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需要警惕的是，中国历史的悠久，文化的丰富，注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与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负面绝不会因为一次革命，一次运动，就能完全改观、消失的。它暂时地消失了，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折回来；或者它表面上改观了，但底下的暗流仍在。我把传统文化的这种弹性与隐蔽性概括为“文化的陷阱”。这种陷阱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讲，会使张勋复辟，会使袁世凯称帝，更会使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这种陷阱从社会生活层面来讲，会使女人继续坚持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裹脚，会使出走的娜拉回头，会使臣民意识、奴性意识继续存留，会使诸多政策与教育“目中无人”，会使人的解放成为一纸空谈！
种种警惕导致了我的写作只能是一种提醒：在我推论出的“陷阱”嫌疑比较大的文化地带，插上“此处事故多发”之类的招牌！这种自觉的意识导致我在写作此书时，对内容有所选择。一句话，注重内容的时效性。比如中国农民、中国传统外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贪官与中国清官等内容，无不希望它们对于中国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现代化建设能有更多的警示！（端木赐香《中国文化的陷阱》第一章，长征出版社，2005年）
端木赐香是一位可敬的老师，而他身上的“史家精神”，他知识分子使命意识的强烈自觉，尤其值得每一个新闻人肃然起敬。
端木赐香认为，知识分子起码应拥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启蒙性，所谓的启蒙，康德的意思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站在这个角度，中国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合乎标准。现在我们对陈先生顶礼膜拜，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先生的学术贡献，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独立与理性！这一点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标准，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种精神居然成为稀缺品，让人不胜唏嘘！
其次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福柯语）。这种姿态体现在一个“反”字上。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反有两意，一是“相反”，二是“返归”，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维，而返归，并不是一种回到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鸟瞰，带动传统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进入新一轮思考。
“但是这里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着——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我觉得‘反动’这个词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生状态。”基于这个层面，端木赐香义正词严地指出：“反动”应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性。问题是我们中国，硬是把这词糟蹋成了一个政治术语和杀人武器。据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回忆，“**********”期间她偷机会去看陈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当然，1958年陈寅恪荣任“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他当然会对反动二字作一思考的。对于一个学者，十年的思考足够了，所以，民间传说1969年陈寅恪在自己的人生历程即将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
端木赐香曰：“我相信这个传说，我希望先生一生都为自己的反动而骄傲，在那个年代里，不反动，才真正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为“反动”正名，这是何等气魄！
西方第一个反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属雅典的苏格拉底。当然苏格拉底自称自己是国家的牛虻，主要任务就是叮——责备和鼓励。而苏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称职的牛虻。他所身处的雅典，实行的是令现代人都不可思议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公民全体讨论，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问题是这么一种民主，竟然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批评，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在当时，苏格拉底这话可是够反动的，但是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话居然有惊人的智慧。他的观点与当代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很相近：一个多数决定少数的社会，只能是多数盲众统治少数精英！当然我这里无意争论苏格拉底的对错，我只想说的是，苏格拉底的反动很是可爱！
再次是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拿龙应台的精神来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龙应台的这种颠覆，既批评体制，又不想置身于体制之外。这是一种体制内颠覆吧。
还有一种是体制外颠覆，典型代表是老庄。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执政党的话，那么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远的在野派。相对于儒家的一本正经和严肃来讲，道家就像绝顶聪明又淘气的孩子。儒家仁啊爱啊啰嗦不清，老庄却在一旁不时地捣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知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总之，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捣乱劲儿！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知识界内部与外部的颠覆始终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所以中国知识界最后才会走进“万马齐喑”的死胡同里。幸运的是，五四运动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再次扬眉吐气，历史还算够意思！
端木赐香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以这样说，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两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了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王阳明说过，撼山中贼易，撼心中贼难。对于传统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恐惧的，当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任由这些人自由思想，胡思乱想，那世界就乱套了。所以，统治者都喜欢统一思想。比如老蒋在20世纪30年代的独裁统治，被人简称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思想，一个脑袋。不用说，老蒋是在继承中国的传统政治。不过，这传统也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几经打劫，直到明清时期才完全趴下，成为一个脑袋的。
对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端木赐香的这些灼见，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发人深省。
深入内宇宙
新闻表现，建立在新闻认知的基础上。
新闻表现的创新，归根到底取决于新闻认知的拓展。
新闻表现的最高境界，在于进入人和社会的思维深处、文化深处、心灵深处、生活深处，认知、表现人的“内宇宙”。
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表现方式，需要打破封闭，从中西文化的汪洋中汲取养分。在深入内宇宙方面，中国戏曲中的表现方式尤其值得研究和借鉴。
6.4.1进入思维深处
中国人的“象化思维”
史仲文在《汉语是这样美丽的》一书中指出，东西方的文明从选择语言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历史的命运。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现象都是“象化思维”的产物，“象化思维”所导致的文化现象无处不在，反过来社会和文化现象也在无时无刻的加固着这种思维模式。
我们的成功来自这种模式，不论是“四大发明”还是“十进制”，这是思维模式所赋予我们的成功，现代的经济成就也与“象化思维”模式有关，而西方的社会文化现象则充分体现了“量化思维”的特性。东西方思维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所以在昔日，我们发展的科技与所走过的科技道路与西方的并不一样，中国文明的成功在思维模式，而最后被西方超越的也是受制于思维模式。(史仲文《汉语是这样美丽的》，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史仲文认为，“象化思维”已经在历史中表现了它的最佳形态，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所以我们再没有必要过分亢奋或者自责，应告别偏颇和漫骂，代之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通过深入思考，来认知我们的思维方式。
史仲文指出，当语言在人类社会中刚刚出现的时候，人类会首先使用语言来命名眼前的事物，如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和动物等。这些都是一些直觉上最容易认知的事物，而且这些物体都对时间静态存在，正如花就是花，是一种静态存在物体，动物也如同植物一样是一种孤立的物体。例如，在婴孩“牙牙”学语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从学习名词开始掌握语言，他们会发出“妈妈、奶奶（牛奶）、饭饭……”等名词发音。所以，在人类开始使用语言时，名词就是句子中的惟一主体。
在名词产生后，人类也就慢慢认识到名词之间的动态关系，或是一种对名词的动态影响和改变，这就是“动词”的出现。“动词”的出现一定要比名词较晚，因为它指示的是一种名词之间或以名词为目标并与时间有关的动态关系。
汉字是一个“象化概念”系统，其中的语意来自所处句子中的位置，这样就令句子的分隔变得十分重要。“象化思维”以模拟总结出的语法和音韵规则解决了句子分隔的问题，前者的语法是虚实词的使用法规，也就是虚实词的特性，而后者是“平仄音韵”的特性。除此，文章内“对仗句”中的“模拟”性也方便了“象化思维”以“模拟”的方式理解文章。所以，“象化思维”模式都把没有标点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不过，有时候也因为不同的句子分隔方式而造成了句子语意的歧义现象，这种情况也会偶然发生，这种现象也正好说明了汉字概念的“象化性”。
古文侧重于汉字的“象化概念”性，也就是说汉字的语意在句子中较有弹性，语意的决定因素在于句子中的位置，包括通过上文下理和左右的汉字来决定语意和词性。但是在白话文方面，汉字往往以两个或多个的方式组成词组来取替古文中单个汉字所指示的语意，从而达到语意精确性和大大降低语意的歧义性，这些复合的汉字词组就是以语意互为“提炼”的方式，把最细微单一的概念指示出来。
白话文中的“汉字”在句子中扮演着更接近符号的角色，句子的整体语意在白话文中被分解为最小的语意单位，然后把这些分解的语素由汉字来指示，这样的方式就令汉字所分担到的语意减到最小，同时令汉字更有“组合性”，如同符号一样。另外，汉字的单字单音节特性也令汉字不仅在语意上具有“符素性”，也就是“符号性”，而且在读音和表记书写上也完全具有“符号”的独立单一性。这种汉字的“符素性”令汉语具有世界语言中第一流的造词能力。自近代以来推出的科技新产品和新理论日新月异，这种词语的创造力可以让汉语把泊来的新词以语意转换的方式翻译过来，同时也不会对翻译后的汉字新词在读音上造成任何困难，仍然保留著作词语概念应有的简短读音。这样汉字的使用者就能够按照原有汉字的使用习惯和思维模式，理解新词所指示的新概念。
汉语的“符素性”令到信息成分完全保留下来。于是，大脑以这些概念作为元素来思考时，就会比以音译方式来学习概念的大脑，表现出更高的思维能力。英语、希腊词和拉丁语都是同类型语言，所以英语可以借用后两者的“音-意素”，但是汉语先天已具备了这种条件，所以可以在不假外求的情况下，直接走进科技的新时代。
这样，在学习新科技和新概念的要求下，古文只好把书写文体的地位让给白话文。但古文并未完全从白话文中销声匿迹，而是收缩成为了一种“词组”的型式，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成语”的词组。“成语”不仅继承了古文散句，而且还有“对仗句”。汉字作为“象化概念”，在先天上已带有丰富的语意内容，一个汉字就已经具备了形容、数量、动词和名词等词性功能，而且单字单音节，四字成语的四个音节就更有利于记忆，发挥出汉语的“杠杆作用”。
“四字成语”来源于古文文体和部分的“四六骈文”。准确来说，“四字成语”符合到“象化思维”的思维模式，而只有“象化思维”的思维操作才能够正确有效地解读“四字成语”。史仲文指出，这种方式完全采用了“象化思维”中“取象模拟”的操作，实际就是一种“象化思维”的智慧产物。
在上古文字使用之初的时代，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与大自然紧密接触的环境里，生存的主要方式就是采集狩猎和农耕的形式。所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们所接触的事物也自然离不开视觉所见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在那时，部分先民已经懂得使用文字，以汉语和汉字作为他们主要的思维工具，最后就形成了“象化思维”模式的雏形。汉字思维的方式就如同大脑作图像处理一样。当我们接触到一个事物时，“象化思维”将会以“取象模拟”这种思维定势来认识这个事物，就是把认知对象视之为一个“图像”，然后归纳模拟其中的“属性”，以这种方式获得大脑可处理的信息，并且以这部分的信息来充填“象化概念”的内容，再以汉字来命名或指示这个概念。
先民在看到自然万物时，就“取象”于万物，当大脑在认识各事物的过程中，以“象化思维”模式来搜罗出事物具有的属性作为概念所指示的信息，然后再通过模拟归纳，最后得到在自然万物里，上到自然现象下至动植物，都有一个相对“属性”的存在，这相对的“属性”不单单是对立，而且还统一并存，互相依附，循环不息。于是，先民就总结出“阴”与“阳”这两个概念，并以“阴”、“阳”两字命名，取两字的原意，阳为“高明”，阴为“低暗”的意思，表示两种“属性”的相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