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仅以不到两万人马周旋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中，此等雄才大略非一般领袖人物可比。毛泽东遭遇几次不可能躲避的风险却次次化险为夷，被人称为有“天助”，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1947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7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出乎人们预料地发生了一个“伟大的事变”——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按照毛主席的说法，“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那么，这个“伟大的事变”是怎样发生的？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是如何达到的？当时，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对此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就连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对此也十分惊讶，出乎意外。可是，对于毛主席来说，这一切可以说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1946年7月，蒋介石不顾我党一再忍让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他调集193个旅约160万人（占其总兵力的80%），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其势汹汹，不可一世。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分裂的“国民大会”，并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延安，从而关闭了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大门。
11月15日，伪国大开幕。18日，毛主席起草了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19日，恩来同志从南京返回延安。21日，毛主席约少奇、恩来同志在枣园谈话，胡乔木作记录。毛主席发言的内容，前面已经作过一些介绍。他在这次发言中首先提出，南京谈判是有成绩的，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以后，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至失去人心。还说：教育人民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的任务，对党本身、对党中央本身也有一个教育的过程。过去，在人民中间，在我们党内，都有一个“打不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能胜，怪我们失掉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以及现在可能失掉的延安、烟台等地。因此，现在揭破蒋介石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毛主席强调，要胜利就要统一战线，就要孤立敌人。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敌人是孤立的。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但统一战线不能直接援助我们，而美国反动派则直接援助蒋介石，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所在。毛主席继续说，我们的问题是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要好转。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就开始反攻。当然，美国还会加强援助蒋介石，新的困难又会产生。所以，我们宁可把事情估计得坏一些，不但要准备打3年到5年，还要准备打10年到15年，最坏就是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也没有。一切要照长期战争打算。毛主席的这番话在小范围内传达过，统一了高级干部们的思想认识。
1947年2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党中央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较多，有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德怀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有从中原突围到达延安的李先念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现在是它的前夜。
这个“高潮”指的是什么呢？毛主席在会上说：20年前，1927年的北伐，是有共产党以来的第一次革命高潮。10年前，1937年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现在，1947年，将要出现第三次革命高潮。北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形式上以国民党为主体，最后以国民党的叛变而失败。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共产党却坚持抗日，壮大了人民的力量，成了抗日的主体。北伐、抗日，国共两党分掌领导权，这次不同了，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人民革命的目标，共产党成了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毛主席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决不是凭着主观的想象，而是根据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所依据的基本的事实是两个：
一是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1946年7月到1947的1月，我军7个月作战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如果今后几个月再歼敌四五十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几乎要占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一半，那么，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是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1946年11月上海市民骚动和12月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由北平学生带头开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超过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规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反蒋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和抗日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
正是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的事实，毛主席在2月1日政治局会议上一方面指出要准备5年到15年的长期斗争，一方面预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间也许就在今年、明年、后年。
尽管毛主席和我党中央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预见到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和敌人作斗争，但是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又重视敌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兢兢业生”。特别是，当时我军还不强大，在数量上还处于劣势，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还很强大，还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毛主席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他对许多事情总是“估计”，或者是说“可能”，而不能肯定地作出结论。2月1日指示（即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发出以后，对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提法，不仅党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和接受，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也存有疑虑，有的同志还专门打电报问中央：“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当时大多数同志看到的是敌人的强大和凶狠，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威胁。当然，他们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但那只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和信念。而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英明之处就是善于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对时局能作出清醒的估量，能预见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因势利导地组织和调动一切力量促成事物由量变转为质变，一步一步地使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2月1日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延安的形势就越来越紧张，因为蒋介石决心要把战火烧向延安，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延安的命运如何，便成了国共双方和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心。为此，毛主席一方面力争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放弃延安。过去有人认为毛主席从一开始就要放弃延安以诱敌深入，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毛主席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蒋介石进犯延安的计划。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即奉蒋介石之命加紧准备攻打延安，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中央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往瓦窑堡等地。从11月1日至14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连续发出十几份电报给贺龙、薄一波、陈赓等，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3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渡过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12月1日，毛主席电告刘伯承、邓小平：由于我采取坚决措施，迫使蒋介石攻打延安的计划。12月9日，当美国记者郝戈登就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提问时，毛主席回答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由此可见，毛主席尽管从最坏处打算早已准备在情况于我不利时放弃延安，。但他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保卫延安并对打垮进犯军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召开进攻延安的作战会议，声称“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有国民党军队39个旅，共23万人，即南面胡宗南的15万人，西南马鸿逵、马步芳的“马家军”7万人，北面榆林地区邓宝珊部l万余人。边区我军最初只有l万多人。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了。因此，毛主席认为保卫延安的最好方法是外线配合内线作战。3月6日，他电令陈赓率五个旅渡河攻占陇海路上潼（关）洛（川）线以调动和打击胡宗南的军队。他在电报中说，胡军17个旅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10天时间，主要依靠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人延安亦能持久。”为配合陈谢纵队渡河作战，毛主席又电令刘邓同时攻击平汉线以“直接援助陈谢”。3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王震率两个旅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以参加保卫延安之战。3月11日，胡宗南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用15个旅的兵力分两路进攻延安。第二天，当常驻延安的美军联络官赛尔斯上校等3人乘飞机离去不久，国民党飞机就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3月14日，胡军第一线部队10万人，从洛川、宜川之线全面向北出击，而我军用于保卫延安的只有5000多人，敌我兵力为12：1。蒋介石动用100架作战飞机（占其空军兵力的3/5）轰炸延安，最多时一天达40多架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于14日停止播音，由预先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备用电台接替。中央书记处书记少奇、朱德、弼时同志于3月12日凌晨离开延安去瓦窑堡，毛主席、恩来同志留在延安，经常在防空洞里开会、办公，指挥延安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3月16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内称我边区部队必须“再抗击10天至2星期（16～29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的企图”，为此特组织由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右翼兵团，由王震、罗元发指挥的左翼兵团，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命令称：“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然而，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保卫延安的作战部署未能实现。陈谢纵队没有渡河从外线加以配合，边区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胡军依仗优势兵力和炮火，在飞机排掩护下向延安猛攻，于3月18日早晨逼近延安城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我军死守延安，必然招致重大伤亡，这样，毛主席才决定主动地放弃延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在延安的窑洞住了整整10年的毛主席，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于3月18日黄昏和恩来同志一起离开了王家坪，告别了延安。
紧紧抓住蒋介石的“两个拳头”
胡宗南部队于3月19日占领延安，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之所以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这一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在政治上，蒋介石采取打延安的步骤完全是“自走绝路”。在军事上，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以后，企图集中兵力于解放区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进攻延安，就是妄图首先“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何处去，成了举世瞩目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迫使我党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从而在政治上打击我党。我解放区军民自然也非常关心我党中央的去向和前途，各解放区领导同志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对党中央是不是要离开陕北到其他解放区去，即使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见。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战略考虑，坚持我党中央在撤离延安之后必须留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一方面，在政治上，不但使蒋介石的计划破产，灭了敌人的威风，而且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长了自己的志气，同时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征服的。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必然要牵制住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二十几万大军，使其不能东调来进攻华北，从而为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并为我以后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不能不承认，在三面有二十几万敌军、敌我总兵力为10∶1的情况下，毛主席留在陕北确实带有“冒险性”，而且后来真的两次遇到了危险。另一方面，也正如在他起草的党内《通知》中所说，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毛主席科学地预见到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将要起的作用，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终于两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此可以说，党中央留在陕北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盲目的冒险行为，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英明决策。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党中央到底什么时候决定留在陕北的呢？应该指出，毛主席早已下了两步走的决心。第一步，坚决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如延安实在守不住，主动撤离以后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