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战争的参与者而言，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巾所分析的：“在十五年战争巾，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炯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而且，更重要的，日本还是这场战争最惨重的受害者。在德国公众心目巾，“二战”巾标志性的事件是纳粹屠杀600方欧洲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和文化名城德瑞斯登的轰炸；在日本国民心巾，历史必须永远铭记的事件，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由京大屠杀。
战后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大抵上是基于此种意识开展起来的。无论是广岛、长崎的反核和平运动，还是持续讲述战争体验及后果的大量书籍与文艺作品，说的都是一场似乎没有来由、或是说是“被迫进行的”战争如何使敌方、我方都成了牺牲者。而有来由的、或者说是“自己进行的”战争的声音，却尽可能将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
于是，关于“受害者”的调查与彰显，可谓殚精竭虑，尽善尽美。
那场原子弹爆炸，使广岛和长崎共死了24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它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有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了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令人无法怀疑。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作者都是中国人。但每本书上关于死亡者的数字都是模糊的，而且不一样。即使是从事日中友好的人士，不免也问中国人：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堪称四两拨千斤之作。该馆分东西两区，中间为设有观景口的走廊，可以看到两边广场的林荫和纪念性雕塑。由东区一楼进口，参观到三楼，通过走廊抵西区的三楼，再回到一楼的出口，其浑然一体，渐人千秋，恰似乘坐在新干线上看风景。
当然，这不是在看风景。参观者的心境常常处于压抑之中，让人们压抑的倒不是那些太周详的论述和一串串的数字，而是细节。越是小的细节，倒越有可能触目惊心——
一块表面上泛黄色、满是水渍的怀表，指针永远地停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8时15分；一架儿童骑的玩具车，在高温中熔化了一大半，似一眄瘦骨嶙峋的小马，不畏沧桑的剥蚀，仍顽强地站在那里，在冥冥之中呼唤着当年它的主人；还有一块花岗石，原是一家银行门口的台阶。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一个银行职员正走过，他倏然人间蒸发，只在这台阶上留下了一个模糊的黑影子。这块花岗石现在被称作“人影石”……
在中国的博物馆，如北京的抗战纪念馆、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多少此类“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展品呢？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参观该馆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从它的形容来看，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到类似的战争悲剧。”
另一种反应，则是由极端精神主义转而为经济至上主义，认为日本是因为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急于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工业，赶超西方经济，使本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其实质，并非是把昔日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回炉改造，铸剑为犁，只不过将它推去了幕后，而在前台——貌似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资本主义舞台上，隐隐约约按照过去的图腾：有了经济的强大，就有了一切，有了物质的力量，就有了日本的明天，上演着白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战后初期，城里人对乡下人十分羡慕，谁家要是有个农村的亲戚，特别是能背回一袋土豆什么的食品，周围的邻居要唠唠叨叨说上半天。
男女工人在铝制饭盒里放两块咸萝卜十和几个饭团，顶着星星，疾步赶去上班，成了那个年月难忘的象征。1956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立即成了美军军需品的最大采购地。从1951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日本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食品物质和劳务。接着越南战争又开始了，工厂日夜繁忙，国民仍然节衣缩食。那一代的孩子，有许多光着脚丫却满面春风地去上学。那时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师，教室里坐满了孩子，他们是日本的希望。
随后的六七十年代里，过去的武士道糟神熔铸为现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当时，在日本人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患心脏病，“过劳死”成为社会问题和普遍现象。尤其是年轻人毕业后一进入企业，日夜献身工作，从此如猎犬进入丛林，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为之惊呼：这头猎犬已悄悄冲进自己的家。
1988年，日本石桥公司购买美国的费尔斯通轮胎公司。
1989年，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同年，三菱地产公司在一片争议声里购买了美国的偶像式建筑——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部分的股份。1990年，丰田公司在美国的肯塔基建立汽车制造厂。
旅行之中无耻辱（二）
1991年，坐落于达拉斯和得克萨斯并拥有SEVENELEVEN便民商店连锁公司的美国东南公司，将它70%的股份卖给了伊藤洋华堂连锁店公司。1992年，位于蒙特雷半岛、占地5300英亩的佩宝海滩被日本住友银行的两个附属公司接管……
在这10年间，忽然如空降过来的日本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戴着金丝眼镜，矜持地或者小人得志式地再挽着位金发碧眼的丽人，在美国的许多城市成了一道突出的风景。恰如当年的中国女人是一个符号，在许多日本男人眼里，大概美国小姐更是一个符号，一个打明治维新起便要“脱亚人欧”的“小人物”能否混进以美国为伐表的“大人物”中去的心理符号。征服它，今天无须再用刺刀了，只要有大把的美元，一样可以粗暴地征服。
不仅仅如此，日本现代企业战士的手中还握有一把锋光闪闪的“武士刀”——科技。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科技人员如此快地掌握最新技术，并迅速应用于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大规模地占领市场。似乎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日本的石英表、电子照相机、摄像机、立体音响设备或复印机、袖珍计算机的制造者进行激烈的竞争。尽管所有这些产品的基础技术都来自西方，但日本的技术都后来居上。
日本企业领袖常以生死来形容公司的科技开发，日立集团总经理在训话时说：“专利就是生或死！”由于极端重视专利技术，他要求研究人员每人每年都要提出新专利的申请。日本已成为全世界最大专利生产圉，每年要向世界各国提出35万张以上的专利申请书。
在军事尖端技术上，亦如此。
从1970年起，美国国防部开始要求在美日“国防合作指导”中加入要求包含研发成果的分享，1980年又建立“美日系统及科技论坛”，美国再度要求日本以“分担费用”的名义，提供科技转移，包括军民两用的科技，例如电子及无线电的产品。这意味着当年被麦克阿瑟将军漫不经心地称为“小个子的日本人”，当今已长成为可以和山姆大叔比肩的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