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社会都是由人所组成的集体，家庭和社会都有成员间的工作分工和责任分工等，同样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管理，这就是两者的共同之处。所以，通过“取象模拟”的推演，就可以得到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形式这种结论。基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属性”，“象化思维”就以家庭成员之间的称呼方式，与社会上各类人进行交往，所以在中国人的社会里，见到陌生人的称呼也如同亲人的方式一样，对祖父辈的男性，在称呼时就加上“公”或“伯”、父辈的就称为“叔”、同辈的就是“哥”或“弟”；女性方面，祖母辈的是“婆”或“姥”、母亲辈的是“妈”或“姨”、同辈的是“姐”或“妹”，这些称呼方式会因各地的习俗不同而不尽相同，但是背后的思维模式都如出一辙。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外的“朋友”也以“兄弟”或“叔伯”相称，他们只不过是在家父母亲人在社会上的延伸吧。
根据“象化思维”的模式，从以上的“非血亲”人际关系中出发，都可以得到“我”与“人”的“互属性”。具备了这“互属性”就会带来在社会上的安全感。所以当“象化思维”处于社会中时，他们会刻意在自己的周围内搜索任何的现有“人际关系”。所以，当人身处海外时，华人都以同乡的关系组成同乡会，作为互相照应的组织，正是“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当为官时，就要在官场上找昔日一齐考试的考生拉上关系，此称为“同年”或“年谊”，甚至连主考官也被称为“老师”，其实这考官也从未教过这些“学生”，只是监考或改过试卷而已，但也扣上了“老师”的衔头。于是在官场上，两个人就通过“师生”关系建立起“互属性”了，至于这“互属性”能带来多少“量化”的利益或是否兑现利益，这就是“象化思维”的后话。
以上的关系，除了友谊外，可算是非主动的“人际关系”，它们都是在人生阶段中因事件而出现的机会，如求学时期，我们不能主动选择同学与老师，只要上学就实现了“师生”与“同学”的关系，就算是有了这层关系，但“我”、“人”之间的“互属性”也不见得稳固，朋友也是“萍水相逢”也不见得亲密到哪里去。所以，“象化思维”就需要以另外的方式来“加强”人际关系，加固“互属性”。这种主动行为，不但可以加强已有的关系，而且更可以建立从未有过的新关系。具体做法就是，有意或无意的提供可接受的利益给予希望建立关系的目标一方，这利益可以是一个帮忙的动作、人（婚姻关系）或钱财物质，但一定要是对方愿意接受的利益，因为只有发生了接受的行为后，这个“互属性”才算得上建立起来或加固了。
可见，在“象化思维”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关系”是“互属性”的关系，“互属性”是“象化概念”的逻辑关系，所以只存在于“象化思维”中，这种关系的确认只有依赖“象化思维”而存在，离开了就没有任何意义。“互属性”不存在于有形的条文上、合约文件中，只在思维意识之内，所以它们是“隐形”的关系，不能通过视觉来观察，不能在文字中发现，惟一能用“象化思维”的“心眼”去看去理解。
在中国的风俗习惯中，当我们祝愿他人的时候，也有“大富大贵”、“花开富贵”、“富贵吉祥”等祝福语。总之，以“象化思维”的认知来说，只要具有了“富贵”这种“属性”，个人的本能欲望就可以得到满足（“出人头地”概念也是满足人性中“突出自我”的本性）。于是，“富贵”这两个“象化概念”就在“象化思维”的认知后形成了。
以“象化思维”通过“循象而行”的行为方式，这“富”、“贵”之“象”就成为再好不过的人生方向，追求“富贵”就成为人生的原始动力。
“自我突出”的本能欲望，也就是一种“荣耀心”。为了令个人达到这方面的满足，“象化思维”就必须首先对“人”的行为作出认知，在这种认知基础上，除了发现“人”的不同行为和心理，从而形成道德学问之外，最主要的是模拟出人与人的差别，人与人在互动（竞争）中所显现出的成败得失，出于这种好胜求存、突出自我的人性本能，胜过他人的人也就可以在人群中突围而出，引来其他人的注意，成为人所关注和崇拜的对象，这种人的本能“荣耀心”也就可以得到满足。因此，这种认知的目的，就是怎样令自己成为那个“中心人物”，从而满足自己的“荣耀心”——其中一种本能欲望。
“出人头地”、“富”和“贵”三者之间有着互动的关系，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更加紧密完整的“人生观”，一个值得为之付出一生奋斗的价值体系。明白了“人生象”的概念后，我们就可以很有效的解释中国人的生活现象。
对不能纳入“人生象”的事物，以“象化思维”模式而论，就可以不需要理会，它们无非是“奇技巧淫”而已，“奇技”中的知识和事物被贬为“巧淫”，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与道德无关，其实也是与“人生象”的属性无关。
既然“个人”可以为自己而“布象”，那样他人也可以把你“入象”，也就是以“象化概念”对你进行认知，说得具体点就是，你可以为自己“布象”，主观的引导别人对你的看法，但别人也有他们主观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他们打在你身上的“标签”或是扣上的“帽子”，这就是所谓的“入象”行为。
另一种“布象”或“入象”现象，这就是中国人的姓名观念，长辈为晚辈起名字，这是把他们“入象”，从另一角度看就是为他们“布象”，而人们为自己起名字也是“布象”的动作。因为名字是个人的“象”，“象”中自然带有各种信息，在“象化思维”模式中，一切事物的本质就是“属性”，它们都服从“象化逻辑”的规律，因此个人也能受到名字的影响。除此之外，拥有高尚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需要表现出与别人不同的“超然性”，特别是君主，他毕竟是天道的代表，上天之子，所以他就是“孤家寡人”。
史仲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的“人治”，折射着“象化思维”的集体观。
在“象化思维”模式下，就算在某一段时间内没有集体认可的人作“象”，集体成员也会自觉地以个人信仰的标准选择某些人为“象”，因为“循象而行”是“象化思维”的操作模式。为了防止集体出现“群龙无首”式的管治混乱，这样“象化思维”就必须把思维操作建立在这些选择的“象”上，以恢复“循象而行”的操作。相对于“象化思维”的就是“量化思维”，“量化思维”模式也是以概念为基础运作，即“循量而行”，这个“量化概念”或“逻辑量化点”将会是法规条文、个人权限的定义、义务的界定等，这些都是可落于文字的概念和逻辑。
在“象化思维”的角度下，一切对个体本身的正式或非正式、合法或非合法的利益授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可能被考虑为“互属性”的起点。把话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一个人群集体的状态是集体行为的总和，而个人的行为就是集体行为的一部分，在每一个集体成员作出行动之前都需要有一段思维过程。
“探新冒险”的意思表示人们对“新事物”表现出一种“好奇”的认知方式与态度。当“新事物”出现后，或者当人们接触到一些前所未见和未曾亲身体验过的事物时，人们为了认知了解这种“新事物”而作出的行动反应，这种行动是一种“求知欲”的表现，为了满足对事物的“求知欲”，人们需要有所行为，以亲身经验的方式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对事物的认知信息，这就是“探新”的行动，有时“探新”的行动存在着对生命安全的危险性，因此这种“探新”行动进而成为了一种“冒险”的行为，但这一切都围绕着对“新事物”的认知与满足“求知欲”作为目的。这种新事物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一些对某个人类社会存在着的未知性和不可解的自然现象，或者对某些个体而言，一种不曾经验过的活动，如同登山、出海航行或者是一种身体活动，如滑浪运动等。
“象化思维”的认知方式，因为“循象而行”而建立在“象化概念”这种“属性”信息上，因此，所有认知只是“属性”间的互动，而没有对概念本质作深入突破。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一贯模式就是以现有的“象化概念”对新事物作认知，把“新”事以“旧”概念作概括。这样，就产生了“象化思维”的经典观念——“古已有之”。“古已有之”以原有的知识来归纳新事物，或者在原有的概念上找寻现代的意义。
“象化思维”的无孔不入
思维的影响力渗透到人类的每一个细小行为中，只要是思维的结果，这种行为也就能够反映出这种思维模式。
史仲文在《汉字是这样美丽的》一书中指出，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开始，就要为本身的生存与外部环境作斗争。简单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大自然的“搏斗史”。这里的“大自然”在人类建立文明之前，主要指的是与野兽共存的野生环境，在建立起一定的部族乃至国家规模后，人类要面对的斗争对手就从动物过渡到人类本身，还有自然灾难。在人类历史中，人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了争取生存空间而与人类本身发生战争行为，人类历史也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赤裸裸的“战争史”。
在冷兵器时代，以“象化思维”的认知方式，发展出具有“象化思维”特色的中国武术。而在西方，“拳击”分明也是“量化思维”模式的产物。
国剧又名“京剧”，是一种中华文化中具有悠久历史的舞台表现艺术，国剧集合了地方剧种的文化特色，在长时间的融合中成为了中国戏剧艺术的代表。国剧既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这就是说她是中华民族在思想与行为下的产物，国剧也就是“象化思维”的思维产物，她也必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反映着“象化思维”的模式。
国剧的表现模式基本上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手法，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就是解读这种“象征性”信息的过程。而“象征性”的手法正是“象化思维”模式的一种，用“象化思维”的术语来说就是“代表性”，而“代表性”也就是一种“象化思维”的思维操作。反过来，观众也需要使用“象化思维”的思维操作来解读舞台上的信息，通过解读种种“象征性”的信息来理解国剧的故事内容。这种“象征性”的表现手法总的来说，就是以小见大，以偏见全、以外见内的表现方式。
汉字的表意性既通过思维模式影响了国画艺术，同时也因为汉字的图画性而发展出书法艺术，国画和书法的形式都受到了思维模式的影响，我们也可以说成是国画受到了书法的影响，而发展出书法式的国画艺术风格，书法则受到了国画的影响而成为国画式的书法，因此传统书法与国画艺术合为一体。
汉字的空间与几何结构所制造出的视觉美感，只是书法值得欣赏的其中一部分。书法艺术同样也要求观赏者，通过汉字的书写字形与汉字之间的行间布局来“模拟”语意之外的信息，这就是书写者表达的所谓“意境”信息。
作为书法观赏者，与读文章一样，同样需要开动“象化思维”的操作模式，但是“模拟”的不是概念语意，而是汉字在书写风格上的“弦外之音”，领略书写者所要表现的情绪、风格、气势、性格、处境甚至人生观。
从手写字中可以解读到有关其人的信息，所以把字写好，也就是“布象”方面的功夫。
可见书法艺术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视觉艺术，而是一种“象化思维”的思维艺术。从书法再到国画，如果我们明白到欣赏书法是以“象化思维”的操作模式来进行的，还明白到国剧中主要使用“象征性”的表现手法，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中国国画讲究的是传神写意，不论在山水、花鸟或人物方面，都是以表达画中个体的内在精神为主。
观赏国画就如同书法一样，个中的价值在“意境”，这就是需要“象化思维”来解读的“象化信息”。“象化思维”把中国式的视觉艺术从本来的欣赏层面——视觉，抽出并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来“理解”，这就是思维层面，令到视觉艺术与思维模式“捆绑”在一起。
“谜语”与“歇后语”同样都是“象化思维”的产物，前者的“谜语”作为一种娱乐与游戏的方式，成为“象化思维”的思维训练工具，而后者的“歇后语”也可以算是“谜语”的一种，但主要还是作为语言表达的一种形式，用于加强文章和日常交谈里的语意语感，令表达方式变得更加活泼多姿。
“围棋”这一种中国人发明的棋类，被列为古代文人必须具备的修养之一。其实，“围棋”就如同其他的“书”和“画”一样，不仅是“象化思维”的产物，围棋对弈更是一种“象化思维”的思维训练过程。围棋以其对弈规则和形式而论，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弈游戏。
在“棋盘”上有纵横十九条线组成的三百六十一个点，在上面也没有区域限制，可以任意放子，这样就令棋盘上的局势出现了一定的复杂程度，而且吃棋的规则就再简单不过，只要围起来就能把对方“吃掉”，而且围起来的形状和面积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围棋在规则和形式上都是惟一的，而且它简单而无限制的规则，就给予了棋手极大的发挥空间，同时棋盘上的黑白走势也就更加变化莫测。这就是围棋的魅力，也就是为什么东方人为其心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