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火烧了！换火烧了！”本村和邻村土山，东、西庄头，川里院等村大街小巷里传来父亲粗犷悠扬的声音。
1985年的秋天，天湛蓝湛蓝的，蓝得像是要掉下来。野菊花黄淡淡的，一团团，一簇簇，怒放着迎接这惹人垂涎的季节。虽然没有好好学习，但在这一年，我和村里的三个孩子还是把小时候那么多光着屁股，抹着从鼻子里钻出来鼻涕虫，穿着油渍渍衣服，满是虱子顺着衣缝一咬上下牙全是血的那些小伙伴甩到了希望的田野上，继续接受彭丽媛那酽酽的熏陶。不过，他们永远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只有我们四个考上了安丘第四中学。留在村里的小伙伴高秋亮、李建军、王余茂、李建民、李建升、高秀华、高秀红……只能在周末见到他们了，还有我可爱的小二叔李升光，这时只好扛着铁锹提着炸药、雷管，跟着他父亲去降媚山采石头了，还有我的青梅竹马王聚华，也不再和我结伴而行。我们两个小学成绩不相上下，可到了初中，女孩子的心事如使狗河边树林里多变的灰灰菜，如路边的樱花树，开花没几天就随风飘扬，谁也猜不透。反正是她越长越漂亮，越长越丰满，高挑婀娜的个头，眉飞顾盼，大大的眼睛如一汪清泓，巧笑若兮，美目盼兮，馋得很多同学半夜流口水。反正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滑坡，直至有一天晚自习过使狗河回来，蹲在河边一棵歪脖子树上的一个男同学咳咳如鬼魅，筛影如魍魉，她被吓得柔柔瘫软而从此辍学。她带走了我儿时那么多美好的幻想。曾几何时，想着和她一起上大学，在如水的月光和芬芳的玫瑰花下，伴随着徐徐清风，抚摸着她长长的秀发，嗅着少女身上那特有的香味，徜徉着儿时的童趣；曾几何时，我幻想天长地久百年好合，一起挽手走进婚姻的礼堂，像使狗河那样年年月月慢慢地流淌汇集到激情的大汶河，再相聚到澎湃波澜的大海，最终树影婆娑下，斑驳落叶中，手挽手在金黄色的秋天欣赏着五彩斑斓的晚霞。可惜，她像秋天飞舞的蒲公英，不知飘到哪儿扎根了；她像水中飘零的浮萍，不知何处是风港；她像旋风掠走的玫瑰花，没有根，没有绳。以后，只听说她随她爸转了正，当了工人，再以后，再也不知道了，给我留下的是一山的遗憾、一河的伤痕、一树的缠绵。
再见了，我可爱的降媚山；再见了，我亲亲的使狗河；再见了，我依依的老槐树；再见了，我儿时的男男女女小伙伴。
为了生计，为了供我上高中，父亲重操旧业，继续发扬爷爷流传下来的简单枯燥的打火烧手艺。父亲在中间房子的东北角支了一个大炉子，将炭磨碎，加上黄土，和匀后，摊在地上约三公分厚，用锨割成一块块长方形，晒干后就是打火烧的燃料了。照例是先用杠子把和好的面一遍一遍的压，压好后，母亲揉剂子，父亲看炉子，将一个个金黄色的火烧用长长的铁叉子摔到外面的“浅子”上。如此重复着爷爷的爷爷流传下来的工序。
我放学回来，也帮父亲打火烧，或推着麦子去飞水面粉厂换面粉，或和面压面，或揉剂子。三年下来，倒也基本掌握了打火烧的手艺，就是看炉掏火烧掌握不住火候，需父亲亲自把关。
安丘第四中学设在飞水偕户村，西依碧波浩淼的大汶河，下游有一支流汇入就是使狗河，其他三面是村庄和原野。清清的大汶河边，我经常一人蹲在河边沉思。很奇怪，一上高中，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了以前的浪漫、活泼、开朗，整天沉闷郁郁寡欢，我想可能是爷爷、大爷、四叔的往事，父亲、五叔的命运，母亲带来的三个孩子与父亲、我和弟弟的不和谐，大家庭的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童年歧视的阴影各方面在作祟。也许是我长大了清醒了，不再懵懵懂懂。
过去的梦想不再，告别了一切浪漫，告别了我的活泼，我全面封闭了自己，除了学校规定的课程，我几乎不再涉猎课外任何东西。我读书的爱好在高中三年成了一个断层。这一切，为了一个现实，为了改变大家庭的命运，为了三年后考上大学，转出农业户口，吃上商品粮，跨越那条横挡在农民和工人或干部之间的天堑鸿沟，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去掉大爷、四叔、母亲带孩子改嫁刻在这个大家庭上的深深的烙印。
为此，我拼了三年。生活算不上困苦，家里虽然打火烧，真应了“卖盐的老婆喝淡汤”。为了卖钱，父亲、母亲舍不得吃个火烧，母亲让我带几个，我坚决不要。母亲把刚摊下的煎饼用锅一层一层地卷上葱花加上油烙好，咸咸的香香的，就成了我上学的主食。每到周末，我回家背上一包袱，在学校里没有油没有菜吃，母亲烙的煎饼都尽囊括其中了。
四中三年是灰暗的三年，无奈那时学校管理太差、师资太差、教学质量太差，我们努力很大，收获甚微。就拿英语老师来说，三年换了四五个，没有人愿意到我们这个离县城40多公里的穷乡僻壤的中学来教书，即使分配来的大学生，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调到县城或条件好一点的中学。有的分配来的女大学生感叹天无门地无路，恨不得把身子都献给那腆着肚子的教育局局长而求得那一纸调令。有一次英语老师调走了，教务处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个懂点英语的在家杀猪的屠户来教我们，那屠户课堂上经常拿我们像杀猪一样调教。我们的最后一位英语老师是安丘二中来的一位复读生，那一年，他也没考上大学，何况我们！
1988年高考时全校200多人，竟没有一个考中。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在四中一直很不错，但1988年的高考还是歉意地向我“byebye”，远远地消失在九霄云外，丢下我偷偷地贼一样钻小路闷闷痛苦地来到使狗河边。
七月的使狗河不解我心，依然风情多姿，河水潺潺而行，仍然重复着她一年又一年的激情。“哨钱儿”在“吱吱”地叫着，“节柳鬼”在“啦啦”作响，“赌了”在“赌了——赌了——赌了——”地哭泣着，“问应哇”也在凑着热闹“问应——问应——哇，问应——问应——哇”。
我越来越烦，拣起身边石头、土块，往树林深处漫无目标地扔着，求得短暂的平静。
眼前的蚂蚁也在笑话我。枝枝桠桠的杨树干，蚂蚁边向上爬着，边回头向下讥讽地看着我。爬上去的蚂蚁很快在第一个枝桠处兵分三路，不一会儿，又遇到了分叉，那三路蚂蚁又各自散开，继续向着自己的终点爬去，然后再分叉，再选择，再分叉，再选择……最终一队队蚂蚁各自到达了自己的终点。
杨树旁边的两棵小槐树间有一个破蜘蛛网，费力地爬来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蜘蛛，看样子要把它修补起来。大肚子蜘蛛沿着小槐树爬上去开始补网，可那网太破了，她身子太沉了，刚补了没几处，就“扑通”一下跌了下来，我真担心伤着她肚子里的小宝宝。可她爬起来，揉了揉摔痛的背部，晃悠悠地又开始爬了，又开始她的补网工作。补了一半，身子一滚，又差点掉下来，幸亏有补好的网接住了她。网补好了，她惬意地晃悠悠地在网中间休憩着。
我看呆了。
残阳如血，筛过树林斑驳地落在我身上。一个“节柳鬼”慢腾腾顶土而出，身上还带着鲜鲜的泥土，一双大大的突出的前眼对我视而不见，不急不忙地爬到杨树下，慢腾腾地开始向树上爬。也许是树皮有点滑，刚爬了半米多，掉了下来，这并没妨碍她的追求。我看她还是不急不忙地掉转身子，换了地方，又开始爬，可爬了一米多，摇摇晃晃，只有一个前爪还死死地抓着树皮，终于那一个前爪也抓不住了，只好掉落下来。等她换了第三个爬的角度，我再看时，她已经胜利地爬到一个细细的枝桠，稳稳地坐着开始从背上脱衣服，进行她的凤凰涅了。
“唉！”我叹了口气。
“涵穹，涵穹——”远远的一个声音好熟，竟然是我高中同学徐世水。
“呵呵，到你家没找到你，你母亲说让我到河边来找你。”徐世水喘着粗气说，“我先洗个澡，边洗边说。”
“你家离我家10多公里，竟然跑来了，肯定有事情吧？我正犯愁怎么复习呢？肯定是要复习的，不能就此算了。”我说。
“我找你就为这事。孙庭坚让我来动员你去二中复读。我找过他，他答应要我们。二中正在组织复读班。”孙庭坚是我们高中的语文老师，高三时调离四中去了二中。
“好，今晚你别走了，在我家住下，好好聊聊。听说二中升学率很高。”我说。
徐世水是我很要好的高中同学，他是我们班的班长，我们两个都属于不太爱说话的人。徐世水虽不太爱说话，但为人很大方很热情，很受大家尊重。他家庭情况也很一般，我在四中时虽没去过他家，但从同学那里得知，他兄弟四个，由于家贫，大哥一直没找上媳妇，母亲精神不太好，眼见大儿子说不上媳妇，病情更重。这基本上是我们高中三年一起时我获得的信息了。
“涵穹，我们再拉几个，大家今年都没考上，也不能就此拉倒。”第二天，徐世水临走前说。
“是啊，有道理。听说咱们同学李玉梅、郑慧贵、孙明曦、李玉华、张玉红都想复习，你不是和王欣颖很好吗？何不动员她也复读？”我说。
“好，就这样办。我先回去，准备好了，我们就去雹泉。你去的时候，帮我约着王欣颖，到我家我们一起走。”徐世水说。当时安丘二中设在雹泉镇。
几天后，我和同学王欣颖到了徐世水家。穿过破烂的门楼子，长方形的大院里，干巴巴地立着一个囤，四间草屋。草屋下，一个中年妇女穿着整洁在坐着洗衣服，目光有点呆滞。
看见我和王欣颖进来，那妇女精神多了，眼睛里闪着亮光，站起来迎接我们，拉着王欣颖的手说：“媳妇！媳妇！”羞的王欣颖没有话说。
徐世水从屋里出来，“来，来，涵穹，那是我母亲。”
“世水，你同学来了，快倒水给人家喝。”那妇女说，这时看起来没有多大异常。
“我娘就这样，一阵一阵的。”徐世水说。
“收拾好没有？我们走吧。”我说。
“好，早收拾好了。走！”徐世水说，“娘，我走了，去雹泉上学。周末再回来。”
“好啊，路上小心！周末回来拿烙好的煎饼。”那妇女送我们出大门口。
出了村口，王欣颖说：“你们两个先走着，我去曹家峪接着李夏雪一起去。”
破旧的“大金鹿”自行车“咯吱咯吱”响着，驮着铺盖卷和三年的学习资料。沿着曲曲的当年大爷打仗回来和父亲送粮食的山路，我们无暇欣赏斑斓火红的满山秋景，没心听那蝈蝈悠扬的节奏，“双母夹”蚂蚱不断从路上欢快蹦起，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山泉淙淙，野花幽香，再美的秋景也被今年的败北折腾得没有任何心情来欣赏，我俩只顾急急地赶路。
复读更是紧张，我们努力弥补过去的不足，在四中落下的太多了，我们两个学习从一开始的末后到了春节中考的时候，已经在班级的前十名了，正常进展的话，那年高考肯定没问题。1989年那么热火朝天的“六四”运动，都没有干扰我们潜心的学习。
除了埋头学习，最多就是提前躲在教室门口，拿着菜盆等着冲出去从那街上来学校卖菜的夫妇那里打点热菜，或拿着木头做的大饭盒子，提着水桶，穿上“兔子鞋”，冲刺般跑到操场后面的食堂去打馒头和提开水。食堂的菜太贵，我们买不起。我和徐世水，还有一个同学郑慧贵都是买那两口子的菜。我们像鲁迅笔下提鸭一样地趴在那两口子身上，唯恐打不到那两毛一份的大白菜、烂茄子、土豆或扁豆。回来我们都是谦让地在一个盆子里吃饭，真是兄弟一般，吃睡不分！周末了，我们俩一起骑上破自行车回家或带小麦到学校换面粉吃，或带上母亲烙的掺着葱花油盐的煎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