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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费力反而不讨好

画外音:

欧阳修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更是北宋政坛著名的谏官,欧阳修对于政敌是针锋相对、毫不手软,耿直不屈的人格成为他个性的标签,然而他的这个性格有时候也会伤害到别人,甚至会做出费力不讨好的事,在欧阳修的一生中,这样的事绝不在少数。欧阳修与范仲淹是同道好友,而在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的这支生花妙笔却得罪了范仲淹的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康震:

在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去世了,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知道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那是非同寻常,范仲淹对欧阳修有奖掖提携之恩,两个人也是同道的好友,友谊非常深厚。范仲淹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文人,就邀请当时他们一起推行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重臣叫富弼,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邀请欧阳修为他的父亲撰写神道碑。解释一下,墓志铭是埋在坟里头的,写好了以后刻好了以后就在坟里头了,将来多少年以后把这个坟刨开了,要了解墓主的生平,就看这墓志铭。神道碑是立在墓道上的,就是,是在外边别人能看见的。就这么个区别。一个是在暗里的,一个是在明里的。这个任务交给他,他不能不写啊,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应该写,可是对欧阳修来讲这太为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要评价范仲淹就意味着要评价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史,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范仲淹跟他一样在政治上也是起起落落,他可能没有一个私人的敌人,但是他可能拥有很多政治上的对立面,那你现在评价范仲淹,那些对立面的势力还都存在着,所以欧阳修就说什么呢?说我写这个神道碑,对上不能有损国体,因为范仲淹生前担任的职务那是跟国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对他的评价不能有损国体。第二,也要躲开那些对立面的明枪暗箭,我不能把这个神道碑一写出来,结果招致一大帮人的群起而攻之。所以他说写这个神道碑首先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稳当,稳当的内涵就是要公道、要公平。我只要立住了公平,谁也说不了我什么。所以他说“须先自执道义也”,我自己先把道理拿定了,把立场立定了,我自己的说法确定了,我的原则确定了,我对范仲淹的评价就好办了。

就写了,富弼的墓志铭写得很快,写完了之后就埋到墓里边去。欧阳修的神道碑写了15个月,你想欧阳修这样的散文大家、政治家,溜溜地写了15个月,交稿交得特慢,这才写出来,写出来他还不放心,专门交给当年与范仲淹在宰相府里共事的韩琦,让他过目。韩琦给他提了一些意见,他进行了修改之后,然后才拿了出来。嘿,我跟你说啊,他是千小心万小心,你看他们原来同一阵营里边的韩琦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没有意见了。最侥幸的是他们的对立面们没有任何声音,这就说明他做得公道不公道呢?公道。稳当不稳当呢?稳当。

才是的,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写墓志铭的富弼,富弼看了以后没有明确地讲不满,但他讲一段话,这话是大有深意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写文章求的就是善恶分明,我要写善就是为了劝诫后来。我要写恶,就是为了惩治那些败类。我写的文章从来都不模棱两可,怎么叫不模棱两可呢,就是褒贬分明,让善人能长生,让恶人下地狱。如果写文章前怕狼后怕虎,左右都害怕,我不高兴这样做,我写墓志铭就坚持的这个原则。而且他说什么呢,我明确说,我在给范仲淹写的这个墓志铭里边,我就是激烈地抨击了当年的那些对立面,我知道他们那些对立面的后人现在还活着,我不怕。我把这话讲出来,他们肯定会群起而攻之,但我就是不惧怕,我活人就活个有原则,原则分明。大家都能听得出来,是吧,要是没意见他平白怎么说这番话呢?欧阳修啊,对这段话有一个明确的回应,他怎么说?他明确地告诉富弼,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请人另写,哥哥我不干了,我还真不惹这个,你们觉得不合适你们另请高明。

画外音:

欧阳修与范仲淹不仅是政治上的同道者,更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以欧阳修的绝世文才,为范仲淹书写的神道碑文肯定如花团锦簇一般,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文章写成后反对的声音却并没有出自政敌的阵营,而是来自身边的好友,这是为什么呢?

康震:

大家知道,范仲淹当年推行革新的时候画了一幅《百官图》,所谓《百官图》那就是在当时做了二十多年宰相的吕夷简的门下关系盘根错节,这些当官的,谁是怎么上去的,谁是怎么做官的,那些根根梢梢都跟这吕夷简有关系。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百官图》目的就是要揭开这个黑盖子。打起来了、冲撞了、矛盾了、党争了,先是范仲淹被贬,欧阳修那会儿不是也被贬了吗,后来吕夷简也被贬,在这当口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夏和北宋的战争爆发了,吕夷简重新为宰相,他一做宰相,就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主动向皇上提名,这时候应该紧急地调回范仲淹,让他全权负责对西夏的战争。在写到这一块的时候,欧阳修在神道碑里是这么写的:

“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被起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欧阳修

吕夷简重新做了宰相,范仲淹也因此重新被起用,两个人相约共力杀贼。天下之士都因此称许两位国家高级干部。就这么个事。问题害在哪儿了?还不光是富弼,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就坚决不同意。范纯仁说什么?“我父至死未尝解仇。”我爸爸到死都跟那吕夷简没完,跟那仇就没解开过,我就没听说过他老人家什么相约共力戮贼杀贼,没有的事。富弼他又不是范仲淹的儿子,他不好讲得这么明确,他是从评价一个人要善恶分明,是吧,要有原则,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他的意思也是一样,你怎么能乱写呢?吕夷简那是咱们什么人,那是咱的仇人啊!你现在说的是咱那头儿范仲淹跟他相约共力杀贼,那咱们的原则不就丧失了吗?你这不是和稀泥吗?你不就怕得罪人吗?但是范纯仁不一样,这是给他老子写的盖棺论定的评价,他当然急眼了,我爸爸到死都没跟他平息了这过节,没完,我这儿还没完呢。

欧阳修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我们已经对他很了解了,欧阳修怎么说?说我也吃过这吕宰相的亏,他也治过我,但我跟你们说,我写他跟范仲淹的事情那是要公道的,只有公道才能传之后世。我听说范仲淹说过,他一生从来没有怨恨过一个人,这事就奇了怪了,他自己都觉得跟这个吕夷简之间没仇了,你这当儿子的出来非说地底下已经死了的两个人互相之间仇没解开,你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父子俩怎么就差得这么远呢?我告诉你,这是欧阳修的原话,说什么,你说你父亲说没解仇就没解仇了?你那会儿才多大?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你小兔崽子你懂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欧阳修在这问题上非常地鲜明?因为评价范仲淹关系国之大体,就是对范仲淹的评价如果出现偏差的话,那就对整个这一段的历史,对这一段的北宋国家的形象有重大影响。他要是个一般的县令那就算了,对不对,你爱说怎么怎么,只要你高兴。这是什么?你的父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主持朝政,代表着国家的朝政的形象,我能为你这小子的这两句话就改吗?我是证人,我听见了,我见到了。

那大家可能就说别激动,别激动,我们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说欧阳修这么说,我们说对。那他儿子人家肯定回家跟他爸爸也说过这事,他也这么说,富弼也是当事人呢,他为什么意见跟你也不一样呢?这就得再看第三者的记载,司马光,大史学家,在他的著作里边对这个事情有原原本本的记载,他记载的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呢?范仲淹回到朝廷之后对吕夷简说,我呀,以前对您多有冒犯,我真的没想到,您能提名提拔我,我没有想到您能这么做。吕夷简怎么说呢?说

“夷简岂敢负于旧事为念耶?”——宋·司马光《涑水纪闻》

在国家大事面前,我怎么能以我们过去的过节萦怀于心呢?我们都是干什么事情的人,我们都是为国家做大事的人,不能以个人的私人的小过节为念,这是一个证据。后来的苏辙也曾经记录过一个事实,范仲淹临到前线去之前,专门给吕夷简写了一封信,向他承认当年所犯的一些不得体的错误。当然有的人解释说,他要走了,他担心在后院捣乱,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不管怎样讲,这个人愿意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自己能够全力地在前线组织作战。那大家说,这你又都说的是第三者,问题我就想问范仲淹到底写没写这封信,我告诉你,还真写了,这封信的名字就叫《上吕相公疏》,现在依然能够在宋代人吕祖谦所编的《皇朝文鉴》113卷里边找到这篇全文,但是你到了南宋朱熹的时候,翻开范仲淹的全集已经见不到这篇文章。很显然这文章被谁删了?被范纯仁删掉了。在这篇文章里头,在这封信里边范仲淹是怎么写的,他感谢吕夷简说:

“褒许之意,重于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范仲淹《上吕相公疏》

你对我的奖掖之恩,对我的褒奖之意,真是重若金石。我真是诚惶诚恐、诚惶诚恐。

“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范仲淹《上吕相公疏》

我自己很惭愧,当年我的一些说法、我的一些行为不但对皇上不敬,对您这样的国之大臣也不够尊尊。是一种善意的释放,就是一种想要和解的一种善意。最重要的是范仲淹在这封信里头还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当年唐朝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不对付,不说话,后来等到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时候,两个人执手立志,共戮国贼。您就是当朝的郭子仪,我肯定没有李光弼那能力,我担心有负国家的期望,也有负您的期望,范仲淹是这么讲的。所以我们说既有范仲淹本人的这封书信,又有司马光、苏辙等人的记录,同时不管怎么讲毕竟欧阳修是与范仲淹共事过的,这样的事情遮是遮不住的,应该说,这应该就是事实的真相。就是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写法上、态度上,富弼跟欧阳修有分歧,范纯仁更是无法容忍。

画外音: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对范仲淹的家人来说,吕夷简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对头和夙敌,那么两个人的过往又怎能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神道碑上呢?而作为欧阳修来说,他又为何非要一意孤行,甚至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属,去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当文章写成后,范仲淹的家人们又该拿它怎么办呢?

康震:

结果很不愉快,范纯仁让人从碑上把“至此、以至”那的二十多个字全部都删掉,全部磨掉。就是凡是涉及到说我爸爸跟吕夷简和解的那些话全数删去。欧阳修的做法是拒绝接受被删掉以后递给他的拓片。他明确告诉大家,以后你们要想看我写的给范仲淹的神道碑,甭去看那块碑,那不是我写的。要看得看我家传的集子。就是我自己将来,我百年以后我自己传世的集子,您看我那个。你要看那碑,告诉你,那人不是我,那上刻的是欧阳修,那人我不认识,你得看我自己的。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知道欧阳修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大家可能就说了,这个欧阳修就不犯错啊?他那个神道碑就写得那么精准?也有错。欧阳修他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人、坚持原则的人,但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不是一个犟人。他有错,什么错呢?他在里头写呀,说宋仁宗曾经想率领文武百官给他母亲磕头,上朝的时候,范仲淹说这事不妥呀,力谏止之,就是拼命地劝他,把这事给劝下来了,没发生。后来苏洵在编这个朝廷的文件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劝住,还是发生了这件事。就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就改过来了。还有包括他在写这个神道碑的时候牵扯到范仲淹的履历,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别人看了以后也告诉他说你这个不对,前后顺序都是乱的。欧阳修明确表示我写神道碑不是给他填履历表,我的这个排列是按照我自己行文的意思来排的,我特别做了注明。你们如果要了解范仲淹的履历,千万别看我这块碑,你们可以看什么呢,看墓志铭,墓志铭里边会详细地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他任官的先后。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是可以改的。

那么大家就说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大的分歧呢?甚至不惜得罪人家家属,本来这是个好事,是不是,他跟范仲淹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好的朋友、同道者,人家属让你写一个盖棺定论的神道碑,你就写成这种结果,两厢都不愉快。为什么呀?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大家要知道,像唐代的“牛李党争”那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权力,争的是政治利益。宋代的时候,在范仲淹、吕夷简等人所发生的争论从最开始的时候叫做“君子之争”,争的是什么呢?政见不同,绝对不是争的权力。就是说对于朝政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发生争论,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可以进行辩论,真理愈辩愈明,谁对的我们就服从谁。所以君子之谏、君子之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欧阳修等人拼命地给皇上说,我们是朋党,但我们是君子之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可是大家要知道,争着争着就容易意气用事,争着争着,原来本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争政见的不同,最后就变成了派性的斗争。只要是你说对的我就说是错,只要你说错的我就说对,这样一来就把派性的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很糟糕的。

我告诉你革新派们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原来欧阳修、范仲淹被贬之后,蔡襄写过一首诗叫《四贤一不肖》,这四贤说的是谁呀,四贤说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是高若讷,就那倒霉的谏官。欧阳修不是写篇文章骂他吗,最后骂完了欧阳修也被贬了。这《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它就很有分寸,因为当时的人明确地了解到蔡襄写的是事实,这几个被贬的人确实很冤枉,而高若讷作为一个谏官在当时的表现确实让人不齿,所以《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虽然写的是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但是大家基本是认同的。有人攻击蔡襄,革新派的人就为他说话。可是到了后来,我说过一个人叫石介,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歌颂庆历新政,但是却诋毁反对派,这就很麻烦,我说过,范仲淹看了这首诗都说此等怪人一定坏了我等大事,韩琦看了也说,国家大事岂可以此言之?我们国家的大事怎么能这样子意气用事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首诗里边,石介对那些对立面和反对派极尽人身之攻击,一吐心中之愤懑。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你可以讲道理但不要骂人,你越骂你越没有道理,所以石介写了这首诗在革新派阵营内部却引起了比较反感的回声,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样做就是派性斗争,就不再是“君子之争”了。

所以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像欧阳修他是很清醒的,他就要反省,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大家要知道这些派性的斗争会让政治空转。有人曾经评价过这个事件,说什么呢,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君子之争,君子之争是为了反对小人,但是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就偏离了方向,小人没斗倒,老百姓吃亏了,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了,派性的利益一旦站在了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他会以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名义来实行派性的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些所谓的君子、所谓的革新派,当他们要斗这些反对派的时候,他们用的手段跟那些反对派用在他们身上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些君子用了小人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一来君子何以自明?你们是代表理想的,你们是代表革新的,你们是代表民众的希望的,但是你们所使用的手段跟小人一样,你们最后所争的利益也跟小人一样,你怎么说自己是君子之朋?所以你注意啊,这种争端欧阳修看得是清清楚楚,他要反省不是他个人反省,他要替整个他们这个革新集团反省。再说深刻一点,他为整个国家而反省。

所以我们说,欧阳修写这个神道碑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对不对,那你要说这有多大的事,你给他爸爸写了一个神道碑,人不同意。说就在这么个小事上,当时俩人就是没有相约共力戮贼,没有,那是出于对国家的考虑,但是绝对没有跟吕夷简互相相约如何如何,更没有给他写什么信承认错误,没有的事,看上去是个人的意气之争,但是因为吕夷简和范仲淹都是国之重臣,他们俩的私人之争那就会损伤国体。所以为什么欧阳修说一开始写这个神道碑他就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他要不能有伤国体,我总不能把当年两个最主要的执政者写的互相在掐架,现在就像富弼说的一样,要界限分明、要是非分明、要善恶分明,那怎么办呢?那过去的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两个人打架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打架的历史吗?这个问题欧阳修脑子清楚得很。

南宋的大哲学家朱熹是欧阳修的知音,他对欧阳修的评价很高,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欧阳修的这个评价里头,在之前吕夷简贬谪范仲淹,可罪啊,这件事情做得差,我们可以说他犯了错误,严重的错误。后边他又起用了范仲淹大书可书,一个人他的缺点错误和他的优点都是很分明的,你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对国家有好处。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杰出人物的评价要客观、要公正,只有客观和公正才对国家和民族会有长远的数不清的好处,你这样的评价公正了,人民对历史的判断和评价就会公正而原则鲜明。

画外音: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史官欧阳修的眼中,为范仲淹这样的人物撰写神道碑文,就应该抛开个人的情感,在碑文中,范仲淹、吕夷简等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朋友或者是政敌,而是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活动就是宋仁宗时期一部政治史的缩影,所以,只有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才能让后人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而欧阳修的这种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却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除范仲淹的神道碑文之外,欧阳修又做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欧阳修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康震:

欧阳修得罪人得罪得多了,这刚才说的是评价范仲淹,评价包括里边其实也牵扯到评价吕夷简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是多么突出,叫尹洙。这个尹洙是欧阳修在北宋前期推行“古文运动”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同道者,大家对这个人可能比较陌生,这并不要紧,关键是看欧阳修对他的评价。尹洙去世了,尹洙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请欧阳修给尹洙写墓志铭,这回听明白了,前头那是写神道碑立在外头的,这回就让他写墓志铭,是埋在里边的。这没问题呀,这个好写啊,这只是文友,不是政治上的同道者,而且尹洙基本上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在古文上。

好了,墓志铭写好了,写好了人家属不干了,这回是他老婆不干,对我们家老尹你评价得太低了,写得太少了,是不是,你看他是北宋初期的“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你对他评价就四个字,叫“简而有法”。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地简约,对于材料的取舍非常地科学,完了。人家属说了,家属说,就我知道还能再写两条呢。还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尹洙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推动当中是首倡者,第一个提出来的,有首倡之功。第二,当时的人都写骈体文,说我们家尹洙在于破骈体立散体文的方面,他有突出的贡献。你把这三条都得写上,而且你字得写多点。

欧阳修是不会妥协的,欧阳修说什么呢?他说当年韩愈给孟郊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孟郊。他给樊宗师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樊宗师。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纪念方式,我给你写墓志文的时候,我写的这篇文的风格,我就模仿你的风格,这是对这个伟大的逝者最好的纪念。尹洙生前的文风就是简而有法、简而有深意,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他的文章是非常地简练的,但是他取舍的材料是非常地精到的,他的文章是很简约,但它里边的含义是非常深刻。我现在写他的墓志铭就用尹洙当年的文法来写,这是第一,没有错。第二,骈文和散体文没有优劣之分,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文章写得好,骈散捏到一块儿也能写,可以将骈文加入到散文当中,写散文的时候也可以用骈文的方法,写骈文的时候也用散文的方法,这个不存在功劳的问题,什么破骈入散,不存在,这不是一条功劳。至于说首倡之功,我看未必,在尹洙之前已经有几位大将开了“古文运动”的先河,欧阳修没好意思说,更别说以后还有我这员大将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北宋的“古文运动”真正的推动力在于欧阳修,欧阳修不但地位高,才力雄富,而且他才华卓著啊,他的推动对“古文运动”的推动是关键性的,这个当然不必说了,但是首倡之功他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欧阳修说了,这三条你说的这意见我都不能接受,他最后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论尹师鲁墓志》,我就给你论一论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的,最后说句什么话?说想当年读我的文章里头最知己的就是尹洙,他看我的文章看得很快,不过几行之后就知道我的立意和用心。我告诉你,我写这篇文是为了慰藉我的亡友,我哪儿考虑到给你们这些小子、你们的感受啊?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跟刚才那态度一样,就是我之所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当年是与我同道的人,我们是在一起共同推动“古文运动”,共同进行政治的大的改革的。我评价的是历史人物,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的老公。在我心里,评价的人他的历史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你们亲人的地位,所以我不会为你们改变。

当时尹洙去世的时候范仲淹在旁边,范仲淹怎么能不了解欧阳修呢?他就做分工,韩琦写那墓碑,栽到墓道旁边的公开让大家能看到的,你呢就写那墓志铭。他太清楚欧阳修会怎么写了。他就给韩琦写了一封信,信里边说呀,最近欧阳正在给尹洙写墓志铭,写得很好,词义高妙啊,可以传至于将来。可是有一样,就是这个他对尹洙的评价可能会让有的人不满意,你说换个人写吧,影响又没那么大,是不是?你说让别的人写吧,哪有欧阳修的影响大?可是让他写吧,他评价老是不满,就是老欠一点,难免引起别人的不满意。而且欧阳修这人有个毛病,他写的文章不允许别人改,你要改了那是你写的,要看我的,在我的书里边,你说这不是麻烦吗?我呀,就跟你说说,你就多写点,哎,他那儿没写的你就都写了。所以这样一来,(范仲淹)他是很老练的一个人,这个老练是基于什么大家要知道,是基于深深的友情啊,他们的好朋友去世了,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评价得好一点,人都去世了多说点好话。可是欧阳修他知道,那是当过谏官的人,那是跟皇上吵过架的人,那谁都不怕,是不是,他的原则定了谁都甭想改,那怎么办,只有改韩琦的了,你多写点吧,韩琦的那个墓碑那文字比他的墓志铭多出两三倍去,那人家家里人看了肯定欢喜啊,是吧,你看这才像个样子是不是?哪像你那个抠抠搜搜的写那么点字?

这个问题上,我们来看什么问题呢?欧阳修这个人他是一个内心里边始终坚持公道的原则,我认为真理是怎样的就是怎样。有时候真理很难看的,没事,这是真理,真理就这么难看,摆出来就行。这样的原则,这样的鼓励,就让欧阳修的人格成为宋代士大夫中间特别具有代表性。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人格风范。欧阳修的人格风范那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坚挺、挺拔、绝不弯曲,而且他的原则你说不出什么来,他确实是对的。我们说通过这两件事,这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就能看出来欧阳修人格的特点,但是他不改初衷,可我告诉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欧阳修终于朝廷没说的,忠于圣上也没错,但这种忠诚有时候也会铸成大错,在后边的经历当中,欧阳修的忠诚就害了一位大忠臣,要问这个忠臣是谁,欧阳修是怎么不自觉地害他的?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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