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以“梦里乡关”为题的一组散文，由《夏天的清香》、《我的第一个老师》、《村头那堆残火》、《一个世纪老人的悲剧人生》、《一个永远的情结》等组成，散文集中地展示了任蒙骨子里的“底层意识”与“草根情结”。他没有以批评者的姿态，反思者的审视，异居者的隔膜来打量故乡，而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来表达对乡土的怀恋，对往事的追忆，对逝去的亲人的思念。《我的第一个老师》用极为素朴的语言，写一个目不识丁的乡村老妪对“我”的养育和教诲，是她把因久病不愈被父母装入篮子遗弃在屋檐下的婴儿的“我”抱入怀中；是她摇着嗡嗡作响的纺车给我讲述读书状元郎的故事；是她教给我敬字惜纸尊重文化，崇尚知识；佝偻着背的丁奶奶用她平淡的语调养育着我的理想，养育着“神圣而淳朴的母亲的希冀”……然而农村母亲望子成龙的希望总会因为时代的动荡而割断，“文革”中我辍学了，回到村里，挎起了拾粪筐，于是有了关于“文革”的散文写作。在许多写“文革”的回忆性散文中，大多是写城市、写机关、写学校的，写乡村、写田野的文革散文相对比较少，任蒙的《村头那堆残火》是关于乡村“文革”焚书记忆的书写。学校“停课闹革命”，幼小的学生没有学校可进，没有书可读后，也像没有牧人的羊群随意散落在田边地头。邻村土坡与田埂连接之处，那堆焚书的残火并没有就此楔进“我”的记忆，给懵懂中的我以巨大的震撼。我目睹的只是“大片大片黑色的灰烬被清风吹起，上面的火色在那个瞬间还没有褪尽，像一只只翅膀间红的黑色蝴蝶，在围着火堆穿飞。”外面的轰轰烈烈此刻并没有在一个乡村激起巨变，红卫兵焚烧“封资修”的黑书，对于忙碌于农事的乡下人来说，远没有土地与耕作重要。当农民从火堆旁走过，“他们的脚步带起刚刚落地的黑色灰片，但他们交谈的是地里的事情。”“一起又一起的人群都这样神情漠然地走过了火堆。”当战友谈及自己所见的焚书场景时，“我”的记忆也从此被激活，开始独自的想象和沉思。“每当我想起历史上焚书文化的黑暗，那堆残火便在我的脑子里窜起火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燃遍全国的无数堆烈火，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上烧灼了又一块深深的伤疤，成为一个民族耻辱的印痕。”确实，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焚书、江陵焚书、文革焚书，都是“王者”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作为思者的思想自由与精神自由的逼迫和桎梏，焚书所毁灭的不仅是竹简、纸张、书籍，毁灭的其实是一个民族对知识和思想的虔诚和敬重；对自由和理想的希冀与追逐。任蒙对乡村焚书的理性反思由个体记忆上升到民族精神，在难以磨灭的痛楚中保持了一分坚信，昭示着一个对知识和自由向往的灵魂的吁求。
“故土，对每个人都渗透了不可磨灭的本色。”“我的故乡，那片不黄不黑，随着水土流失日渐露出石板的薄土地……而今，它仍然在为我们无私地竭力奉献，仍是我们唯一的生命之源，仍是我们赖以生存繁衍，既不抱希望有寄予无限希望的盘亘之地。”在散文中，故土与农民连接，“农民是民族之根”，“面对未来，更要善待农民”。对农民的关切，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的关注，对农民与土地的执著情感，凝结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永远的情结》等散文。任蒙怀着对农民生存的深切忧虑和改变农民命运的急切愿望。他在散文中描述一个农家的贫困艰辛，描述一个农民的惶惑无助，描述都市里的农家妹子的卑微屈辱，描述文学作品中俯拾即是的鄙薄农民的现象，激愤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为农民请命、呼喊、声张正义的形象呼之欲出。乡关作为古往今来文人骚客心灵与精神的终极归宿，生命不可质疑的源头，历来是咏歌的对象。任蒙对于家乡故土，不仅仅停留在至情关爱、温情追怀的情感层面，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对整个中国农村、农民的人文关怀，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生存现状和未来的深切关注，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文关怀。
二、历史与哲思——人的追问
历史在时间意义上，作为一种曾经的存在，已经走出了我们当下的视野，但是，“历史意味着‘在时间中’演变的存在者整体”。“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发生在时间中的演历。”“历史实际上既非客体变迁的运动联系也非‘主体’的飘游无据的体验持续”，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事物语，典章制度，民风习俗，奇闻逸趣，虽然在时间上远离了我们，但历史却以有形或无形的存在参与着当下的社会生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和对于世界的认识。我们在关注历史、解释历史的同时，也是对于我们当下存在世界的关注和解释。
1990年代以来，许多优秀的散文作者涉足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章诒和、梁衡、余秋雨、王充闾、张承志、林非、卞毓方、李存葆、刘长春、朱鸿……他们在感悟与探索历史的变迁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发掘史料中的文学因子，在创作中投射了史家冷隽的穿透眼光和文学家的审美艺术挚情，写下了《往事并不如烟》、《觅渡，觅渡，渡何处·》、《苏东坡突围》、《煌煌上庠》、《大河遗梦》、《土囊吟》、《登昭君墓随想》等散文佳作。
在文化大散文盛行的时间段，任蒙也行走其间，写出了《悲壮的九宫山》、《放映马王堆》、《草堂朝圣》、《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清晨，叩谢天一阁》、《一个财富王朝的解读》、《千年送别》等散文作品。应该说，任蒙的历史散文不是新历史主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式的对历史现代意义的阐释，也不是对于历史进行考古式的还原与归综。任蒙的历史散文，就是使历史本身以一种无遮蔽的形式凸显出来，以对其进行理性地审视与审美的想象、艺术的阐释。任蒙的历史散文一以贯之地关注底层的悲欢，关注苍生的命运，关注英雄的悲剧，关注文化的式微……展示着他对于形成历史主体的“人”的关注与追问。
《悲壮的九宫山》将李自成的悲剧与九宫山的哀荣结合在一起进行探究，演化了大山与英雄、悲壮与灵魂的呼应，末路英雄，殒命山林。李自成溃败中的不屈与拼杀，不仅没有成就东山再起的辉煌，反而成为乡间散勇的刀下冤魂。英雄长眠的大山，成为历史的悲歌，也成为今人悠游揽胜之地，“这就是荒谬的封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荒谬。”
《放映马王堆》以大量的史料考证了轪侯分封时本来的地理位置与环境，阐述利仓封侯与西汉官爵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出西汉王朝“列侯不就任”的历史现象。通过厚葬的考古实迹，以大胆而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辛追夫人爱美好富、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和心理追求。对劳动者辛劳的悲悯和对“肉食者”的鄙薄溢于言表。面对马王堆，表达了“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的思索。
《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更是如蒙太奇画面一般组接了昭君由远离故乡入宫为妃到告别长安出塞大漠的两次远行，对后世文人将记载于史书寥寥数语的昭君行迹给予的“崇高”提升果敢质疑：“在匈汉和睦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公主外嫁。”“昭君出塞前后的匈汉宁和，主要是几代单于能够从匈奴自身的利益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明智地处理匈汉关系的结果。”一个女子从幽深的后宫走向历史的前台，王昭君勇于挑战命运的行动固然值得嘉许，但将其夸耀到弥合民族矛盾的高度，提升至左右历史进程的崇高境界，显然是男性文人对女子的一种审美想象与价值期许，其背后折射的依旧是传统观念中“红颜祸水”的道德思维范式。任蒙对昭君带着绝世的美丽，带着一把绝响大漠的琵琶走向历史纵深的昭君背影，调动诗人的艺术想象，摹写昭君的情感与期望，悲怆与遐想，在寄予真切的情感的同时，也在反思那个时代女性的命运——不得不服从。“从”成为历代女性的真切身影和自觉行动，这不仅是女性的历史悲剧也是汉民族的历史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