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穿上空军军装，乘火车抵达安东（现丹东）。当时飞机还经常在空中盘旋，第二天晚上，我们行进在工程兵架设的浮桥上（浮桥是晚上架上，白天拆掉），因为鸭绿江大桥已被炸毁，到朝鲜新义州只能经过浮桥，我们在夜间走过浮桥，汽车开道。当时的新义州已被美国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
从新义州到平壤我们走的是西线，基本上是林间小道，可以躲避美国飞机的轰炸，一般白天是不能走的，人和汽车就在森林里藏着，在没有森林的路上，我们就躲在志愿军挖的防空掩体里。晚上行动，车灯还不能总开着，开一下看看路就要马上关掉，不然被美国飞机发现就会来轰炸。尽管这样，还是会遇到美国飞机，汽车就得立即停下，我们则下车疏散躲避，等飞机飞远后，大家重新上车，并在开车前要报数（每人有一个号），确保全车人员到齐后，再开车继续前进。当我们途经朝鲜首都平壤时，那里也是一片废墟，只有一群群孤苦伶仃的孩子伸手向我们讨吃的，这种情形使我不由回想起抗日战争时劫难后的苏州、南京，生平又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一定要保卫国家的念头油然而生。夜里我们在平壤大同江南岸街道上睡了一晚，经过5天5夜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三八线”附近的开城。这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为谈判代表团抢修飞机场，机场离谈判地点板门店不远。工期紧迫，对于我们这些尚无一点实践经验的大学生来说，任务是很艰巨的，所以我们到达后立即投入修建机场的准备工作。
机场修建在一片稻田里，首先要确定机场位置，并在机场中间修建一条输水隧道，为两边的水稻田供水，在机场建设中这是一项既要控制工期，又质量要求很高的重点工程。工程队领导将这条输水隧道的勘测设计到施工全过程的技术工作交给我全权负责。这对我来说实在太艰难了，因为我既不懂机场修建技术，也没有接触过机场实际工程，但这又是不能推卸并必须成功完成的硬任务，我决心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完成任务。我从书本上翻阅了机场设计、施工的相关资料，运用在大学中学习到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如测量、地质、材料力学、基础工程、隧道工程等知识，和一个团参谋共同工作，进行勘测、设计和施工。日夜与连队干部和战士们在工地摸爬滚打，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当时正值朝鲜的雨季，整天下雨，这给施工带来极大的困难，如边坡塌方、模板不易架设等。工作中有了问题，只有多向领导汇报，与同志们共同研究，找出解决办法。我虽然穿着雨衣，但全身总是湿漉漉的，为了按期完成任务，必须日夜赶工，战士们分三班倒，我只能24小时盯在工地上。团领导对我们非常关心和照顾（我们是分配到陆军部队的技术人员），让我们与团级干部一起吃中灶，四菜一汤，每天还发一包中华烟，是为了夜间提神。战士们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动了我，也给我树立了榜样，在全体参战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按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中朝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安全顺利地降落在我们亲手修建的机场上。
1953年9月，在机场胜利通航的总结大会上，我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和鼓励，并被授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送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我深深体会到这次参加抗美援朝工程队使我得到了一次极好的锻炼和考验的机会。今天回忆起这段经历来，感觉它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均有极大帮助，使我学会了如何依靠同志们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这次锻炼对我一生的工作都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留校工作——缔结良缘
1953年10月，抗美援朝修建机场任务胜利完成后，我便回到学校。校方分配我留校从事教学工作。这一年年底我回南京过春节看望父母。自1950年秋天离开南京到唐山上学后已经有3年多没有回家，看到父母兄弟都很好，心里非常高兴。父亲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还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工作，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继母仍在小学教书，并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哥哥还在燕子矶小学做校长，嫂子是小学教师，后到江苏省省委党校工作。弟弟参军后在解放军汽车学校任教员。全家人都在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鼓励我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阔别亲人3年多后的重逢，不仅释放了我的思念之情，且亲人的鼓励一直督促我努力工作。随后通过留苏选拔考试，录取进入留苏预备部学俄语、哲学等课程。学习1年后于1955年11月前往苏联，作为副博士研究生，学习地下铁道。
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生的3件大事。第一件事是1954年8月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件大事是1955年1月与爱人李太惠结为夫妻；第三件大事是1955年11月赴苏联学习地下铁道。
经过自己的努力争取，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和考验，1954年8月，我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并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生活目标。
唐山交大以前只有土木和矿冶两个系，后来虽然增加了电机、机械、化工、建筑等系，但女教师和女学生很少，我所在的桥梁隧道系，除1952年新生中有为数不多的女生外，其他年级一个女生也没有，就是典型的“和尚”班。我这个不善交际的穷学生对未来的婚姻大事还真有些发愁，不知何处觅知音。没想到天赐良机，当我留校在桥梁隧道系当助教时，被选为教师团支部书记，而宣传委员则是李太惠，她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从重庆大学的铁道工程系来到我校铁道建筑系学习的，由于成绩优秀，勤奋好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并且从铁道建筑系分配到我系钢筋混凝土结构教研室做助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有缘相聚在一个团支部，一个是书记，一个是宣传委员，经常在一起讨论工作、交流思想，彼此加深了了解，由于性情相同、志趣相投，逐渐由革命友情变为甜蜜的爱情，并最终发展成为终身伴侣。
1954年8月，我带领桥梁隧道系52级学生在济南进行测量实习。突然接到学校紧急通知，要我赶快回学校，准备留苏选拔考试。经过紧张的复习和准备，4门功课（数学、物理、土木工程专业课、外语）成绩均为优良，被正式录取。学校领导考虑到北京将要修建地下铁道，国家要培养地下铁道方面的建设人才，因此要我到苏联学习地下铁道专业，为学校准备师资力量。当时地下铁道专业是国内从未有过的新专业，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有关地下铁道方面的知识。为了到苏联后能跟上学习要求，在去苏联前我特地到北京地下铁道筹备处了解情况，才初步知道地下铁道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内容非常多，而且是战备工程，学习任务将非常艰巨。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像在朝鲜修飞机场一样鼓足干劲儿，再次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作贡献。
1954年9月我到位于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俄语，由于以前从未学过，只得从字母开始，俄语老师是个苏联女教师，她很耐心地纠正每个学生的字母发音，一直到我们能用简单的语句与老师对话。回忆那一年，每天一早起来就在外面大声朗读俄文字母、单词、句子，注意力非常集中，别的什么事儿都一律不过问，但只有一件事一直坚持做，就是每隔1～2个星期总要给李太惠写信，说说自己的情况，她也经常给我写信，还寄钱给我，让我加强营养，保证身体健康。1954年的十一国庆节，她特地到北京来看我，我们一起在颐和园玩了一天，并拍了张订婚照片，同时约定在春节结为夫妻。1955年春节，我回到唐院，我们作为一对新人加入到当时共有10对新人的集体婚礼行列。那时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结婚时就是她准备了两条被子，将同宿舍同志让出的房间作为新房，度过了我们的新婚蜜月，但只有短短3天我就回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了（后搬到魏公村新校址，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现在想起如此简朴的婚礼就觉得有些对不住她，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却从未红过脸，没有抱怨过，总是在生活中相互关心、工作上相互支持。由于我经常出差，双方父母有病或不在身边，也帮不上忙，另外还要给双方父母寄钱，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赡养父母、培育孩子等家庭重担更多地落在她肩上。如果说我能为国家做些贡献，与她对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1955年初唐院为了加强师资培养工作，又准备选派一批年轻教师去苏联攻读相关专业的副博士学位，李太惠因品学兼优，也被选中参加留苏选拔考试。8月她到北京俄语学院参加选拔考试时，我还在北京。为了能集中精力准备功课，我们也很少在一起，以免影响考试。
1955年10月她被录取了，也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我正好在她到京后的11月离开北京，她赶上为我送行，我带着亲人的祝福和艰巨的学习任务远赴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