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7日。一轮皎洁的月光，水银一般泻在华北平原上。
刚随部队入侵中国不到两个月的东史郎，此夜无战事，他浴着月光，胸中有一股淡淡的哀婉和感饬之情袭来。前者是因秋欲去冬欲来的四季的轮回，后者是因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故乡，今晚它上空的月亮是否也这样饱满、透亮，双亲和弟弟的眼波此刻是否也沉浴在这月波中？
很快，这一切如一只在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让他给驱赶走了。他及时地抓住了“活思想”，而且，很利索地展开了“斗私批修”，大约只要一支烟的工夫，便在日记上完成了由“个体化的东史郎”向“集团化的东史郎”的转变一人间有正义，有感伤，有人道。
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善。
但是，现实中有出自天生之善的正义。现实中的正义是力量。唯有力量才是正义。世上一切都是弱肉强食，此外什么也不是。有力量者就是正义者。在这个力量即是正义的面前，所有的善将不再是善。在力量的面前，人道不知为何物，恶道也．可成为正义。
霸者的正义
高压的正义，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争斗就永远不会停息。嘿，我们日本人！不管是释迦，是孔子，还是基督，只要与日本违抗。就必须让他流血，必须同他作战！……杀人并不是什么罪恶的事，那是对祖国的忠诚。我们怀着这样的忠诚之心，为了继续杀敌，又开始前进了。我们是为了杀人才到支那来的，不需要任何花言巧语，只要是个杀人的魔鬼就行了。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于是，第20步兵联队的歌，总随那面在弹雨与硝炯中被熏黑了的太阳旗，在华北平原月苦霜白却又总是铺满浓重出色的天空下猎猎作响——凯歌震撼着黑暗在山谷里回响，胜利时的喜悦，叫人缅怀牺牲的战友，他们曾喋血疆场。长满野草的荒冢里，长眠着的日出之国的武士啊！生生死死都要做护卫吾皇的坚盾，世世代代保卫我们的联队旗。必须指出的是，比起日军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这支野蛮之伍在中国所犯下的，不但是最深重的——以对平民的屠杀而言，在我看过的资料里，只有在新加坡发生过超过5000人以上的处决，其中大部分还是坚定地支持祖国大陆抗战的华人，远远地小于一次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而且，日军通过在中国的施虐也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快感，这种快感，是他们像被捆扎的粽子一样牢牢捆在国内大大小小的非亲属集团里很难企求的。
威尔海姆·赖希说：“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物的反动社会背景……”
（[德]威尔海姆·赖希着，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
换句话说，小人物内心受虐／施虐的一体互动，即专制权威的受虐者，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成为专制权威的体现者和施虐者，如此首鼠两端，人魔两极，对于考量法西斯主义何以在历史上似瘟疫一样蔓延的群众性基础，以及中外历史上一切打着“人民”旗号、其实质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群众性运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自于农村贫苦家庭的中下级军官翦除政界大佬，是典型的小人物造反。
其实，千年前恭谨的学生，千年后却打倒了先生，乜是“小人物”造反。
一个历来以“缩小”为能事的小国，攻击并占领一个历来多做宏大叙事与布局的大国，更当是“小人物”造反了！值得注意的还有，日军在中国大量的对女性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犯罪，这不仅是出于在世界上这是一支必须有两杆枪同时在岗、以好色着称于世的军队。在华侵略战争期间，日军情报部大雄一男大佐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明确提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这种心理作用，唯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够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小人物造反（三）
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
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
一个日本“志愿兵”披露了日本军方纵容官兵当年奸淫中国妇女的实情：“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体验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我们上陆后，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妇……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
有研究者认为，日军在南京强奸了80000名妇女。当年是由京某文化机关职员的李克痕逃出南京后，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他估计在整个南京大惨案里，南束2/3的妇女遭日军强奸。
一个叫田所耕三的日本士兵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没有一个士兵不曾强奸过女人，奸过之后，还要把她杀死。”
一位叫河野公辉的日本记者在这个法庭上也作了证词：“强奸到倒了胃口之后，就捉到骨肉之亲的，命令他们交媾，当做游戏观赏，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场面。”（转引自陈嘉定《南京大屠杀之研究》，见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
一个叫富本的日本士兵在写给岛内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
（见忻平着《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在这里，中国女性亦是一个昔日“大人物”的符号。一个国家倘若不是衰到了极点，弱到了极处，是不可能让它的女人——母亲、姑娘、老妪、妻子，像陡然被划开的鱼腹，身子似无边的白花花的盐碱地，如此大面积地暴露在异族面前，被压倒在了侵略者的胯下，她们挣扎、辗转、厮磨，在令人窒息的血腥味中渐渐变得似泥河中的鱼虾一样奄奄一息……
对拍打一下中国女人的乳房，也可能平息大大小小的胆怯或沮丧的日本兵来说，这肯定会使他们产生爆发性的生理快感，与此同时，即使对一名最胆小的士兵来说，也会激起他胸中强烈的征服感——这个国家彻底完了，一个不能保卫自己女人、却要将女人血淋淋地放上战争祭坛的国家，已经具有种族灭绝的意义。从1926年到1936年这10年间，中国经济本已具备“起飞”的制度基础，在若干方面，已萌露“起飞”的迹象。据亚洲开发银行章长基博士的研究，这10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为7.6%，其中电力工业尤为突出。1926年时电力工业仅占现代工业的11.2%，到了1936年，已占到了22.2%；电力是工业的火车头，电力工业的大幅上升，预示着中国工业化即将蓬勃展开。
但在这个被打碎的符号下，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所积累的财富多半化为乌有，是从1926年以后逐步开展的中国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被腰斩，更是当年激荡了内藤湖南胸臆的中华河山正变成一片废墟、焦土与裂谷。抗战中受破坏最大的地区正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沿海地区和华中地区，不过一年之内，中国工业菁华荟萃地带全部沦于敌手……当今的日本，仍在为其“二战”时的所作所为付出诚信上的高昂代价。
无论是武士道传统，还是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根深蒂固的“岛国焦灼”，都深深地铭刻进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集体无意识，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性飓风荡涤，使其如癌细胞一样得以消弭，即使一时淡化，乃至抹去了，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依然很容易如癌细胞一样复活，甚至扩散全身。与德意志民族比起来，大和民族却是个理性欠缺的民族，这大约就是亚洲各国总对卧榻之侧的日本不敢掉以轻心的根本原因。
因此，尽管其信誓旦旦，但来自列岛的某些举动、某种声响，常常被惕惧便是必然的，它们或许被有所放大亦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