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人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和传播。
新就是变，新就是异，新就是奇。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新事物是在世界万事万物变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质、异质、奇质，它是新闻认知的对象，也是新闻表现和传播的对象。
世界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认知的复杂性，这一切构成了新闻复杂性的基础，这个世界不仅复杂，而且微妙。复杂到难以穷尽，微妙到无以复加。
一个人如果对新闻认识得越多、越深，就会越来越体会到新闻的复杂性。相反，一个对新闻知之甚少的人，反而会觉得新闻很简单，新闻无学。
本章不仅要揭示新闻认知的对象——世界在非线性变动中产生的新事物的复杂性，还要探讨作为世界的有机构成部分、认知主体的人的复杂性、以及人类认知本身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新闻的复杂性。
对新闻来说，复杂是一个永恒的属性。
面对复杂性，研究复杂性，发现新事物，表现和传播新事物，这也是职业新闻人永远面临的挑战。
这种挑战，在今天显得尤为严峻——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演化，改革开放和社会大转型，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国情空前复杂，生活空前复杂、交往空前复杂、情感空前复杂，整个世界“复杂巨系统”的特征越来越以几何级数增长。
我们所要认知、表现和传播的新事物，不仅包括新近发生的事件，还包括新思想、新观念、新发现、新感受、新体验、新问题、新活法、新状态、新动向……
“新”和“变”是这个时代的第一特征，而且，这个时代的“新”和“变”，空前的复杂和微妙。“风起于青萍之末”，“春江水暖鸭先知”，新闻对新的感觉，必须比一般人要敏感。
对一个无知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是简单的。
对一个博学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无知的无知。
复杂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当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还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将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世界的复杂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复杂为第一特征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个人类至今难以穷尽其奥秘的巨系统。
无穷无尽的万千事物，以非线性的方式演化着、生成着。
这原本是一个多姿多彩、千变万化、光怪陆离、无穷无尽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旦与人的复杂性结合起来，其复杂性又发生了几何级数的聚变。
4.1.1从复杂性问题到复杂性理论
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
自古以来，人对世界复杂性的认识从未止步。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各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开始出现合流、交叉、集成，并演化出一门专门研究复杂性的学科，它正在成为一门新的显学。
但是，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提升，这个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
事实上，人在认识世界的复杂性过程中，在做着两件事情：一是不断越过旧的认知边界，进入新的陌生领域，面对世界“新的复杂性”；二是通过自己对世界的影响，使世界的复杂性不断增加。
复杂，并不会随着人的上升而消解。
相反，人的上升本身就是对复杂的建构。
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在《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书的“概述”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复杂性科学的书——这门学科还如此之新，其范围又如此之广，以至于还无人完全知晓如何确切地定义它，甚至还不知道它的边界何在。然而，这正是它的全部意义之所在。”（米歇尔·沃尔德罗普著、陈玲译《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第一版）
米歇尔·沃尔德罗普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苏联对东欧40年的统治会在1989年的几个月之内轰然坍塌？
为什么苏联自身也在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分崩离析？
为什么道琼斯指数会在1987年10月19日这一天之中猛跌五百多个点？
根据化石标本的记载，古代物种和生态系统常常稳定地保持了几百万年，而后却在地质期的某一瞬间灭种或演变为新的物种，这是为什么呢？
原始的液态氨基酸和其他简单的分子是如何在四十亿年前转化为最初的活细胞的？
分子是不可能随机地组合在一起的，但生命起源学家们却又津津乐道地说，不发生这样的情形是荒谬的。难道生命的起源竟是一个奇迹？抑或是液态氨基酸中有我们至今尚不知晓的原因？
为什么单个细胞在六亿年前开始组合，从而形成像海藻、水母、昆虫，最后到人类这样的多细胞生物体？而人类又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这么大的力气来把自己组成家庭、部落、社团、民族及各种类型的社会？
如果进化（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真是完全由适者生存法则决定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发生一些与人际之间残酷竞争毫不相关的事情呢？在这个好人经常无法坚持到底的世界上，为什么又有像信任与合作这样的事？为什么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信任与合作却不但存在，而且还会发扬、昌盛？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如何解释像眼睛和肾脏这样精妙复杂的结构？难道我们在生命体上所发现的这些精妙得令人无法相信的组织，真的仅仅是随机进化的偶然结果吗？抑或在四十亿年前还有什么别的、达尔文所不了解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生命究竟是什么？难道生命无非是一种特殊而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还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我们制造出来的像计算机病毒这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们仅仅是恼人的生命的仿造品吗？或者，从最根本意义上来说，它们真是活物吗？
脑子是什么？大脑这个普普通通的三磅重的团块，是如何产生像感情、思想、目的和意识这样不可言喻的特征的？
也许最根本的是，为什么总是有而不是无？宇宙始于大爆炸后一片潮湿的混沌，然而至此开始，就像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所形容的那样，宇宙就受制于某种不屈不挠的趋于混乱、解体和衰败的倾向力。但它同时又无处不产生着结构：银河、恒星、行星、细菌、植物、动物和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永恒趋于混乱的强制力与同样强大的趋于秩序、结构和组织的强制力之间有某种抗衡的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种力量是如何同时发生作用的呢……
米歇尔·沃尔德罗普指出，乍一看，这些问题只有惟一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无人知晓。”有些问题看上去甚至根本就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伦理问题。但当你进一步研究它们时，你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属于一个系统，即复杂系统。
也就是说，许许多多独立的因素在许许多多方面进行着相互作用。比如，千百万个蛋白、脂肪和细胞核酸分子相互产生化学作用，从而组成了活细胞；再如，由几十亿万个相互关联的神经细胞组成的大脑，以及由成千上万个相互依存的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在每种情况中，这些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使每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自发性的自组织。人们在力图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个人的买卖行为，无意识地将自己组成了某种经济体制，就属于这种情况。这并非是在有人负责或有意识地计划下发生的情形。
又比如，基因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胚胎中以一种方式将自己组合成肝脏细胞，又以另一种方式将自己组合成肌肉细胞；飞鸟顺应邻居的行为而无意识地将自己聚集成群；生物体经常相互适应而得以进化，从而将自己组合成为精巧协调的平衡系统；原子通过相互化合得以找到最小的能量状态，从而使自己形成被称之为分子的结构……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一组组单个的动因，在寻求相互适应与自我延续中或这样、或那样地超越了自己，从而获得了生命、思想、目的这些作为单个的动因永远不可能具有的“集成的特征”。
更进一步的是，这些复杂的、具有自组织性的系统是可以自我调整的。在这种自我调整中，它们并不像地震中的滚石那样，仅仅只是被动地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它们试图将所发生的一切都转化为对自己有利。因而人类的大脑经常在组织和重组它几十亿个神经联系，以吸取经验。物种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而进化——在企业和工业领域的情形也是如此：市场对消费口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对移民、技术发展；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和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变化不断地作出反应……
最后一点，每一个这样自组织的、自我调整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某种动力。这种动力使它们与计算机集成电路块和雪花这类仅仅只是复杂的物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复杂系统比它们更具自发性，更无秩序，也更活跃。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特殊的动力，对离奇古怪的、无法预测的螺旋运转，即人们所说的“混沌”状态而言，却还相距遥远。
近二十年来，混沌理论已经动摇了科学的根基，它使人们认识到，极其简单的动力规律能够导致极其复杂的行为表现，譬如无数细小的碎片所产生的整体美感，或无数翻沫所形成的汹涌的河流。然而混沌理论本身仍然无法解释结构和内聚力以及复杂性系统自我组织的内聚性。
但复杂性系统却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平衡的能力。米歇尔·沃尔德罗普指出，它的平衡点——即常被称为混沌的边缘——便是一个系统中的各种因素从未真正静止在某一个状态中，但也没有动荡至解体的那个地方。
混沌的边缘就是生命有足够的稳定性来支撑自己的存在，又有足够的创造性使自己名副其实的成为生命的那个地方；混沌的边缘是新思想和发明性遗传基因始终一点一点地蚕食着现状的边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即使是最顽固的保守派也会最终被推翻。
混沌的边缘是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突然被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人权运动所取代的时刻；是长达七十年的苏维埃突然被政治****所取代的时刻；是进化过程中万古不变的稳定性突然被整个物种的演变所取代的时刻。混沌的边缘是一个经常变换在停滞与无政府两种状态之间的战区，这便是复杂性系统能够自发地调整和存活的地带。在混沌边缘发生的复杂、调整和剧变——这些共同的特征是如此显著，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在一系列仅仅是顺理成章的科学类推之外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米歇尔·沃尔德罗普著、陈玲译《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第一版）
这场科学运动的神经中枢，便是被称之为“桑塔费研究所”的智囊机构。这个研究所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坐落在坎杨路桑塔费艺术区中一个租来的女修道院里（举办学术讨论会的地方过去是一个小教堂）。聚集在这里的研究人员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和背景，包括从梳着马尾巴发型的研究生到像物理学家马瑞·盖尔曼（Murray Gell Mann）、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和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这样的诺贝尔奖桂冠得主。他们都达到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坚信一个将普照自然和人类的新科学——复杂性理论。
他们相信，近二十年来的知识热潮在神经网络、生态平衡、人工智能和混沌理论这样一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帮助他们掌握了建立这个复杂性理论框架的数学工具。
他们相信，对这些新思想的运用，使他们得以从过去无人知晓的角度和深度来认识这个自发、自组的动力世界。这一认识将对经济和商业行为，甚至政治行为发生潜在的巨大影响。
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凌厉地冲破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科学的线性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突破已经能够使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的最重大的问题。
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开创的是二十一世纪的科学。
4.1.2从“复杂性科学”到“复杂性思想”——读《复杂性思想导论》
《复杂性思想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的作者埃德加·莫兰，1921年出生于巴黎，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当前国际上蓬勃展开的复杂性研究思潮的开拓者，“复杂性范式”的著名提出者。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埃德加·莫兰受到在西方兴起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自组织理论等思潮的洗礼，他的兴趣中心转入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从1977年起，他逐步发表巨著《方法》，最终在2004年以六卷完成。因此莫兰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他提出的“复杂性方法”“复杂性思想”或“复杂性范式”。
莫兰是在他1973年发表的《迷失的范式：人类研究》一书中首先提出“复杂性范式”的概念，并号召人类进行思维方式上的新革命。
1979年比利时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也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口号，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
1984年美国的圣菲研究所成立，它接过了“复杂性科学”的口号作为自己研究所活动的旗帜。
莫兰“复杂性方法”的产生，首先源于对当时科学所使用的“研究人的方法”的不满：该方法或是文化主义的，只从社会文化方面研究人；或是生物学主义的，只从自然生物方面研究人。这些研究对人性的认识都只得到片面的结果，因为人是自然和文化的“合金”。人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