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疆域辽阔，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多样性、多元性的国度。这种多样性既贯穿于文化中，又体现在生活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生活，自然有明显的差别。以古代生活为例，宫廷生活固然难以为外人所深知，而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特别是边缘群体的生活，研究起来就更为困难，需要投入巨大的力量。
社会生活的研究有需要与一些现代的人文学科相结合，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等。
今天的社会生活，具有一些全新的特征。
一个是城市化。
一个是农村的现代化。
一个是网络化和虚拟化。
城市生活的来龙去脉
城市生活，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创造出来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
人类生产生活由原始的狩猎采集过渡到原始农业之后，就再也不是杂乱无章地过着群居生活，而是逐渐从以血缘为系统的聚居，向以家庭为单位的定居过渡。中国家庭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也就是村庄。夏朝初年的“聚邑”，功能十分简单，只不过是周围几十户或上百户人家的活动中心。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维持了相当长的阶段，甚至在很多地方传承至今。
人类从原始的居无定所，到按血缘为系统的定居生活，这当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难岁月。然而，正是这漫漫岁月，人类才世代相传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人类的进化，除了自身的体质进化以外，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具、居住条件、饮食习惯等一系列必要条件的进化。这当中，居住环境的进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早期人类对居住环境的选择及其演变，实际上就是一部早期人类居舍和城邑发展的变迁史。
古代的村落、城邑，一般都坐落在河边，并不约而同地都在河流转弯凹面的一边为多。根据现代科学中流体力学证明，由于水流冲击河岸并携带泥沙，随着时间的推移，凸面的河岸会逐年溃退，而凹面的河岸却会逐年增长。
中国古代城市大量兴起的第一个高潮在西周，政治的转型，分封的推行，是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所以这种城市生活深深地打上了政治型的烙印。人们的居住受到严格的限制，按城、郊、野分布。此时的城市生活以贵族生活为主调，而平民生活只是当时城市生活的附属品，那时候的城市平民，主要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生产满足统治者需要的奢侈品的手工业者。这些“国人”——尽管为城市贵族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享受，自己却忍受着压迫和剥削，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在高压统治之下，面对统治者将“山林湖泽之利”全部收归天子所有的行为，“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所以“国人暴动”的发作，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中也可以看出，那时的城市，不过是圈上围墙的农村。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崛起，社会迎来一场深刻的大转型。此时期形成第二个城市发展的高潮。此时，城市表现为“城堡”与“市场”的结合。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出现了早期的娱乐活动。到了汉唐时期，城市发展进入新时期。随着人口的激增，也带来了城市生活的变化。到西汉时，随着城市平民的增多，城市中的各种娱乐活动，包括文体活动、赌博、妓院等，都已有了一定规模，甚至早期的城市流氓不仅开始出现，而且具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影响。
自唐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中的手工业生产、商业活动也有了很快发展，到了北宋就更为突出。这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能赢得巨额利润的冶炼、采矿等部门都由国家垄断官营，民间手工业主要局限在日用品、饮食业、工艺等方面，这使得民间手工业生产向社会化、民间化贴近。在《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史料中，已经可以看到一幅幅城市生活的画面。
此时，城市生活由它原来的政治、贵族生活特征开始转向下层，市民生活丰富起来。
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道路。主要表现为：一是北方以国都为中心，仍然沿着政治堡垒型城市的道路发展；二是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等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这两个城市发展的分支，历经元明清，一直影响到中国近代社会，乃至现代社会。
闲逸、安适和享乐，这是“城里人”追求的目标。一座城市的大小和规模，以及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完全是由这个城市主人的身份及地位决定的。在一个正常发展的城市中，商业贸易功能是它所应具备的重要功能。
小农意识的二律背反
城市和农村，仅仅是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系统。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创造，看似相对独立，实则无法分离。直到今天，中国城市生活之中，仍然处处可以感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
关于农业文化的“小农”特征，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一书，有着较为深刻的揭示：小农意识折射在中国农村、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加速的今天，仍是社会生活中深沉的“背景色”。（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小生产是一个与现代化大生产相对应的范畴，是一种以个体自主劳动经营和生产资料个体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生产经营规模比较小的生产方式。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和悠久的生产形式。就其覆盖面而言，即使原始社会的生产不能完全包含在内，那么，原始社会后期的家庭经济，奴隶社会中大量奴隶平民的独立生产，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和中期的个体农民与手工业生产，都是典型的小生产方式。甚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生产方式依然大量存在。
对于小生产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小生产方式不可能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占统治地位，它只能以附属的身份出现，然而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伴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私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来，它在每一社会经济形态的缝隙中都存在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性为前提，“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社会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小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保守的生产方式。
小生产在历史上和理论上也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一种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
与小生产相对应，“小农”是小生产的主体，包括宗法式的小农（小农、自耕农或其他农民）和小商品生产者（手工业者、商人、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的小商品生产者一般都是从小农中分化出来的，且许多人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两种角色的一身二任。而且，中国小农的社会意识多偏向于小农的思想意识。
小农意识，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研究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也不能抛开这一深层密码。研究今天的农村生活，需要对小农意识有所认识，即便是研究城市生活，也无法摆脱这一结构。
小农意识的“二律背反”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求实心理与空想玄虚的背反。小农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血缘为本位的封建宗法****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广阔基础，也是小农意识形成、发展最深广的原因。农民在有限的、固定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维持生计，小生产的环境，养成了他们勤劳朴实、憨厚耿直、自强不息的性格以及重实际，忌空谈、求功用等务实心理。同时，小农生产的脆弱性、风险性，使得小农在现实生活的逼迫下，往往转而走向空想和玄虚。
第二，不满足于消极满足的背反。小农调节心理平衡的特点是：物质需要受限制，不满足，便在精神世界里寻求虚假的满足和超越；现实的此岸世界不平均、不平等，便在幻想的彼岸世界里达到一种绝对的平均和平等。由于小农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异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己的言行处处受到限制，自己所希冀的东西总是得不到满足，总之，自己对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处处都感到不满。但是，只要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还不至于危及自己的生存，剥夺自己生活的权力，小农便不会将这种不满诉诸“武力的批判”，借以推翻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而是往往诉诸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在小农看来，自己不满意的外部世界都是肮脏的、丑陋的，只有自己生活的氛围和空间才是圣洁之地；自己得不到的身外之物都是卑劣的、不屑一顾的，只有为我之物才是真正高尚的。而且，一旦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此物也随之由卑微转变为高尚。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填充了小农空虚而贫乏的灵魂。如果说“不满足”是智慧活力的源泉，是主体创造性的内驱力，那么在这里，它完全被“消极满足”所取代、分化和消解；如果说“不满足”本是力量、自由、解放和人性的象征，那么，“消极满足”则转化为软弱、僵化、保守和异化的代称。正是通过小农非理性价值判断的中介调节，现实的，感性世界的不平等便折射为心灵世界的绝对平等。小农对现实不平等世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意识，也为这一价值判断逐渐溶化和消解。
第三，弘扬主体的价值与主体地位的丧失的背反。小农所从事的是自产自销、周而复始、务农为本的农业简单再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的熏陶下，积淀起了“生命循环论”的素朴心理和观念，即小农在这个世界上的惟一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能生活下去，使生命得以无限循环。所以，小农是十分注重生命主体的价值，并且特别强调主体本质力量的发挥。这反映在小农的思想意识中，就是对“力”和“强”的执着和特别强调。但是，小农自立、自强，是建立在幻想中的绝对平等的社会基础上的，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同时，小生产本身又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更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当它处在自然经济当中的时候，只能是封建社会的细胞。当它进入商品经济的时候，又从属于另一种生产方式了。这就使得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都十分脆弱，加之小农分散、游离的本性，从而使得小农之间缺乏任何共同的政治联系，形不成统一的政治利益。他们无法代表和保护自己，凭借自己本身的力量无法确立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样，小农又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人身上，尤其是寄托在能够保护自己生存权利的封建****君主身上。因此，在小农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中，有天神、地神，有“王公大人”和皇帝老爷，惟独没有小农主体自身的地位。
第四，求稳心理与急躁心理的背反。小农生产、生活的氛围和空间，是平静而安稳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以饮，耕田而食”。这样一种带有“古朴美”的田园诗般的“美满生活”，使得小农的思维空间十分狭隘，对生活的要求也相当简单。这样，小农便极少关注外界环境的变化，并且对外界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往往采取一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但是，小农希冀长期保持的这种田园诗般的“美满生活”，却常常因为经不起“风吹雨打”、“天灾人祸”而出现破缺，而小农自身对这个破缺的修补又表现为无能为力，于是它们便幻想通过突然出现的奇迹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保持这种淳朴而安稳的生活。小农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乌托邦式的、盲目自信的文化心理，正是小农急躁心理的具体体现。这种急躁心理在外力的鼓动下，甚至会外化为一种类似宗教徒式的狂热行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等文章中，对小农的这种狂热性、极左性做过深刻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