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代表为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先后撰写、编著、修订了多本新闻理论教材，以一种比较宏大的视野建构起了自己的新闻理论体系，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阐释新闻理论问题的方式。刘建明先生对新闻理论的体系性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他在《现代新闻理论》的自序《新闻理论研究什么》当中写道：“新闻学理论无疑也应具有原理的演绎体系，形成理念化的知识系统。”“当新闻学对准新闻现象本身，积累足够的定理，形成准确严密的论证体系时，构筑新闻理论才成为可能。”“新闻理论的论述不是按照任意的、外在的次序排列的，而是由认识逻辑的起点至终点构筑连贯的理性整体。”同时，他所建立的新型新闻理论体系，自觉打破了传统的“新闻、新闻业、新闻职业”的板块体系结构。
第三种模式就是“板块结构模式”，这是现有的大多数教材所采用的。最基本的体系结构方式，也是比较传统的、惯用的新闻理论结构方式，大致分为三块：新闻（本体论）、新闻事业论和新闻工作论。
郑保卫先生《当代新闻理论》是这种结构模式的典型代表。就目前来说，国内关于新闻理论体系的探讨，从原则上说，还没有冲破板块结构的基本模式，不过“贯通式”的理论体系探索也在进行之中。这种方式为主导的新闻理论模式，体现了我国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的主导思维方式。
第四种模式是“一分为二的体系结构模式”。这是杨保军先生对复旦大学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体系结构的概括或描述。
黄旦教授以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为理论基础，并在有关心理学著作的启发下，从新闻传播的社会性与人际性出发，构架了《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框架。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着眼于作为社会交往的新闻传播活动，试图勾勒出其起源、演变、发展以及与社会之关系、作用等；下编则把新闻传播置于传、收双方获取新闻、达到共享的过程中加以认识，逐次讨论构成新闻传播的逐个要素，力图尽力突出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人与人交往的特点和规律。
第五种模式是“新闻活动范畴为红线的结构模式”。这是杨保军先生《新闻活动论》一书中提出的一种新的建构新闻理论体系的模式。
这种模式受黑格尔针对哲学体系建构原则的启发：“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且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全部被认识的东西必须也是作为一种统一性、作为概念的一种有机组织而出现。”在此基础上，杨保军先生提出，在一门具体学科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也应该有这样的体系意识。在学科概念系统中，发现能够统一整个理论体系的概念或原理，也就等于找到了一门学科自身的逻辑主线。
经过分析，杨保军先生发现“新闻活动”对于新闻理论体系来说正是这样一个概念。因此，他以新闻活动范畴为贯穿始终的主线，以新闻本体论、新闻业态论、新闻关系论为基本板块，以专业或者职业新闻传播者的新闻（传播）活动为核心，建构了《新闻活动论》的基本架构，提出了一种新的新闻理论结构方式，其核心内容构成是：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
杨保军先生看到，人类新闻活动、新闻现象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并且在不断地变化、扩展，我们不可能划出一个十分明晰的界限来。但是，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还是相对稳定的，也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新闻、新闻传播和运行新闻传播的新闻业，能够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概念是“新闻活动”。因而，新闻理论研究的对象范围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的新闻活动，目的在于发现和揭示新闻活动的特征和规律。“新闻活动”这个范畴有着足以演化所有新闻活动内容的丰富内涵，其外延也具有包容所有可能的新闻现象的能力，这也是他用新闻活动统摄新闻理论体系的基本根据。
另外，杨保军先生提出，我们可以对新闻理论关涉的范围进行狭义、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新闻理论就是关于“新闻”和“新闻传播”的理论，可以称之为新闻本体论；广义的新闻理论则不仅包括新闻本体论，还包括新闻传播业理论（简称“新闻业态论”）以及新闻关系理论（指新闻业、新闻传播与整个社会环境、社会主要子系统关系的理论）。目前学界理解的新闻理论，主要是广义上的新闻理论。事实上，就目前具有的各种新闻理论体系来看，不管具体的体系如何结构，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划归到这三大板块中去。因此，可以说，杨保军先生是在板块结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式。
第六类结构模式，杨保军先生称之为“不太追求体系的结构模式”，也就是“自由式结构”，它反映了我国新闻理论界自由探索的风气已经形成。就国内出版的一些新闻理论教材、专著来看，它们似乎并不刻意追求什么体系，只是大致把新闻理论应该讨论的基本问题按照一定的顺序做了排列。尤其是一些侧重新闻理论的概论性著作大都如此，因为它的任务不在于构建什么体系，而在于介绍基本的新闻学知识、概念和观点。
比如，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在《新闻学概论》的绪论中就说：“《新闻学概论》主要介绍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观点，为今后进一步探索新闻理论、研究新闻史、掌握新闻业务和媒介管理经营打下基础。”
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力丹教授在《新闻理论十讲》提出：“新闻理论是一种应用性理论，作为教材，不能像哲学那样钻进去出不来。要让实际新闻工作者看了以后，对照自己的工作，感到若有所思，这个教材就是成功的。”该书的封底介绍中写道：“本书抛弃了以往教材所谓的‘严谨系统’的结构，以新闻理论关键词作为章名，以重要论断作为节名，形成体例上的开放式系统，避免了对新闻理论刻板生硬的演绎和组织。”
以上种种新闻学理论体系，基本代表了中国理论新闻学界长期以来不断积累、开拓、吸收、创新的成就。它们构成了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的大厦基础，为新闻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开辟了空间和路径。
但是，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之上，还缺少一门“新闻哲学”。
也就是说，对新闻理论进行理论、对新闻思想进行思想的学术，还处于“缺位”状态。不过，我们的新闻理论研究，已经出现了向“新闻哲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杨保军先生的“新闻活动论”，把新闻活动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红线，已经接近了新闻的本质层面。
新闻哲学，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了。
2.4.4新闻哲学的诞生
“世界从本质上是发展的，没有一种事业、一种信条、一种规范可以万古长存。一切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产生和灭亡之中。所谓辩证法的整个哲学体系无非是对这个伟大、简单但又十分深刻的原理的表述而已。”（金观涛著《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以上金观涛先生的论断，是何等的深刻而透彻。他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
“我发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大多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到运动中去，现实发展得太快了，他们又不得不用理论来理解并指导现实。结果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究竟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和正确，人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发现这一点后，我决心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个清楚再往前走。如果基本东西不搞清楚，我宁可站在那里不走。”（金观涛著《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金观涛先生在介绍自己年轻时求学的经历时，同样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独特而清晰的路径：“当时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希望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用自己真正领悟的（而不是从老师和书本中半懂不懂地听来的）辩证法重新去考察人类文明史……要理解今后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金观涛先生告诉我们，其实那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科学和数学思路本身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正是我们从小养成的错误的思想方法，而这些错误的含糊的常识又经过不正确但却以思想深刻作为理由的哲学进行加固，这往往使高明的思辨家在科学面前“其蠢无比”。
“从来，人最值得自傲和最有力量的是他的思想，思想可以使我们以一种风驰电掣的速度追溯整个人类的历史，思想可以使每一个渺小的个人成为实践着的整个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没有什么比思想能够不断超越自己已达到的成就更为激动人心和更美妙的了。
科学在提出理论之前已经承认任何一个概念（即使是经过科学千锤百炼的概念）都可能不全面，都可能不完全等同于真实。但思想的困难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怎样用这些人造的概念去架起理解复杂而奇妙自然现象的桥梁。理论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它的构架是否美，是否具有巨大的预见性，是否具有超出直观的经验的能力……”（金观涛著《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正是在金观涛先生的启发下，笔者开始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跋涉：从科学史和哲学史开始，沿着人类认知世界和自己的漫漫长路探索，去发现和认识我们的先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认识和探索这个世界、揭示人和世界的奥秘的；从东西方文明史、文化交流传播史当中，寻觅着人类知识和思想得以产生、传播的秘密；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老三论”，到耗散论、博弈论、突变论等“新三论”，在以前仅限于浅尝辄止的新理论里，吸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营养；重新搜集当代最新的新闻史、新闻理论著作，重新审视新闻在人类认知之路上所走过的漫长历程；搜寻着关于互联网时代，描述“第四世界”最新图景的著作和资料，从而更新着自己在这个充满变动和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在漫长的探索之中，笔者越来越发现金观涛先生在探索世界奥秘过程中所揭示的这些震撼人心的道理：原来人类思想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不停地去思想”，哲学的意义就在于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去作“个性化的探索”，去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的思想进行“思想和批判”，从而开辟新的认知、发现、思考世界和人生的路径，这原本是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每一个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使命。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把历史称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而哲学反思乃是哲学家不分昼夜地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哲学家必须把各种问题、人们碰到的困难、解决问题的知识背景、以至于人的直觉和情绪统统放到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他必须从怀疑自己开始，怀疑世界的存在，一直到肯定对它的哲学思考。经过这一切反复之后，他再在所有的知识和思想之上重新检视那个被认为是“理性”的东西。这个过程有时十分乏味、枯燥，但有时在反复的沉思中内心会升起一种庄严的感觉——思想者为思想的大无畏而骄傲。
新闻，在今天，是一个无处不在、多么司空见惯的事物。可是，我们并不懂它。
它无处不在，却又是那么的陌生。因为，我们总是把一些十分基本的问题和历史已有的答案拿出来分析，而不是“回到新闻自身”。
长期以来，我们对新闻的理解和认识还停留在经验和常识的层面，正像金观涛先生已经揭示的那样：“对一个已经通过几代人探讨的问题更深的答案必定隐藏在一般人从未想到的那些方面，这就是作为中国人对自己最熟悉的东西的盲目性。在人的内心世界，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最陌生的东西！”（金观涛著《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新闻哲学——以人类认知为参照》，就是我对我最熟悉也最陌生的“新闻”的追问与反思。可是等我来到“新闻本质论”这一核心问题面前的时候，已经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寻根之路”！
而此时的结论，却又是如何的简短：新闻就是人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和传播！
当我终于敲出这短短几个字的时候，我深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