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牵猫散步？
如果我在大街上牵着一只猫散步，不管那猫是白猫黑猫，老猫小猫，土猫洋猫，公猫母猫，虽然我已很老很丑，我还是敢说我将是世界上最“酷”的人。因为活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我还没见过牵猫散步的。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
牵狗散步不算什么。狗你只要拴根绳，牵着它就走。
哈巴狗如此，牧羊犬如此，狼狗藏獒也莫不如此。狗虽凶猛，却很驯顺，对主人百依百顺。
猫被人类豢养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猫有乖巧的一面，你摸它逗它都可以，散步时你抱着它溜达也可以，但猫不会被人拴上绳子拉着走。猫有野性，而且有永远驯化不了的野性。
猫白天在人的家或者说也是它的家里呆着，或与人类嬉戏，或独自玩耍，或睡懒觉，但一到晚上，就要出去，到野地里去，找别的猫过夜生活去。如果人类限制，猫会反抗，会逃逸。
狗的交配，人可以为其做主，拉到一起，大功告成。
找纯种狗交配或杂交，看人的高兴。猫则不同，要自由恋爱，要有漫长的过程，而且还要整出很大的动静。猫叫春，吵得人心烦意乱。人做不了猫婚配的主。
动物都有野性，包括人，也有。但动物的野性很容易被驯化。狗就不用说了，对人摇尾乞怜。凶猛如兽中之王狮子，山中之王老虎，被人驯化得也如同小绵羊，为人表演多种多样的节目。凶残的鳄鱼，也能被人整得失去野性，驯鳄者将头塞进其血盆大口，鳄鱼也不敢伤其性命。很多很野性的动物，为了生存，野性已渐次退去。这其中，以最高级的动物人类为最，而猫是个例外。
人应当向猫学习，保持必要的“人”性，或者说人的某些野性，特别是人的气节。
猫不让人拉着散步，人也不能事事时时处处听任别人摆布。
2006.5.30。
“语录”的权利
在某张省报上看到一个栏目：“某某某语录”。先是一愣，继而想笑。某某某者，该省的一位英模，在执法时被不法分子驾车撞死了。一个英模的话，也冠以“语录”
的标记，初看使人觉得十分滑稽，似有人在拿英模开涮，在调侃甚至捉弄英模。冷静下来想，这件事似乎又是极为正常的。不一定人人都有“语录”的价值，但人人都有“语录”的权利！
普通人平凡人或者稍有点作为有点贡献有点名气的人的话被叫做语录，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平等的社会是正常现象。“语录”者，将“语”录下来之谓也。也许被录下来的“语”十分正确十分精辟，也许录下来的“语”不十分正确不正确很平庸，但它是某个人某个时期的思想、理论、常识、情绪的表露。既有“语”，录之可也。录下来置之高阁，或公诸世人，那要看是何人之语，所语为何，社会与世人是否需要等因素。
中国的封建社会，帝王的话是圣旨，当然要录。中国的文革时期，出现了“毛主席语录”，那种语录，是“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有人将毛泽东神化，认为他是“顶峰”，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且，“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据统计，小红本的《毛主席语录》在世界的发行量极大，几乎可以与《圣经》抗衡。这种将一种思想体系语录化的做法，弊病不少。它割裂了“思想”，使一种思想成了碎块，支离破碎，前茅后盾。因此便有了打语录仗的滑稽把戏。你用“语录”表述一种观点一种愿望一种要求，他可以用同一个人的语录反驳你，表述另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愿望、要求。
语录体语录风还使一种思想被庸俗化。文革时商店卖东西还要进行语录对答。比如售货员问：“团结紧张，买什么？”购物者则答：“严肃活泼，来两斤盐。”年龄大的人记性差，有时就将语录念歪了。据说一位老太太去买东西，售货员说“团结紧张”，老太太将“严肃活泼”答成了“烟囱里火光”；另一位老太太买肉时，听到“要斗私批修”的问话时，未能答出“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正确答案，而是说：“皮厚就皮厚，我煮着吃”。
关于语录的笑话，可以装上一筐两筐。这些笑话，能让人捧腹，但笑过之后却又有几分苦涩。我堂堂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何以成了这个样子，令人痛心扼腕。
随着历史的演进、时代的进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中国的“语录”潮之页被翻过去了。“语录”回归了原来的意义。今日，普通人之言论也可以被称之为“语录”了，这是很让人高兴的一件事。
我们的社会应堂堂正正地还百姓“语录”的权利，我们的社会更应当拒绝再让什么人的话语独霸“语录”称谓，将什么人的话语称之为“最高指示”的现象。如此，中国才更有希望。
2006.5.29。
以思想悦人
女作者张爱玲说过，人，有容貌的可以美貌悦人，有真知灼见的可以思想悦人。
虽然张爱玲是美女加才女，是以美貌与思想取悦了好几代中国人的著名作家，但她的思想方法一点儿也不形而上学，一点儿也没有求全之偏激与固执。她的标准很客观很宽松，似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多少有些相似。
有好的容貌自然好，如果倾国倾城则更好。比如像妲己、褒姒、西施、杨贵妃、陈圆圆，比如像蝴蝶、阮玲玉、毛阿敏、宋祖英，比如像潘安、唐国强、濮存昕。人一旦成为美女帅哥，自然吸引人的眼球，自然会给许多的人带来愉悦带来享受甚至带来疯狂。比如成龙，帅哥硬汉，女影迷成千上万，有许多女孩子为不能嫁给他而自杀。他到一个环形塔式建筑去与影迷见面，甚至不敢正眼看影迷不敢挥手致意，生怕影迷激动从楼上跳下来，更怕引起骚动挤伤踩伤大批影迷。比如刘德华，一直保持金童与王老五形象，惹得不少女孩子如痴如狂地迷他追他。在中国内地，一位下岗女工追了他二十年。兰州一个女孩子从16岁追到28岁，把家底折腾得精光，并发誓不见刘德华不嫁人。她父亲为了帮她见刘德华，卖了房子又打算卖肾。
美女帅哥有本事自然能悦人，没本事也不要紧，有脸蛋有身材有三围有硬汉形象就好，就可以悦人，并且可以悦无数的人，悦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
话又说回来，不是人人都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姿容之美貌的，美人应当说是少数。所以以貌悦人，是先天而定的，且极有局限。那么普通人，特别似我这样几乎要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得见眼睛的人，拿什么悦人？看来只有靠思想了。
有一种偏见，似乎头发长必定见识短，容貌好就必然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就一定是绣花枕头一肚子米糠。其实不尽然，甚至可以说大谬。大作家张爱玲、丁玲是美女，当代的一批女作家比如王安忆、铁凝等也是美女。而思想家中，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又几乎都是俊男。
所以貌不佳者并不具备天然成为思想家博学者的条件，一切需要后天的努力。如果想以思想悦人，所有人均在一条起跑线上。
老牛写杂文，本意不在于取悦人，在于自娱自乐，在于打发时光，权当一种生存生活的方式。但因为写杂文，便自觉不自觉地吸收、转述了不少思想，也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一星半点思想。可悲的是，因为写杂文是栽刺的行当，所以我那点可怜的思想不但没能取悦于人，反而败坏了不少人的胃口，让一些人心里极不舒服。这一点，张爱玲当时可能没考虑到，或者考虑到了，但表述不够完整。正如有一种容貌会令人生厌生畏一样，有一种思想也取悦不了人。
杂文作者拿什么思想悦人？我没有答案。
2006.4.11。
关于哲学
我真的说不上我是否喜欢哲学。
我出生并生活的时代，是哲学（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时代（现在也是）。我的中学课本中，即有哲学的内容。参加工作后，单位就发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小册子，要求学习，比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矛盾论》《实践论》等等。上大学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门必修的公共课。
大学刚进校时便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即专业课并不重要，随便学学即可，只要从事此专业，你不想掌握不想熟悉都不行。重要的，是要打好基础，学好一些专业基础知识。著名史学家，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专家赵俪生先生多次强调，学历史要掌握几把钥匙：古代汉语、史部目录学、外语、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那时的年轻人见识少，对老师特别崇拜，老师说的，大多都信，而且笃信。
我那时专业书看不进去，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拿到手里就犯困，在图书馆看几小时古代史，书一合便忘了看了什么内容。但对于哲学、政治经济学，比较上心。虽然感觉枯燥，虽然与现实生活联系不起来，但还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学习。成绩嘛，也不错，两门课都考了88分，离优秀只差两分。
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样的哲学？有人调侃地说，我们所学的哲学，是被教条化简单化了的哲学，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它的全部内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如此而已。这话有些绝对，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大学时我也学了一点唯心主义哲学，比如胡适引进的他的导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接触了朱熹之流的“格物致知”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外无物”、“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记得赵俪生教授在讲授明清思想史时讲了几个故事。一个是讲客观唯心主义者往往是从观察、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一物、一现象、一事件入手（所谓格物），层层递进（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达到彻悟、通达人生与社会（所谓致知）的目的。朱熹们常常可以在某一地，面对某一物，站上好多天。至于他们是如何“格物”的，遵从怎样的思维程序，从“格物”中获得了怎样的感悟，从现象如何进入哲学层次的，我没有认真读过他们的著述，可以说毫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崇拜自然。在这一点上，似乎与唯物主义有些相似或者说接近。另一个故事是说，主观唯心主义者王阳明起先也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追随者，他也在格物致知。有一次，面对一丛竹子，王阳明盯着看了七天七夜。他似乎没从“格”竹中悟出什么，反而因受雨淋，患了重感冒，一病不起。因“格”竹并未致知，王阳明有了新的见解，或者说有了大彻大悟，于是有了“心外无物”
说。赵俪生先生讲，唯心主义也有他的长处，比如主观唯心主义，就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作为朝廷重臣，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效率也是极高的。也可以说，主观唯心主义在学以致用上，做得比较好。
我学哲学，学了一头糨子。虽然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也翻过哲学史，虽然也涉及过一些唯心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但总体上我以为没有入门，对哲学仍然陌生，难以用哲学作为武器指导实践，创造生活。
最近读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我以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为直观生动的感受，哲学在我脑海中似乎成了活学问。李瑞环讲的哲学不深奥，不古板，不玄妙，他在用朴素的语言，表述普通而又深刻的道理。
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活了，也用活了，虽没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体系性，但它离我们更近，所表述的事实我们更为熟悉，所阐述的道理我们更容易接受。李瑞环所表述的抓主要矛盾、处理各种关系、把握几种规律等等的理论，是与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与三个文明、与四化建设紧密相关的，也是与中国的民主、文明，中国人的精神解放密切相关的。我想，在我接近知天命之年时，有幸读到这样的好书，使我真正懂得了一门学问，至少真正拥有了哲学精神，实乃幸事。
细细想来，我真的是喜欢哲学的。
2005.12.12。
感念朋友
近几年中国拍了几部关于藏族、藏区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红河谷》《康定情歌》《格达活佛》等等。这几部影视剧，窃以为都是文化精品，是反映历史，映衬现实，抚慰心灵，拷问灵魂，弥合裂隙，寻求共识，面向未来的精神探索、文化追求与政治格调，是中国文化的阶段性优秀成果。
其他几部且不去说，只说《格达活佛》，只说活佛格达。《格达活佛》共20集，时间跨度30余年。全剧分三阶段表现了四川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的一生。第一阶段，红军长征经过康区，遇到了国民党军队以及蒋介石任命的宣慰使隆康活佛，以及许多土司、头人及宗教界人士的抵制、打压与迫害。而格达活佛在与红军的接触中，了解并理解了红军，了解理解并赞同了红军的主张。他找到了共产主义与佛学普度众生的一致性，于是，他成了红军的朋友、朱德的朋友。他帮助红军筹粮，全方位帮助红军。红军北上后，格达又团结和带领康区藏胞，有效地保护了红军伤病员。第二阶段，写格达活佛为躲避国民党当局对他的追究与迫害，远走拉萨。在拉萨，他抵御英帝国主义的势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努力。第三阶段，写格达重返康区白利寺，得到了共产党打下江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他为红军高兴，为朱德高兴，为全体中国人高兴。为了促成西藏的和平解放，他不辞艰辛，不惧风险，轻车简从，执意赴拉萨劝和。在西康，他被软禁，在等待赴拉萨的过程中，格达活佛遇害圆寂，终年不足48岁。
格达也许真有其人，也许有侧面的局部的真实。但我相信，艺术中的格达，是现实中许多藏族僧人品德与贡献的集中与缩影。
藏族中确实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与恩人。其他民族呢，也有，而且不少。比如彝族的小叶丹，比如加拿大的不知什么族的白求恩，等等。我想，我们共产党真的要感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过力量的方方面面的、中国外国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朋友们、恩人们。
必须检讨的是，在极左的时期，我们把朋友与恩人忘记了，甚至恩将仇报，做下了许多伤天害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极大地伤害了朋友之间的感情，对我们各项事业也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我们又恢复了真理性、灵活性、原则性与人情味，我们开始思念朋友、肯定友谊，开始为朋友们做应当做必须做的事情，包括平反昭雪，包括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包括纪念与歌颂。
怀念格达，纪念格达，褒扬格达，彰显格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的重温，对友情的珍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不只是江湖的豪言，也是共产党人的党性、理性与良心。
看了《格达活佛》，我为格达高兴，也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高兴。
藏汉团结，是格达与朱德的默契，也是如歌词所说的，“那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天堂”！
2005.12.13。
忏悔应是一种轻松的倾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