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合作在峰会期间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5日上午9时，在中国大饭店的宴会大厅内，中非企业家大会洽谈会举行，700平米的展厅里，1500余名中非企业代表正在进行洽谈交流。展厅内，放着一排排的小桌子，中非代表们面对面挤着小桌子，促膝谈心。汉语、英语、法语和非洲当地语言夹杂着，人人都在寻找商机。这次会议，非洲国家的政府和企业与11家中方企业现场签署了14个合作协议，共计金额约19亿美元。
去北京就是去我们的第二个家
峰会的组织者事后透露，为了体现平等，峰会采用了圆桌会议的形式，这需要一个直径20米的圆桌——圆桌上要坐50个领导人，圆桌的后边还有代表团，每位领导人后边都有两三个人。人民大会堂没有这么大的桌子，为此专门定制了一个桌子。
中国意味着庞大的商机和数额巨大的援助。不过，这并不是北京吸引非洲的全部原因。就像这张桌子的寓意那样，非洲领导人来到中国体会到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感受。津巴布韦总统说，中国一直是我们信赖的朋友，“他们不会让我们失望”。“对津巴布韦人来说，去北京就是去我们的第二个家。”
对非洲人而言，中国对他们从不颐指气使，也不干预他们的内政。中国给予了非洲很多援助，却绝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带有什么政治条件。不仅如此，中国还表现出了至为谦虚的态度，多次强调非洲对于中国的帮助。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峰会上说：“我们务必记住，非洲人民长期以来给了中国宝贵的支持。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今年先后连续访问非洲，都指出这一点。在政治上，比如说我们当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在联合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不要忘记，在1971年10月，主要是由于非洲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持，新中国才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朋友给我们做了好事，我们要永远记住，”李肇星说，“现在我们进行经济、贸易和社会事业方面的合作，应该说它的本质是平等互利、互相帮助。”
中国的姿态获得了非洲的热烈欢迎。肯尼亚《旗帜》报在头版发表文章，详细列出了中国政府在此次峰会上所承诺的对非各项援助，并强调指出，与西方国家在提供援助时附加许多条件不同，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这些援助都是无条件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此次峰会会引起非洲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参与。文章说，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早已经厌倦了西方国家那套自大的做法，于是自然地将他们的关注点转向了中国。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伊丽莎白·西迪罗普洛斯在媒体撰文说：中国是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内拥有席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没有殖民统治的包袱。她在与非洲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奉行的是不干涉政策，因此对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更有吸引力。
津巴布韦第一大报《先驱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与其他的成功者不同，中国不自私，北京峰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赞比亚时报》也在文章中说，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所谓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利用中非友好关系从非洲攫取资源等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文章还说，中非关系是建立在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时期，中国给予了非洲国家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在非洲国家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又在非洲大规模投资，不仅为非洲国家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也推动了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赞比亚为例，中国的援助项目多达35个，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中国政府20世纪70年代援建的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的坦赞铁路。该文表示，坦赞铁路不但为坦赞两国带来了好处，而且也惠及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于1998年投资2000万美元购买了濒临破产的谦比西铜矿，并投巨资进行恢复性生产，该矿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为当地创造了2000多个就业机会。文章还透露，赞比亚政府办公大楼也是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并且该楼已成为首都卢萨卡市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当然，援助只是非洲赞美中国的一部分原因。中国模式也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非洲许多国家采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调整药方，遵照“华盛顿共识”，推行全盘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完全放开。但后来甚至连开药方的人都承认，这些措施并未对非洲发展经济产生多大效果。与此同时，中国却获得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这一正一反两方面的情形，让非洲国家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很想知道，中国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非洲问题专家贺文萍分析说。
几内亚比绍（几比）总统维埃拉在峰会结束后就说：“能有机会和广大非洲国家领导人齐聚北京，亲眼目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并与中国领导人共同讨论和规划中非未来的合作战略，这样的机遇非常难得。”
埃及《消息报》称，在这次北京峰会上，与会的非洲国家都视中国的发展为他们效仿的楷模，其实非洲大陆早就对中国充满了敬佩，中国经济长期能够保持平均9%的增长速度，这一速度令人咋舌。
中国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失败
西方世界对中非的这场劲风热舞抱以密切的关注，毕竟几百年前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的心态显然很复杂，可以说是“始之以惊”——惊叹于中国何以有如此吸引力，“继之以忧”——中国是否会将西方挤出非洲。
英国《卫报》说，中国举行了它50多年来最为铺张的聚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调门高的京剧、节奏感强的非洲鼓和高难度的杂技表演。这不仅是一场娱乐演出，还是实力的展现——一个国家款待一个大洲的独特的宏大场面。开幕宴会的嘉宾名单几乎包括了非洲每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代表了联合国四分之一的投票权；全球自然资源中颇为可观的一部分；如果加上东道主的话，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
《卫报》还指出，中国不仅在购买资源，还在销售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方国家关注政治自由和全人类的权利时，北京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提高生活标准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北京说，这种途径的好处已经通过成功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贫困得到证明。
西方对非洲接近中国向来保持敏感。2005年，笔者采访外交学院为非洲培养外交人才一事，这一培训正是中非合作框架之内的安排事项。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告诉我，“我们并没有向外国外交官们灌输什么理念。事实上，在课堂上，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北京共识’，也没有提到‘华盛顿共识’。”但是，西方舆论并不这么看，2005年11月20日，《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中国发动课堂攻势从非洲争取朋友》的文章说，“如果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旨在赢得非洲人心，外交培训课则是为影响非洲人的思想”，文章认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抛弃“华盛顿共识”而选择“北京共识”。
不过，吃醋归吃醋，西方媒体还是很认真地分析了中非会何如此接近的原因。英国《泰晤士报》用几个例子说明中国为什么在非洲取得成功：在解释他的国家如何在去年拥有了一座新体育馆时，塞拉利昂驻中国大使萨尔·约翰尼总结了中国得以成为非洲魅力伙伴的特点以及西方人与非洲打交道的缺点。“在使非洲摆脱贫困上，中国人做得要比八国集团多。”他说，“如果八国集团的哪个国家想要重修体育馆，我们现在还会在开会。中国人一来就动手。他们不开与主题不太相关的会议。”
“我不是在说谁对谁错，只是中国的投资正在取得成功，因为他们不设很高的门槛。”他所举的类似例子继续在整个非洲上演。当尼日利亚需要加强尼日尔三角洲的安全时，美国犹豫了，而中国迅速提供了巡逻艇。当安哥拉需要25亿美元贷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一连串苛刻条件，中国人则二话不说携资金走来。
英国《独立报》以《中国对非洲的争夺》对这场盛会进行报道。文章说，美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其他地方，在过去大约10年中，中国悄悄地在向非洲示好。而且正如此次峰会的出席人数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发现乐意合作的伙伴有很多。“中国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失败。”
西方当然不会轻言失败，不过刚刚参加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访问中国的南非总统姆贝基的确说，中国和非洲之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堪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标准”，值得西方发达国家仿效。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引用的一位中国分析家的话很好地总结了这场盛会的背后逻辑：非洲国家领袖聚集于中非高峰会，吸引他们的不仅是援助和贸易的机会，也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位学者认为，对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之务是如何消灭贫穷这个冲突和各式极端主义的根源。他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自由民主政府，而是一个有能力对抗贫穷与履行基本服务和基本社会安全的良好政府。只要美国模式仍然无法实现这些被渴望的结果，就如同从海地到菲律宾到伊拉克的失败所清楚显示的，中国模式将会变得对世界的穷国更加有吸引力。在消灭贫穷和辅助贫穷与边缘化的人民方面，中国模式，无论多么不完美，较之被通称为美国模式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撒哈拉非洲所设计的结构调整计划和给俄罗斯的震荡疗法，中国模式远远有效率多了。
总之，这场峰会冲击了世界。“这次峰会仅仅是北京令世界惊叹的开始；是中国真正成熟的聚会2008年奥运会的彩排。”英国《卫报》写道。
四、中国软实力改变世界
“孔子学院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口产品，是中国实施和平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对孔子学院的评价。
孔子“出国”之后
近年来的一系列表征都让中国的“软实力”话题变得热门起来，中非峰会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讨论这个话题时，2004年同样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起点。因为这一年的11月21日，在韩国首都首尔设立了中国的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
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项目之一。设立“孔子学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当然，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而是中国的一项战略工程。
这项工作的推进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为推广汉语文化，中国政府在1987年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为“汉办”，孔子学院就是由“汉办”承办的。2004年，据汉办透露，中国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内在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
《了望东方周刊》以《汉语改变世界大脑》为题对此进行长篇报道，笔者的同事、现《了望东方周刊》副总编辑程瑛写道：孔子，这个中国文化的辉煌符号，一个曾经被自己的子孙轮番践踏的圣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与逐渐寻回文化自信，第一次被中国官方以如此正面、积极的意义上运用。而其使命亦伟大艰巨：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推进中国汉语战略，推动汉语成为强势语言。
几年之后看起来，汉办所说的设立1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实在是太“低调”了。截至2009年11月，短短5年时间，全球已建立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共计554所，分布在88个国家（地区）。有人统计，在过去数年间，平均不到5天就有一所新的孔子学院诞生。
这是典型的“中国速度”。德国着名汉学家阿克曼评论说，在世界文化史上很少有一个文化机构像孔子学院这样在这么短时间取得这么大成绩，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可以说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一道全球文化景象。
2009年12月10日，在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饭店，笔者作为记者列席了第三届孔子学院大会，议题是“孔子学院与全球化教育”。
笔者惊叹于眼前的场景：这一天，北京饭店超大的会议室如同联合国会场，中间坐着来自各大洲的千余名代表，四周是按各大洲划分的展览区——展览的内容是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图片和文字介绍。当一群亚洲人、美洲人、欧洲人、非洲人和大洋洲人坐在一起大谈孔子的时候，笔者想曾经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孔子，如果穿越时空到了今天，他老人家自己也一定会大吃一惊！
笔者与与会的多位代表进行了交谈，希望了解孔子学院在国外的运作情况。席格伦是一位地道的澳大利亚人，身材高大，一开口，满嘴标准的汉语，甚至连“洗脑”这样的词汇也能运用自如，在表示谦虚的时候他会客气地说“不敢当”。
他原来是西澳大利亚大学亚洲学副教授，如今身兼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他说，学院成立三年多，已经培养了七八百名学生。就像在中国的英语培训那样，孔子学院的中文培训也分为初、中、高级，各有相应的课时。“有几个学生从三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学得相当好，可以很熟练地说‘干杯’了。”席格伦说。
这些学生基本上是成年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学习汉语。这也是所有孔子学院最普遍的模式。一些孔子学院也将教育对象延伸到中小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姚载瑜是一位华裔，20多年前去新西兰留学，后来就留下来当汉语教师。她说新西兰几乎所有的综合性院校都开设了中文课，大学里许多人学中文，但是在中小学却基础薄弱，呈倒三角结构。
她针对性地将中文课带到中小学去，“搞体验课，哪个学校愿意，可以免费，但是我们人力有限，所以要求学校必须派一位老师，我们来培训这位老师。这样这个班才能生根。”孔子学院推动了汉语热。每提到这儿，姚载瑜都会表现出很强的成就感，她说，2005年学院刚开办的时候，新西兰全国学习汉语的是一两千人，而现在则有一万多人了。“我的设想是到2012年达到5万人，对此，我们很有信心！”
而在全球范围内，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各国孔子学院开设各类汉语课程6000多班次，注册学员13万多人。而全球学习汉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
孔子学院在运作上采取中外双方的合作模式——由一所中国高校和一所外国高校共同向汉办申请，双方各出一名院长，由汉办派出中文教师，提供教材，资金则由汉办和国外高校“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