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是原始人的第一要求，也是他们生活的绝大部分。各狩猎民族关于创造的神话，包括神话中半神式的英雄，都惊人地相似。这些英雄创造自然环境、安排供狩猎的动物、繁殖人类，并教授人类各种技艺和风俗习惯。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就无法生存。可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者捕捉不到很多的动物和鱼的时候，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找出答案，只能对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充满敬畏，充满恐惧。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他们所能见到的万物生灵的影子的折射。他们眼中的世界，有多少神秘和茫然——尽管我们今天只能从他们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中去感受，但是，毕竟我们是一脉相传、心灵相通的。
今天的人们，把文字的诞生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这一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文字的诞生，只能说人类进入了“文字文明的时代”。而且，倘若没有原始人创造的文明，没有原始人在生产生活中的新闻传播活动，文字的出现也是不可想象的。
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
“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只能猜测。如同其他许多大的事件一样，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件大事。但是，渐渐具有人的属性的动物发明了可以随处携带和用来在一切地方都指同一样东西的声音符号，而无须指着对象或站在对象旁边或朝对象吼叫。语词符号开始补充信号。怎样补充呢？我们还是只能猜测。
“关于语言的诞生，有一派认为，不管怎样它同工具的发展是相关的。对这种说法，很少有什么语言学家表示异议。原始的工具，如用于切割或刮刨的锋利石片，可能早在一百万年前就存在了。当最初的猎人手里拿着工具时，他必然发现很难做出某些姿势，而这些姿势在有语言之前却是非语言传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他制作出矛或刀以后，他就可以去打猎。住在黑暗的洞穴里，晚上出去狩猎，他必然发现，声音信号非但不是他的主要活动所附带的，而且有可以取代视觉信号和姿势的许多功能。因此，他学会了像运用双手一样熟练地运用发声机制。”（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施拉姆的分析，至少可以启发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绝对不会是在有了语言之后才开始学会传播的——或者说，正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语言才得以产生。
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们仍像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像完全依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由于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被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供给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
1.1.3新闻推动文明前进
《全球通史》一书中，关于史前时代的人类文明，有如下介绍与评价：
“人类历史的发展速度一直在不断加快。地质年代以数十亿年为计算单位，人类史前时代以十万年甚至百万年为计算单位，而自从文明到来之后，纪年单位不断缩小，已是以数百年甚至数十年为计算单位。”（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在史前时代的千万年中，有两大发展为以后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是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人类的祖先转变为真正的人类；其二是原始人从靠大自然恩施的食物采集者转变为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这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即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
虽然早期的人类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但这毕竟只是最初的步伐。在转变为能够思维的动物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使用语言、工具和火；在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种植，学会了使用锄头和镰刀。这些技术的获得使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但是，与后来的技术相比，这些技术还是最原始的。
技术愈原始，其使用范围也就愈有限；反之，技术愈先进，其使用范围也就愈广阔。史前时代，食物采集者的活动只能局限在进行狩猎活动的方圆数英里内；原始耕作者的活动只能局限在自己所在的村落及周围的田野和牧场上。因此，史前时代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可以说是“地方性”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一书告诉我们：哥伦布、达·伽马及其后继者在短短几十年间使世界各地区开始直接交往，这种交往日益频繁，持续至今。与此相反，1500年以前的人类社会各地区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这种隔离，使得原始人生活在一个相对闭塞的世界里。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
早在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漫长数千年中，人类各地区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人类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没有新闻传播活动的进行，人类是不可能走向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即使在今天，那些保持着封闭和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依然生活在遥远的过去。
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留下了这样的观点：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
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相互影响的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1.1.4原始新闻传承至今
在探究原始人的新闻活动时，笔者对“传说”的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由于口语不能行之久远，在使用文字以前，人类就将自己群体的要事编成故事，通过口头讲述或岩画等方式使之流传。
那时的传说，也是原始人的新闻。
我国原始社会的传说，从人类起源到原始社会各个阶段的历史文化，世代相传。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直到传说中的五帝、尧舜禹。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传播的是原始人从使用天然火到人工取火的发明创造；有巢氏的传说，传播的是原始人构筑房舍的创造；伏羲氏的传说，记载和传播了采集、渔猎的原始经济形态；神农氏的传说，显示着原始农业时代脚步的临近，人类发明创造的推广、传播；五帝、尧舜禹的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向农业社会、阶级社会过渡的种种现象和事件。
在探究原始人的新闻活动时，我们必须对那些原始文明遗迹，作“新闻传播”角度的分析。与那个漫长时代的缓慢发展节奏相适应，原始新闻传播的节奏和时效性自然难以与今天的现代新闻传播相比。但是不可否认，原始社会的新闻，已经具有了如下特征：
首先是新闻内容具有明确的生产性和功利性；
其次是表现形式的非文字性，他们更多地要依靠口头、手势、实物等方式；
再就是新闻主体的不确定性，即人人都可以作为新闻的发现、表现、传播者。
这些原始新闻的特征，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更大范围内体现着。
就如我们不能说原始社会的人不是人一样，我们同样不能认为那时的新闻以及新闻传播活动不是新闻和新闻活动。不仅在今天，新闻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即使是在人类漫长的“童年时期”，新闻同样是原始人成长的动力之一。
原始社会的新闻传播，尽管原始，但是也体现出了一切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
新闻的主体，是人，是劳动的人，是有思想、有知识、有个性的人。
新闻的对象，是新发现、新事物、新思想、新创造。
新闻的表现手段，是原始语言，包括言语和非言语。
新闻的传播途径，是最古老的人际传播，即以人自身为媒介，同时也包括器物媒介。
通过原始社会的新闻传播，我们可以对新闻作出更接近本质的概括：新闻，其实就是人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与传播。
直到今天，我们的新闻活动，与原始人的新闻活动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仅仅是在内容、手段和媒介等水平上的发展。
当然，我们今天的新闻活动，还表现出自觉性、产业化、广泛性等新的时代特征——任何事物在特定的时代必然表现出其时代特征，这在今天已经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问题。
文字时代——农业社会的新闻之路
在农业社会，新闻尚未取得独立地位，它借助文学、历史、史诗、学校、书籍、原始报刊、戏剧、小说、商业、战争等多种形式“寄生”，它渗透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之中，伴随着人类求知、思想、交往的所有历程。
农业社会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断交流的混血史。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游牧民族在新闻活动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2.1农业革命与文字诞生
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后人称之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似乎更长；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农业社会的主体阶段，从这一时期一直延伸到公元1500年左右——工业文明开始在农业社会的母体中诞生，并开始向世界范围内扩展。先是自治的农业村社，接着是祭司集团控制的小国，最后是由王朝统治的、具备一切文明特征的帝国——这就是以上所述的长达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
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人类取得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而且通过栽培植物也可养活自己时，这一依附性大大减弱了。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使人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一书指出：
人们常常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这自然是源于一种对那时人类生活的真实情况的一种无知，以及对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诸多不公平现象和所谓“世风日下”的不满。“但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阴影、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究其根本原因，至少离不开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几百万年人类文明的发展积淀，使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有了缓慢但实在的发展；二是种植和畜牧等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三是人类掌握的工具以及制造工具的能力已经比前人更为先进；四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原始部落联盟逐渐被新的社会组织所代替，人类拥有了更为强大的挑战自然和自己的群体能力；五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的知识和思想有了传承的载体——这一因素是建立在前面四条之上的，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利用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纤维，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而异；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诸游猎民族的单独群体成为可能；部落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了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把他们相互区别开来。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也不能不这样做，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动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形式的基础。这种生活形式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