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日本大地震、海啸、核泄漏“复合型危机”刚发生，我就从中国百姓如何看待日本危机谈起，大概表达了三点观察：“3·11发生后的一周恐怕是我2003年去了北京后，中国人对日民族情绪最好的时期。作为近年经常遭遇灾害的邻居，中国人很同情日本人，为灾民着想，支持中国积极援助日本。”
“中国民众高度、密集关注日本民众灾后冷静、镇定的表现，积极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防灾意识等是如何建立的。正在使劲儿发展核电站的中国政府则抱着当事者意识去了解日本核危机，并从中吸取教训。”
“2003年至2011年，日中关系也经历了曲折与风波。但整体而言，近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日情绪趋于健全，该批评的好好批评，该接受的好好接受，该学习的好好学习。只要政治关系稳定，多样化的民间交流盛行，稳妥处理突发事件，两国关系一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我边讲解内容，边观察氛围，能感觉到，到场的学生对中国人如何看待日本以及日中关系等颇有兴趣，令人欣慰。
我一共接受了五个提问。前三个问题都是由中国留学生提出来的。我批评日本学生说：“你们应该感到惭愧，人家用日文提出问题，你们竟然沉默，这是怎么回事？请积极一点。”
三位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都很有趣，分别为：“这几年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是否与大学生没办法把内心矛盾转移出去或释放出去有关？”“日本政府没能及时处理灾后重建是否与民主主义的过高成本有关？”“您是从零开始在华留学生活的。大部分在日中国留学生也跟您差不多。相比之下，日本学生去中国留学很容易，但数量不是很多，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在日中国留学生始终关怀祖国的社会发展。我所接触过的几乎所有人都渴望将来回国工作、创业什么的。他们在异国他乡生活真不容易，希望中国社会多多向“海归派”给予机会。
后两个问题，终于由曾在中国留过学的日本学生提出来，分别为：“中国人在做事时很不守规矩和约定，严重影响着外国人对中国的信任。那么，中国人本身对此有何认知？有没有尽量去改善现状的问题意识呢？”“媒体经常报道的中国人反日情绪的真相如何？他们真的那么讨厌日本而搞示威游行、集会吗？还是只是把国内矛盾转移给日本而已？”
一个是与中国人民族性相关，另一个是与饱受争议的反日主义相关。我都明确给予回答：对于前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普及，中国人本身也开始尊重国际惯例，尤其年轻一代”。对于后者，“我们不要高估反日情绪，极端的愤青更多是对自己的无知与无奈感到愤怒，反日不过是释放情绪，转移矛盾的窗口而已”。
总算属于“精英”的两名学生的问题意识在日本主流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同时，其意识来源，在我看来，也基本一致。
不管是哪一年代的，日本国民对中国人做事依然不够理解，对中国人做人仍然不够信任。
傲慢与偏见
2009年6月，甲型H1N1流感仍以全球规模传染、蔓延，令人感到恐惧、不安全。世界卫生组织（WHO）8日发表说，感染者分布在73个国家和地区，已达到25288人（最多为美国，达13217人），死亡者为139人。
我生活也受着影响。
记得，6月4日那一天，北大一门研究生课要请海外青年学者参与，我负责去接待，结果，在东门被一批人阻挡。自北京奥运会以后，本来带着学生证的人去接就OK。“守门员”那次莫名其妙要求来访者非带护照不可。客人没带护照，局面很惨，原因果然是“甲型H1N1很严重”。
在北京观察流感动态，发现了些有趣的现象。记得，4月下旬到5月上旬，流感日益严重，大家也逐渐把它当回事的情况下，许多驻华日本机构或企业的家庭赶着回国。理由大致是：“我们在中国会很危险，很可能被感染，趁现在还没被隔离的时候赶快回去吧。”有些日本员工也担心妻子或孩子被感染，与老板商量，试图用公司的钱让家庭回国。还有，来华出差采访或调研的朋友，也马上接到老板电话：“你马上离开中国回日本，然后先在家休息10天，不要来公司。”
我也被有关人士咨询过：“加藤君，你觉得情况会怎么样呢？还是离开这里比较安全吧？”我只是建议说：“最可能被感染的是飞机上和机场里，尽量避免流动，保持安静吧。”
据WHO统计，至6月8日为止，感染者在日本410人；在中国大陆108人，在中国台湾地区16人。一目了然，日本确诊病例明显比中国多。而且，日本尤其关西地区（大阪附近）的状况比较严重，许多学校停课，有的还停半个月以上，还有临时延期毕业旅行什么的。对实际生活的影响来看，日本的情况比中国更糟糕。
那些“因中国危险而回国”的人们，有的已经回京了，有的还在日本。从目前的“实况”看，他们此次的判断与选择是不合理的。毕竟来回了一次，增加了被感染的风险，还有时间和金钱上的成本，他们冒出这些风险和成本，换取到身心上的安宁了吗？
那些人士的心态和言行再次让我认识到：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人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们盲目认为，中国很脏，很乱，所以流感必然蔓延，一旦蔓延，就无法控制；日本则很干净，很整齐，哪怕病例出现，也可以以先进的医疗防止流行。许多日本人以为“在中国的感染者比公开发表的数字多得多，信息是被隐藏的”。
当然，中国有“非典（SARS）”时隐藏信息、导致蔓延的“前科”，日本的卫生度与先进医疗也是事实，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适当怀疑中国能否控制，适当信任日本应该安全，也是合理的。
被高估的中国实力？
12月26日，我在2009年参加的最后一个电视节目、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控制碳排放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得到了播放。
哥本哈根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5）落幕，我们对会议取得的成果和被保留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出席过峰会的中国代表；经济、环保专家学者；来自法国、印度、美国等老外参加的本节目，用主持人胡一虎用的话来说，是“哥本哈根的北京版”。
气候变化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如何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有效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减排”。之所以“共同但有区别”，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进程不同。自产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对物质发展的需求始终恶化环境造成污染，如今环保的主要责任在它们身上。至于“金砖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毕竟正在谋求发展，解决百姓的小康问题，把“减排目标”设定为与发达国家同等的水平确实不公平。哥本哈根的结果不理想，只是达成了政治共识，没能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对此，西方媒体尤其冷漠，中国则高度评价。
“环保”是21世纪最大的政治，是各国靠着国家实力谋求话语权的利益博弈。多边会议能否奏效取决于大国的表现。PK式的讨论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我在前者主张日本的立场，指出美国和中国的责任重大。两大阵营都对美国的表现不满，它在气候变化上的力度不足，是国际社会不争的共识。
饱受争议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的中国（美国第二）。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会者都认为，“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根本没有做好承诺，把指责的矛头投向中国是不负责任的”。中国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说话，先“观望（wait and see）”发达国家表现如何，再决定自己如何应对。务实的谈判艺术使得中国成为峰会上的最大“赢家”。
为什么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表现不满意呢？原因很清楚，在它们眼里，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而是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G2）的潜在超级大国。
通过那期节目，我发现，发达国家往往凭国家规模“高估”、中国人则凭民生“低估”中国的实力。两者在认识上的“温差”很要命。西方人听不懂什么是“国富民穷”，也没思考过什么是“国进民退”。
我在节目中特意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之间怎么讨论无所谓，但在国际舞台上，不能永远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说‘负责任大国’，另一方面说‘发展中国家’的解释方式已站不住脚。哥本哈根峰会是个明证。”
拿手机好吗？
2010年年底，我换了一台手机。原来的手机用了两年多。每天要处理许多条短信，打很多次电话，已经不好用了。买了一台诺基亚的，价格为1500元。
中国手机价格之贵让我感到惊讶，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很不匹配。假如普通百姓的月薪为3000元，一台手机2000元，等于月薪的三分之二。日本的很多手机是免费赠送的，贵也贵不到哪去，顶多是月薪的十分之一。
曾经，我在上海遇到过使用3G手机，作为都市生活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帅哥们；在东莞遇到过使用“山寨”手机，尽量降低生活成本的美女们；在北京遇到过使用5000元以上高档手机的中学生们……手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了。
日本手机用户的覆盖率已超过90%。对日本人来说，手机和电脑在功能上没什么差异。假设一个普通年轻人对电脑的功能需求为“发邮件、上网查资料以及电子游戏”这三项，手机也可以彻底给予满足。“移动电话”嘛，更方便，可以带到任何地方，只要有信号，上网不成问题。就东京生活而言，地铁时刻表查询则是最受欢迎的功能之一。东京的地铁就像蛛网一样错综复杂，必须通过上网查清最高效的到达渠道。
日本家长对孩子用手机的要求很严格。手机能带来太多便利，家长就不允许孩子过早地接触手机。手机对孩子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健康成长”无疑是有害的。视力下降不用说，过早享受手机带来的便利和快乐，孩子就必然变得懒惰，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运动，不好好听话，不好好做人，不好好做事。大家一般上了高中才拿手机。我是高三开始拿手机，弟弟是高中毕业以后，妹妹稍早一点，上高一就拿手机了，毕竟是女孩子嘛，没办法。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青少年与手机”的关系尤其需要持续性地探讨下去。
在就业压力膨胀的现代文明之下，父母两个人都上班勉强维持生计的情况不断增加。那么，只能一个人上学、放学的孩子，该不该有手机？如果父母不放心孩子的安全问题，答案就很有可能是“应该”。但从另一方面看，让孩子拥有手机也很有可能造成她的“堕落”。孩子知道了手机带来的“美味”之后，其生活状态变成什么样子？也是可想而知的。
东京的咖啡厅上不了网
2010年年底，我正在东京羽田机场写此文，一会飞往北京。
这次回国，主要是为了给日本各界人士讲解今天真实的中国长成什么样子。我讲了许多话题：经济增长模式如何转变；沿海地区的工厂频发的劳动者罢工，原因是什么；贫富悬殊到底多严重；中国领导人不担心腐败吗；国有和民营企业各自竞争优势和劣势何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倾向和难度如何；农民工的月薪多少钱，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日本人对中国问题的关心度一点都没有下降，继续升温。
我和观众之间特别激烈展开讨论的是“中国人的自由”问题。日本人在潜意识里认为中国人不自由——思考不自由；表达不自由；移动不自由；生活不自由……我回应说，“由于人家特殊国情，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所谓政治自由确实受限制”。各位中国问题爱好者似乎很高兴、得意的样子。我很不喜欢日本人评价日中关系的时候拿出“中国言论不自由”来安抚“我们是民主的国家”，并回避面对祖国更加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我稍微带着反驳口气说：“我感觉中国人活得挺自由的，人们自由散漫，吃喝很痛快，有许多化解生活压力的办法，没有你们这么压抑。”在我看来，中国人，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谋生的老百姓都非常明白祖国发展阶段如何特殊，而不着急指望与体制改革相关的自由，反而主动寻找生存、发展上的自由。这些才是生活的，自己的。
我有一次在咖啡厅与日本媒体人交流时另外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正在这么豪华的咖啡厅坐着聊天。我刚问了服务员我要用电脑，插座在哪里，无线上网的密码多少？结果，服务员回答说‘我们不允许客人用店里插座，也没有无线’。”朋友们清一色回应说：“这有什么不正常的？我们都是这样聊天、开会的啊。”
我格外冷静强调：“如果在中国，任何客人都可以用插座，互相尊重，转让即可，咖啡厅方面也充分考虑到许多客人很有可能要用电脑的情况，尽量多准备多项的延长线。而且，我在北京几乎没进去过上不了网的咖啡厅。我坚信，若在北京一家咖啡厅不让用插座，无法上网，必然在一个月内陷入倒闭。”
这次回国重新认识到日本社会的软环境有着太多太多的限制。“无插座，不让上网的咖啡厅”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机场、餐厅、地铁，这个不能用，那里不可以做。日本社会的基础设施以及基于“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人性化社会无疑是先进的，中国方面也值得去参照。但任何事物都是硬币的双面，社会规则之多的代价是对国民生活自由的束缚。
听完我讲解后，人家伴个唉声叹气表示：“如果所有咖啡厅都能上网，我们的工作肯定有效很多。”
你别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