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敢情好，不过，这电话……”潘汉年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他顾虑的是这电话有没有被窃听，会不会失密，会不会给李济深和沈钧儒带来危险。
“没关系，香港不是老蒋的地盘。再说，我们这些人早就上了黑名单了。”李济深说。
潘汉年一想也是，点头认可。
沈钧儒字衡山，浙江嘉兴人，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1932年参加宋庆龄、鲁迅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被当时的舆论称为“七君子爱国入狱案”。1941年创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民盟被蒋介石取缔的情况下，他冒着危险从上海来到香港，主持恢复了民盟的活动。他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一直站在进步的方面，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李济深很快就拨通了电话。
“衡山先生，我是任潮。中共的潘汉年先生现在在我这里，他带来了润之先生给咱俩写的信，我在电话里给你念一下啊……”李济深看着信念了起来。
从外面能听到电话里呱啦呱啦地说着什么。
“嗳嗳嗳，好好好……”李济深应答着。
潘汉年听着李济深的应答，判断着沈钧儒的态度。听口气，一切顺利。
李济深一放下电话，就转向潘汉年，“衡山先生对这封信极为重视，他表示，民盟要立即响应。”
“那好哇！”潘汉年高兴地说，“他有什么意见没有呢？”
“他建议，召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开一个关于《 五一口号 》的座谈会。明天上午10点，就在我这里。”
“好，明天我也来。”
1948年5月5日上午9点，在李济深寓所的客厅里，在港的十二位民主人士座谈了《 五一口号 》。中共代表潘汉年旁听了座谈会。
这十二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钧儒，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李章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蔡廷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
潘汉年看了一下与会者，不由得心里暗暗高兴。虽说来的只有十二个人，却极具代表性，几乎个个都是能够代表一个方面的如雷贯耳的人物，真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九个方面。这样听一次会，也就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对《 五一口号 》的政治态度大体掌握了，比自己分别去跑要快得多。他在内心里感谢组织了这次座谈会的李济深和沈钧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