但是这第二期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未能面世，所以现在见到的就只有一册创刊号了。
这册创刊号，是“味传霖、卢施福二次彩展专号”，卷首《陈卢专号》文中写道：
黑，白影社的章程中原有编辑股，黑白影集已出至第二集，兼且二届三届影展都有特刊，这些都是黑白影社以往出版的一点小成绩呀但是这些都是年刊，时间未免大长久了执行委3会为的要发展社务决心再出版一短时间的刊物，在六月常会时于是提出讨论，结果决定了本季刊，适藉陈传霖卢施福君举行二次合组摄影展览，承二君尤以本创刊号为陈卢专号？创刊号的封面，用的是卢施福的摄影作品《夏》，封底则是陈传霖的《和平之神》。正文中选用了陈卢二人的摄彩作品各八幅，刊载了聂光地六月八曰写下的介绍文章写在陈卢影展之前文中概括二人的特点说：
我觉得两君作品，各如其人陈君是取材广，无孔不入，具见匠心：取精用宏，无美不臻，卢君是胸襟修阔，色调丰富妙趣蟥生；故能顺手拈来，都成佳构。
此外还有陈、卢的几篇摄影技术理论文章。有实践有理论，足见大家风范。陈、卢二人的这次影展的时间，是六月廿曰至廿九日。则此刊出版虽稍后，编印则在展览开始之前。
陈、卢二人合出的作品集，尚有一种《陈卢影集》，也是由黑白影社在1936年出版的，此书我未见到，不知是不是与陈、卢二人的这“二次合组摄影展览”有关。
这样算来，黑白影社的出版物，至少当有上述八种。顺便说到上海良友图画杂志社所编的《世界摄影年鉴》，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的惟一一种世界摄影年鉴，而且也只出版了1935至1936年度的一册，想必是因为曰寇的入侵，使这一项工作未能继续下去。书前有编者约三千字的一篇长序，首先论述了历史不足百年的摄影术在文化发展史上“极广大极重要的位置”：
“文字可以使我们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照相却可以使我们不出门能见天下事”“摄影术推进了整个世界的文化是一个时代动力的齿轮之一。它把前人底事业告诉后人，它把未完成的事此纪录着传给后代去借镋完结。它把西方的文明带給东方，它把东方的文化告诉西方，它沟通了人类的隔膜，它把地球缩小”
然后说到国内摄影界的进展“一日千里虽在量的方面未能媲美外国，但在质的方面确也有不少足以自豪的作品”，并特别提到，“当中最努力的当推上海卢施福陈传霖等所主持的黑白社。
规模的影展三次，其成绩都是使人满意的”最后说明了编印这部年鉴的目的：
”美术摄影的展鉴与比赛遍及全世界各地，而美木摄影年鉴也为各国摄影界所每年刊行，藉以纪录某年代的美米观点的越（优）
势，除鼓励一般爱羑极影者的制作外，还供給他们作参考的用途中国的摄影虽有长足进步可是中国进一步，各国亦进一步，如该社于1930年成立，前后举行。
郎静山先生摄影作品《竹》是中国常是跟在后头，这现象当然我们现在丁、能引为满足的，迎着世界之化前头赶上去这话不限于科学，即在檨影艺术亦莫不皆然。本书之刊行，亦即恨据这点为旨，介绍国卟作品之趋势，藉为国内一般从事摄影者之参考”
所以集内约一百一十幅作品中，也有中国摄影家郎静山先生的一幅《竹》，因为它入选了“本年法国之世界摄影年鉴，故亦一并编入，以见我国摄影之成绩，未尝不可以入世界之林（前此入选各国世界摄影年鉴者历年皆有，即除郎氏外，尚有陈传霖刘旭苍伍千里等氏）。”
由一斑而窥全豹。从三十年代中国摄影艺术的蓬勃发展，可以推想当时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状况。然而卢沟桥炮声一响，半个中国沦入敌手，中国再一次失去了“迎着世界文化前头赶上去”的机会，也更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直到四十年后，才重新返回迎头赶上”的轨道。个中酸辛，巳不是这篇短文的话題了。
《红毛长谈》
《红毛长谈》，署塔塔木林著，上海观察社1948年8月初版，列“观察丛书”第十种，发行人储安平。我所得巳是同年十二月的第三版，总印数达七千册，在当时是很可以算畅销书的了。
以不菲的价格买下这本书，是因为看到目录中有《二十年后之南京》一篇，或也可以算一种特别的南京地方文献资料吧；当然，也是想看看1940年代的人，如何描绘二十年后的南京。
记得上小学时，老师曾推荐过一本《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到了迎接“新世纪第一缕阳光”成为全世界的热门话题之际，却没有一个人再提起这本书，可见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以科学家们的预测为指归的。那么，社会科学家的预言能力怎么样呢？此书所描绘的1960年代的南京，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说，我恰好都在现场，足以对其进行验证，故而更多了一份阅读的兴味。
首先想弄清楚的是，这位自称“红毛”来做此“长谈”的塔塔木林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可是全书五万余字，除了塔塔木林的七篇文章，以及附录三种，此外无序无跋，更无作者玉照或生平事迹只在第一篇《法治与人治》开头，著者有一个自我介绍，称其系荷兰人，“致力生计，凡三十五年”，“先坐监牢，后当难民，现又充市販”侨居上海，幸得《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先生怜余落魄，喜余略识中文，命余偶为该报撰文遂“放胆扬言，以宣泄在华西人之真诚肺腑”，写下了这一批文章，1946年7月开始陆续由《大公报》连载，那正是储安平先生在筹办《观察》的时期；两年后汇集成书，印这第三版的十二月，则又正当《观察》被勒令“永久停刊”之际，也正是储安平对国民党二十年统治概括为“一场烂污”之际。
在附录之三，署名“巴鲁爵士”的《怀塔塔木林》文中，也谈到塔氏真实身份的“使人纳闷”国立清华大学老教授张奚若先生，或亦于阳光下偏头揣想，频搔头上稀疏之白发潘光旦先生，终年向人常作和蔼咪咪笑，其中之某一天特别亲切真实，或即为阅读塔塔文章而来”；“有因其笔调文气，面生心熟，以为或系清华大学之温特教授者。然彼时年长有德之温特先生，据余所知，則正驾驶美制吉普车，携带足用乾粮法币，旅行于云南丽江府，在雪山下对五色琉璃之峰发呆”；“亦有疑系寓居纽约多年之假洋人林语堂博士者，林博士旅美日久，于中国问题已稍隔膜且文章气势，亦不相类“巴鲁爵士”虽将这些猜测都否定了，但“现任某部某长，头脑灵活，心计透明，掐指略筹，即数出塔塔本贯住处，旋即轻车简从，亲赴某地，访晤塔塔，畅谈而归”，“自是以后，塔塔木林之文章，即不再见于报纸，或犯时忌，受警告，不得而知矣”。
然而读此集中所载塔氏之文，针砭时弊，目光如炬，议论深刻，文笔诙谐，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且多用中国俚语，使我很怀疑这些都是储安平先生自己的独角戏，至少也该是出自《观察》的四十八位撰稿人之一；只因为“贵国言论家之自由虽有涯而红毛言论则无涯”，所以托名外国人来谈论中国事。值得注意的是，王芸生先生曾在《观察》的创刊号上打头阵，那么储安平先生在《大公报》上为“塔塔木林”做枪手，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塔塔木林的七篇文章，可以分为两组，
前三篇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批判，后四篇则是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设想，而假以“梦”的形式。针对当时内战不休的局势，著者明确指出，“贵国之统一障碍，大抵人造者也。人可造，人亦可消除”，所以他对中国形势发展仍持乐观态度。但这位塔塔先生也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于以人治而不以法治。他先以乱挤公共汽车为例，说明“人治与法治之根本区别”：
在法治社会中，一切循规蹈鉅公理所在拚也枉然。在人治社会，你不挤则落伍，且一落即丁、可收拾矣”；当此科学昌明而法制未定之际人无信任犬无保陣，成先噬人以卫己拥上前去以免落后社会秩序势必愈闹愈乱。是故中国问题之根治，在终止人治沌行法治也著者的高明之处，更在于他能够指出：
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护下继忏人治，则恐尚需时曰耳在《中古政治》一文中，塔氏又以街头红绿灯为喻，“交通灯在欧美原为自动机关，由设计家预先估定长短时间”，所以“各街车辆循规蹈矩，待其过街机会”“而此发明到中国似又返回人事化之原位。盖交通灯下如立一值班警察，手腕一拨，灯色即变”，以至“一条相当宽之街道，乱烘烘得谁也过不好路”。
著者还特别强调了作为红绿灯之间过渡的黄灯的作用：
用之于政治，黄灯可说即是緩冲共间之无党无派人士也。此种人主张不够鲜明，尤谈下到积极行动，怛于两路皆堵住庞大卡车之今日，黄灯或足以避免血肉飞減之悲剧也这恰恰是储安平先生的政治主张。此类例证，在书中枚不胜举。
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古政治》中的这样一段话，说当时的政府“国际宣传之主题是中国如何如何民主”每年花费国币何止千万。在欧美大都会华丽旅馆请鸡尾酒，重赀津贴红毛职业文人写誉华文字，出曰刊月刊，散传单，办讲演然而”际宣传与国内事实距离太远使吾辈红毛对贵政府信任少而喜接触民间，其结果必使民间牢骚变成外交秘密报告之内容，而压制本国言论，结果必增长域外言论之分彼时彼地，能在报纸上公开揭破这一点，著者的胆识固然可佩，报纸的雅量同样令人钦敬。
这位塔塔木林先生似乎很喜欢以“梦话”示人，《半夜三更国际梦》一文，便以三更的三个梦中所见世界各国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国际电讯”，预示1947年冬、1948年秋、1949年初中国的前景、内战的结局和联合政府的组成。这些预言，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完全失算；但著者的心意，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完全是为了中国好起来。
此书的后一半更是完全以“梦游”的形式，来展示著者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理想。这其中就有我所关注的《二十年后之南京》一文。塔氏以太太所做《玫瑰好梦》开场，先是夫妇俩《神游西南》，最后以《新旧上海》作结，四篇“梦话”从各个方面描绘出著者心目中二十年后中国应有的发展与变化，今日读来，颇令人有“痴人说梦”之感。
在塔塔先生的“梦境”中，966年的南京是怎样一种情景呢？
塔氏夫妇一到下关火车站，就被闻讯而来的几十位记者包围了，一位记者“豪放”地宣称今夭到的记者，没有一家是代表官报的。官报早拍卖完了”；另一位记者鼓励塔氏尽可放心说话下关这里说话，绝对自由”。其时南京巳经有了“地道车”（地铁），“市内汽车都必须装有速度控制器。每逾速度限制，汽轮即自动炸裂。因此要人汽车肇祸，开足马力逃遁的事巳不可能了”；中山门易名为“三生门因为过去最被忽略的事莫如民生，所以中山门的三门洞上都写着“民生民生民生”，以免为政者遗忘。
中山陵园易名“国殇园”
“凡是功绩不在党而在国的，经国会通过，始可殡葬此地”；国葬篆碑上再“没有华丽琳琅的祭文”一面记的是功、一面记的是过’，功过抵销，由看碑的人来判胡死者一生的贡献，这真是科学精神的彻底表现了城里的高尚娱乐颇多：
玄武湖岛上正有一家俄罗斯舞蹈斑子在表演乌先兰土风舞，国立国乐馆今天有弦管乐，伴秦张先和女士咏宋诗，国立西乐馆今晚是柴可夫斯基的纪念节，有位七龄女郎独秦《悲伤交响曲》，中央囤书馆晻上放映科学电彩，雨花台今无有枓论会，主辩坶恩来对宋子文，趲目是：应否征收遺产税要听演讲金呤大学有……
夫子庙被誉为“小上海”举凡上海的高低白相玩艺，西人酒吧，按摩向导，这无一不有，并有一座假国际饭店近來因为新考进的公务员？是朴素学生”而警率“对若千暗昧事迹也不再阖眼，所以小上海’其实也只是吃吃喝嗝跳跳唱唱而已？著者视为“奇迹”的是，十里秦淮“居然被公用事业局好好挖了一挖，而沿河家家有抽水马桶”，生活污水不再排入秦淮河，所以游人再也不必“在臭水沟旁寻欢乐了”；“银行对民屋建筑的投资，大感兴趣。堂堂首都，一边阐着房荒，一边市区遍种白菽玉米的古怪情形已不大见了”；在“市参议会议员”的选举中，参加竞选者为实事求是，多以派别出现，如农业改进派，强迫教育派，振兴工业派，肃清贪污残余派，心理建设派，社会保险派，公共卫生派，其选举方式，在中国是一大进步”。
姑不论政治文化，即经济建设方面，塔塔先生的估计也未免过于乐观，不但在1960年代毫无踪影，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还没能完全办到呢！由此可见，著者的政治理想，在中国是完全不合“国情”的。至少是赞同这种政治理想的储安平先生，在1957年碰得头破血流，在1967年消失得无影无踪，用康生的话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书后的附录之一“来函选登”，是《红毛长谈》见报后的六篇评论文字，典型的“正面文章反面做”，看似批评《红毛长谈》，实则是将其中的某些论点放大张扬，惟恐读者未意会到。附录之一“红毛文选”，登了另外两位“红毛”的文章，内容则大略相近附录三是《怀塔塔木林》），以塔塔木林好友巴鲁爵士”的名义，介绍塔塔木林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居留上海之后的活动种种这些都可以配合了正文来看，其中且多有足以引发今日作者读者感慨的话语。
《吴风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