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4多维之参照
今天的新闻界，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不同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多个视野，对一些重点问题展开了多维透视。
把时代问题置于多维之参照下，这是新闻理论实现新的超越的一个重要路径。
新闻与真理
苏斌在《用李普曼新闻思想观照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试从李普曼的一些新闻思想中寻找相应的关联以更好地理解新闻专业主义。文章指出，李普曼是从新闻业与民主社会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新闻业的。在成书于1920年的《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认为只要提供准确的事实，民主的危机就能解决，而且他也始终认为事实与真理是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只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巧，便能在事实的传播中揭示出真理。然而在《舆论学》一书中，李普曼却推翻了这条信念。他在“新闻、真理及一个结论”一章中承认《自由与新闻》中认识的不足——新闻与真理并不是一回事。（苏斌《用李普曼新闻思想观照新闻专业主义》，《青年记者》，2008年11月下）
在实用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和精神分析学派宗师弗洛伊德的影响下，李普曼意识到：人是非理性的。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即使全世界所有的记者昼夜不停地工作，也不可能亲历世界上的每一个事件，而报纸也不想照看全体人类。在绝大部分的重大新闻中，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也根本谈不上显而易见，而是需要选择和判断。因此，每个人都希望见诸报端的是他自己喜欢看到的事实。然而，到达读者手中的报纸，每一份都已经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这些选择包括印什么新闻、印在什么位置、每条应占多大的版面、各自的重点是什么；等等。这里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也没有什么成例可循。报纸编辑所要解决的只是一个问题，判断如何才能让某一批读者拿出半小时的注意力放在他的报纸上。
因此，李普曼认为，报纸是廉价的，人们喜欢看廉价的报纸，但是搜集信息是一种专业，而且代价高昂，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持与投入，并且读者不愿意花费太多的费用来读报纸。因此，掌握外部世界并且了解信息是艰难的，报纸刊登读者感兴趣的内容而很少是对读者有利益的内容。
李普曼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因此，李普曼认为报纸刊登的新闻不足以让人们看清外面的世界，这里有那些妨碍人们接近事实真相的主要因素。它们就是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往的限制、每天能够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消息对事件造成的歪曲、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面对那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所产生的忧虑。
普利策在20世纪初所发起的“要把新闻业提升到一个富有学识的专业层次”的呼吁，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广泛呼应。李普曼是这方面最有力的发言人，其目标就是要通过严格科学方法的训练建立起一个客观新闻业。李普曼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是“耐心、无畏的科学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报道需要实践最高的科学品质”。他第一次提出了“客观”有助于新闻界实现自己在民主社会中的功能的观点。李普曼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提出了对新闻业的改造设想中，李普曼他说要将新闻业从一个行业转变为一个专业。而在寻找新闻专业化的依据时，李普曼选择了客观性。李普曼治疗新闻业的药方是科学，他认为追求科学的方法不仅能使新闻业专业化，而且能使它更加自由，更富有英雄气息。
时至今日，学者们大多认为，客观性尽管并不完美，但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与追求，现在依然是评判新闻工作的可行原则，客观性是西方媒介专业化的一个标志。詹姆斯·凯瑞说，客观性和专业主义是长期扭结在一起，甚至可能是互为标识的。换用舒登声的话说，客观性是新闻媒介作为一个专业组织的意识形态。新闻客观性理念也是新闻业成为专业、建构自己合法性地位的基石。
新闻专业主义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党派而独立存在的，在报道上客观中立，在评论上理性持中，在经营上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新闻专业主义以“公共服务”为信念，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它要求新闻记者对自己所承担的特殊社会角色以及履行的历史使命，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意识。
目前，我国新闻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建立专业的准入机制，把新闻传播业等同于一般的媒介产业，把新闻工作者等同于一般的产业员工，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新闻专业化水平。
新闻与文学
安冬在《海明威创作中的“新新闻学”因素》一文中指出，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又译“新吉纳主义”，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被认为是20世纪新闻学界最激进的一种报道理论，20世纪60年代是新新闻发展的高峰时期。新新闻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报道者介入事件当中，并作详尽分析，真实刻画人物心理和事件发生的场景，重视细节的描写，简单来说就是用文学的笔法来写新闻，即所谓的“创造性非虚构写作”。（安冬在《海明威创作中的“新新闻学”因素》，《青年记者》，2007年第3-4期）
文章认为，20世纪60年代新新闻的发展达到高潮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相契合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教授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他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一书中写到：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并不是严格按照年代划分的，而是一个从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的时期，在此期间内，发生了被大肆宣扬（也许是过分宣扬）的政治和文化运动，这些运动使一个早已经变化众多的美国社会（在地区、种族、阶级和宗教特征等方面）产生激化与分裂，矛盾的焦点归结于是否可能和应该在政府的内外政策以及文化和个人领域中进行根本的变革。莫里斯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像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60年代美国的复杂和多变，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一定的波动，新闻界也是如此，新闻受众呼唤一种能全面反映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形式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新新闻主义应运而生。
这种新型报道形式的产生和高潮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早在20世纪初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新新闻学就已在部分作家的创作中初见端倪，这些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关心政治和时事，大多兼有文学与新闻工作者两种身份，欧内斯特·海明威就是这群人中成绩最为显著的一个。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就有欧内斯特·海明威。
海明威成为新新闻主义先锋与他的丰富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明威12次申请参战均因为视力不好而没有得到批准，后来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队，虽然海明威参加的战役不多，在战争中他的主要任务是做及时的通讯和报道工作，但战争使他目睹了人类的残忍，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经历了12次手术，医生先后从他腿上取出227块弹片和一个机枪弹头。战争结束后，海明威带着一身的伤痕返回了家乡，生命在战争中的渺小和无助深深触动了他，使其人生观和世界观彻底发生了改变，曾经的憧憬和理想被打碎，但对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了。这些经历对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使他的新闻写作风格发生了改变，并影响了他文学风格的转变。
海明威在创作中不自觉加入了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表现出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更重视人本身，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物质世界，由客观、仅局限于事实的纯现实主义写作转向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向发展。战前新闻工作养成的言简意赅和简洁、精悍的电报式写作，由于描写人心理和精神世界的需要逐渐演变，形成了他疏密有致，简练但不失细腻的风格，既有洞悉人心理的圆润之笔，又有对过渡性情节概括、清晰的记叙。与其后兴起的新新闻主义所倡导的写作要义不谋而合，成为新新闻主义先锋之一。
具体来说，海明威创作中的新新闻主义因素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新新闻主义使海明威的创作表现出现代主义内向化的特征，重视人物内心对事件的感受，将作者的感受融于其中。新新闻主义提倡放弃传统刻板的依据事实的创作方法，将重点转向对事件作个人化的分析，采访者以个人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采访当中，将现场真实地反映给读者。战后，海明威继续从事编辑等文字工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在我们的时代里》，主人公涅克·阿丹姆斯正是他本人的写照。美国文化学者罗伯特·斯皮勒在他的《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评论专著》中说，阿丹姆斯“具有海明威似的淡泊的非人格化特点，与年轻的尤金·干特充满感情的自暴自弃及自怜自悯形成鲜明的对照。”（尤金·甘特是20世纪作家托马斯·沃尔特《向家乡看吧，安琪儿》和《时间与河流》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
这时的海明威已经开始改变在传统新闻报道中所养成的那种置身事外、过分依据事实的习惯，在创作中不仅仅使自己处在局外人的角色上，而是更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在他们身上熔铸着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战争中所受到的触动使他在创作中处于一种爆发状态，写作成为海明威情感宣泄的突破口。这一特征在其后海明威所创作的“硬汉系列”作品中表现的更加明显。
海明威一生充满了传奇和坎坷，几次历经生死都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挺了过来，这使他崇尚勇气和对个人尊严的捍卫。“硬汉系列”中塑造了一系列这样体现海明威自身思想倾向的人物。其代表作《老人与海》中一生与大海搏斗的老渔夫桑地亚哥，可以说体现了海明威一向不服输、百折不挠和敢于正视死亡的精神。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为：“人可以被消灭，不可以被打败。”这种对人生的思考和理解，使作品的表现跳出了单纯的现实层面，包囊了哲学、宗教、社会等等方面，内涵更加丰富和深远。
2.重视细节描绘和气氛的渲染。海明威最初从事记者工作是在当时很有名气的《星报》，这家报社对记者要求极为严格，《星报》有一份“文体凡例表”，上面第一段写到，“用短句，开始段落要短，用生动有力的英语，要明确，不含糊，避免用形容词，特别是那些言过其实的形容词。”（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
早期的海明威很好地实践了这些理论，并衍生出自己独特的“冰山理论”，成为当时很有名的“站着写作的作家”。但是简洁和简练并不意味着省略和粗糙的文风，在一战过程中形成的新新闻主义的写作特点仍然在部分章节得到凸显，不少细节描写为后世所称道。在海明威力作《永别了，武器》中，美国青年亨利在所谓“光荣、神圣、爱国”的口号鼓动下盲目参战，战争不仅毁了他们在现实中的生活，更摧毁了他们的精神，使这些原本天真烂漫的年轻人丧失了对生活的追求，这与海明威自身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把亨利心理转变的过程写得真实感人。亨利最终选择了逃避，和凯瑟琳一起流亡到瑞士，妻子是亨利的精神支柱，但当凯瑟琳难产死去时，亨利感到一切对他都没有意义了，他的人生只剩下一片废墟，在医院有这样一段描写：
医生顺着过道走掉，我回到门口。
“你现在还不能进来，”一名护士说。
“不，我要进。”
“你还不能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一位也出去。”
我把护士赶走，过去关上门，熄了灯，可这也没什么用，这像是同一尊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来，出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永别了，武器》，海明威著，林今疑译，上海外文出版社，1980年）
这段不足百字的描写具有新新闻主义典型的细腻特点，一点一滴地表现凯瑟琳去世后亨利的行为和语言，从中透出一种难以抗拒的悲凉氛围，主人公绝望的心情从一字一句中流淌出来，读者通过海明威的笔仿佛达到了新新闻主义追求的身临其境的效果。
作为记叙者的海明威，本人丰富的经历和战争前后心理的变化，使其先前的电报式新闻写作的风格受到影响，在其创作中出现了内倾性和重视细节描写等新新闻主义大力宣扬的特点。这些特点并不像后来新新闻主义发展高潮时期那么明显，但经过仔细地梳理却清晰可见，使海明威的作品更加具有欣赏和研究的价值，直接影响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