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对日本有深入研究的《大公报》总编辑、着名报人王芸生到日本考察后，他发现许多日本民众中有一种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即“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竞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此外，时下中国人并没有享有和平，更没有重建国家，鸽子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在哪棵树或阳台上打个盹，天上又是战云密布，“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见王芸生着《中日关系七十年》）
或许，这正是日本至今未肯向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低头认罪、虔心谢罪的深层原因之一。
对于一向奉行实力崇拜的日本来说，它只心口一致地承认、屈从强者，而在骨子里鄙薄、歧视弱者。
真正的强大
要使日本对“二战”中的侵华失败服输、认罪，可能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中国与日本再打一场战争，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日本彻底打趴下了，日本方能变得老实起来。
虽然此岸有“愤青”们在网上排兵布阵，横刀跃马，直嚷着要杀过东京湾去，彼岸也有右翼分子在靖圉神社门口吹吹打打，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1日梦，但中日之间再燃战火，肯定不符合两围人民的愿望与利益，此说只能作罢。
二是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这便成了唯一的途径。
若强大只意味GDP总量的增长，比起亚洲、非洲不少国家，中国肯定强大无疑；比起20多年前的自己，中国也强大无疑。但若要日本惊慑于中国的强大，中国必须与日本比。恰恰是与日本的比较上，中国的强大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仅说一个方面——
日本的许多产品驰名世界，若人无人之境：丰田、尼桑、日产、五十铃、松下、索尼、夏普、日立、NEC、两铁城、精工、本田、铃木、雅马哈……即使在这10余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与许多国家相比，日本也有着强劲的出口产品竞争力。而在这10余年的中国经济的一片繁荣景象之中，中国有什么世界知名的品牌呢？唯一一个是海尔，据说是打进了美国市场，在日本市场上却没看到。今天遍及许多国家的中国商品都是没有品牌的大路货，在日本市场上总是和越南、印度尼两亚的商品摆放一起……
这还是一个小的方面。就大的方面而言，中国其实面临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沉重、艰巨得多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一个只有少数人、少数地方为之欢呼并可以纵情享用的盛世。
当盛世的颂歌如蝉雨般扑打着我的耳膜，我却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感知，当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感受到的矛盾、艰难与忧患，并不亚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前后。只不过那时更多地系于民族的兴亡，时下则更多地体现在阶层与个体利益日益扩张的消长上。
现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是先富起来了，但这个“富”是不是可以经得起道德的叩问？如果经得起道德的叩问，是不是又能被广大的下层民众所接受？
倘若这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仍在为“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潮流同步”而洋洋自得，睥睨天下，他们和它们并没有成为带动更多的人、更多的地区富起来的外部条件，情况却可能相反，前者成了后者难以富起来的现实原因，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变得十分可怕了——眼下一场社会剧烈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便表现于我们民族的又一回“一盘散沙”，其触目惊心，肯定尤甚于抗战之时；其病人膏肓，即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乏术。
诚如茅于轼先生忧虑的——
今天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再碰到战争、天灾人祸、金融危机、政治运动这些意外，我们能否处惊不乱，团鲒起来战胜困难？
杀人越货，借钱不还，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随地扔脏东西，排队夹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事情虽小，但到了紧要关头，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
在2003年，中国成了一口热油锅，从来没有如此多地弹射…社会各层面种种质疑的“豆子”：诸如为什么国家经济增长迅猛，却有那么多的人贫困不堪？为什么物质文明常表现得结实显赫，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却总显得滞后，或者说有几分空洞？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凡涉及老百姓的改革总是大刀阔斧，轻舟驶过万重山，凡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所在，比如精简机构，公车改革，却总是瞻前顾后，手足失措，或由终点回到了起点，由其沉疴日深？
2004年，香车宝马在暗淡，灯红酒绿在剥落，关于盛世的涨潮般的合唱在退潮。
与此同时，连田野上的热风也在呼唤公平，连站在电线上的麻雀也有了哲学家般的沉思。
当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第三次思想风暴的冲击：第一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次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次风暴，“公平”终于被提到突出的位置。
或者换一种说法，让中国自觉地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更多地将好处惠及于社会底层——
请看看马路的尘灰中那些擦皮鞋的妇女，这里有着中国当今本质的真实，有着时下这方生方死时代郁重而又悲壮的气质。请看看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让客死他乡的同乡遗体安葬故土，他千里背尸，屡闯门关，其信义与忠诚可谓感天地，泣鬼神，这里更有一个物质上日愈强大起来的中国日愈疏远，其实却缺失严重的精神之钙。
切不要抓“发展”时，社会底层总是被遗忘的角落，而一旦抓“稳定”，社会底层便成了惕惧的人群。
发展，唯有社会各阶层普遍受惠的发展才成奔腾澎湃的江河。
稳定，以全体国民幸福与快东为基石的稳定才是郁郁苍苍的山脉。
中国的每一次挪动都曾经那么艰难，从阶级斗争的“火线”上转过来，从现代迷信的“教义”上转过来，从计划经济的“威权”下转过来，从国有经济的“图腾”下转过来……现在又一次将自己庞大的身影从对CJDP的崇拜下掉转过来。每一次转向，都付出了几代人的聪明才智，
乃至身家性命。但每一次转向，中国在放弃了什么的同时，又有了一回新的跨越。这一次转向算是快的，确也耗去了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大部的经验教训。
天晴风暖，山光树影，秀蔚天成……
中国的这个新高度，在2005年的“两会”上已清晰可见——这就是“和谐”。
因为这两个字的出现，往年在“两会”上必定站出来为富人们讲话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次却成了富人们的导师，他告诫他们说：你必须让别人活好，自己才能活得更好。往年怎么也拉不住的那架冲向两极分化、几近疯狂的马车，这次却有可能被一股坚韧的合力给拉住。
有社会学家如是描绘这个高度——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阶层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身份歧视，每个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阶层关系融洽，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讲诚信、守法度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
倘若有一天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任沧海横流，天下板荡，却始终标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就切实地在实践着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白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中国必然拥有了真正的强大——
这是一种大音稀声的境界，静水深流的力量，从容不迫的气度。
无须任何炒作与包装，她将对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程透射出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只要文化的根脉不断，不管政治上经历怎样的天崩地坼，经济上如何地撕肝裂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便依然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长。
上世纪60年代的冷战时期，在与中国发生最激烈论战的苏联，在斯大林铁腕统治的阴影远没有驱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国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听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演奏会。仍有30多家剧院提供丰富多采的剧目，从果戈里、契诃夫到布莱希特的剧作……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一名日本记者注意到，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挤在一个座位，他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用一张票子进来的。一个女孩正飞针走线，给膝盖上的布娃娃缝上最后几针。音乐会结束时，她推开众人冲向台前，把布娃娃作为礼物献给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窃深深以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当年飞针走线的，并不是一个布娃娃，而是近半个世纪后浴火重生、依然英气逼人的俄岁斯！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则是这个精神家同里最幽深也最生动的部分。
倘若没有俄国早期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英勇地倒在枢密院广场的血泊中，又无畏地踏上去西伯利亚漫天风雪的流徙之途，就很难展现俄岁斯文化本质的特征——博大沉雄而又蕴籍典丽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丰沛的人民性传统。
倘若抹去被德寇围攻了900个日日夜夜，一副焦黑的身架没有哗然倒地成炭，却锻打为钢筋铁骨的列宁格勒，当年柴可夫斯基音乐厅里就不会出现那今走向台前的女孩，以及她手里飞针走线、虽饱经折腾却总在不懈地寻觅再生之途的俄岁斯…
中国人的精神家同呢？
经过革命铁与血的洗礼，多年里威力不亚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武器，又走过“文革”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再顿然进入时下红尘万丈的商业化社会，我们还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
远些的历史，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几乎就只剩一片帝王们的停尸场了。不过这些帝王们都被从棺椁中请了出来，秦始皇，汉武大帝，明太祖，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雍正皇帝……一个个经涂脂抹粉后，大都变成了宵衣旰食、席无暇暖、兢兢业业、文韬武略，为人民打天下为百姓坐江山的好公仆。
近些的历史，亦幽明难分，时有剪裁，屡见空白。
16年前，我的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外甥女，问老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老师回答说：学生斗老师，坏人整好人，林彪、“四人帮”欺骗毛主席。
一场人神共愤、浩歌长哭、长达10年的举国动乱，就这样被颠覆为三句话，二十几个字——几近对口词，还有一个答后便可以置于脑后的幽默。
许多时候，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不过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而且，因掺和了太多的政治功利和伦理意图，有些属于“功”和“善”的部分也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一笔勾销。
于是，有着太多太多的鼎鱼焦烂、暮燕倾危的中国历史，却未能在自己白发万丈的岁月里培育出深刻的悲剧意识，以至于总在不断更迭的悲剧中重复着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
于是，许多年里，对抗战的宣传与评价，以及相应的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调查与清算，总显得有些低调与游移。我们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似乎太专注民族的苦难，反而对胜利抱着谦谦君子的态度。曾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馆馆长王新华曾对记者说，应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再加上一点，就是胜利教育。他说：“我们在近代就这么几个大的胜利，为什么不纪念呢？”
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重庆，扰战胜利后在市中心树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一解放即被改建成“人民解放纪念碑”。当年志士仁人风集影从的陪都，还留下了大量的抗战遗迹，但有许多都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被毁掉了。
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据说其他两地的纪念馆不但是国家级的，而且都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时下，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却仍不是国家级的纪念馆。
孙立人、薛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日名将，只是漏网之鱼，逃去了台湾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只是“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盖棺论定时则有可能变成“着名的爱国人士”。最不济的，是死了的戴笠、张灵甫等在抗战中声名也不小的人物，他们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特务头子戴笠的“青面獠牙”就不必说了，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这样提到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但自己被打瘸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我们的历史就这样几十年地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多少年中，一些抗战的先辈们，因为既是抗日战争中血战沙场、气壮山河的猛将，又是国共两党对垒中杀得天昏地暗、最终投诚或被俘的败将，在自己的国家并没有过上本该衣食无忧、神采飞扬的日子——
去年经凤凰卫视采访、播出后才广为人知的仵德厚老人便是如此。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二）
在台儿庄战役中，原为西北军军官的仵德厚，率领均由中校军官组成的敢死队，和三营官兵一起杀人台儿庄城内，与日军展开了逐街、逐巷、逐房、逐墙的争夺战，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日军龟缩到城西北角等待增援，两军形成对峙。次日，李宗仁将军下达总攻命令，仵德厚手舞大刀片，腰束手榴弹，率敢死队向日军发起最后冲锋。这场战役打下来，歼灭日军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计划，但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死伤20000余人的惨重代价。在仵德厚的敢死队里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三营官兵也损失过半。
八年抗战中，仵德厚率部与日军血战数十次，由于功勋卓着先后被授予：甲种一等嘉禾勋章、贵胄荣誉勋章、宝鼎二等勋章，升任少将副师长。
1948年7月，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对山西太原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先后七次总攻，1949年4月攻破太原。时任国民党三十军二十七师少将师长的仵德厚被俘。8月，仵德厚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押送到山西太原市第一监狱服刑。
期间，他参加的主要劳动是做鞋底子。以后又在厨房里做了一年零七个月的饭。昔日扛大刀片子的肩，如今打一袋180斤的米，倒在一个4尺的大锅里，再使铁锹捣平，加水做饭。劳改人员都反映他做的饭好吃。
1959年，仵德厚10年刑满释放，被指定到山西太原东台堡太原砖厂当了一名就业工人，犹如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样，他并没有获得彻底自由。直到1975年，毛泽东签署发布“现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一律释放，与家人团聚”的命令，16岁当兵离乡的他，时隔半个世纪，已年届65岁，才踏上了返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