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的去向，胡适也一直在想。他的得意门生吴晗告诉他，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说北平解放后，可以让胡适当北平图书馆的馆长。北大地下党一直在做他的工作，甚至通过他的同乡、牌友郑昕劝他留下来。有个亮出了中共党员身份的学生当面告诉他，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他笑着问：“他们会用我吗？”
1948年12月上旬，胡适还泰然自若地做着他的北京大学校长。天天照常到校办公，筹备着12月17日北京大学50年校庆的各种事宜，编辑着50年校庆的纪念论文集，举办了《 水经注 》的版本展览。他还委托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制造了一台被称为“九头鸟”的广播器，准备在校庆时向全市的教育界作广播演说。
1948年12月12日下午3点，一辆黑色的别克牌轿车驶进东厂胡同，停在胡适寓所门口。国民党大员陶希圣风尘仆仆地拜访了胡适。
陶希圣49岁，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曾在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任教。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1年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 中国之命运 》，并任《 中央日报 》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适之先生，我是奉总统之命今天专程从南京来的，特敦请你南下。”
“谢谢总统的抬爱。再过5天，就是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了。适之现在正忙于筹备校庆，忙得不可开交，”胡适指了指桌上堆积的文稿，“实在是走不开呀。”
“总统让我告诉你，请你接翁文灝任行政院长，并说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都由你定，他概不干涉。”
“适之德薄才鲜，难当此任。”
“请适之先生万勿推辞。总统很后悔他当初服从众议当了总统，而没有让你出任。后来，又没有请你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当总统后，在国民党内部讨论行政院长人选时，他提出张群和何应钦两个人选。有人问：“为什么不提胡适之？”蒋介石说：“书生不能办事。”有人提何应钦，蒋介石说：“他要负责军事。”这样，当然就是张群了。
面对旧话的提出，胡适沉思了一会儿。
“请希圣先生转告总统，谢谢他的美意。可惜，我实在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
当天晚上，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
12月13日早晨和中午，胡适各收到一封蒋介石的电报，都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将再次派出专机云云。语气已不容他再拒绝。
当晚，胡适正在灯下写着对《 水经注 》的研究文章。
“先生，电报！”男仆老王走进来说。
“谢谢！”胡适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这封电报是南京政府教育部的，说次日就派一架飞机来接他，并要他偕同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一同南下。
胡适知道，这是他必须走的时候了。他当即给北大的教授汤用彤、郑天挺写了一个便笺：
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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