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养老和保健等问题是居民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居民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住房问题。可以这样说，如何解决居民住房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之苦恼的问题。英国从1970年开始鼓励低入息家庭购买公房，但效果不明显。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住房也是专为低入息阶层而建，但都以租赁方式分配给没有能力购房的家庭。而新加坡这个昔日世界的贫民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却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有85%的居民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李光耀和新一代领导计划，在2000年，新加坡人将100%拥有自己的住房。
新加坡人的“居者有其屋”计划起源于一辆小小的摩托车。新加坡独立之初的一天，吴庆瑞博士在街上行走时发现，一个汉子将自家的一辆摩托车扛上楼。这件事给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吴庆瑞博士以启示：一辆摩托车就能使一个人如此牵肠挂肚，那么，如果他拥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就一定会更加难舍难割。
吴庆瑞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李光耀，李光耀当即表示同意，并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哲人孟子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我们应该使每一个人最少拥有一座房屋。”
1960年2月1日，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建屋发展局，专门负责统筹规划建房事项，并将建屋发展局作为直属国家发展部的一个法定权力机构，赋予计划、营建、管理公共住房的一切权力。
经过精心挑选，李光耀委任林金山任建屋发展局主席。林金山也是华人后裔，1916年出生于新加坡，是吴庆瑞博士在英华学校和莱佛士学院时的同学，早年经营过汽油站和米厂等，从1940年起，先后任大华银行董事、峇株巴辖银行和太平洋银行董事会主席。新加坡自治后，担任过公共服务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
1960年2月1日，李光耀亲自主持了建屋发展局成立大会，李光耀满怀激情地对林金山说：“屋荒是压在我头上的一座大山，我们的政府和党能不能执政下去，就看能不能搬走这座大山，许多反政府势力也想用这座大山来压垮我们。我们要实现居者有其屋，并把它定为我们的基本国策。有我做你的后盾，你就放手干吧，你一定会成功的！”
林金山主持的建屋发展局大厅的墙上，镌刻着中文草书的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实际上，新加坡政府不仅庇荫了新加坡的“寒士”，而且使两百多万黎民“俱欢颜”。
新加坡政府赋予建屋发展局的权限与职能是：
一、拟订和执行提议、策划和工程计划，以便：
1.进行建造、改装、改良和扩建任何住屋，供出售、出租或其他用途；
2.清除及重建贫民窟和城市地区；
3.发展或重建部长所指定的地区；
4.发展乡村或农业地区，以安顿那些受到建屋发展局的发展计划或其他经部长批准的移植计划影响的人。
二、管理所有归属建屋发展局的土地、房屋、建筑物或其他产业。
三、展开建屋发展局在执行职务方面一切有必要的研究和调查工作。
四、在部长的同意下，以规定的利息提供贷款，使人民能够购买任何已发展的地段或部分地段。
五、负起建屋发展局在执行其所有职务方面一切有必要的其他事务。
建屋发展局建房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贷款，它从财政部主要获得两种贷款：其一为年利7.25%、为期60年的贷款，以资助供出租的公共住屋的兴建；其二为年利6%、为期10年的贷款，以资助供出售的公共住屋的兴建。
林金山不负众望，他任用郑章远为建屋发展局的首席建筑师，以每35分钟建造一套单元住房的速度建成了大批廉价的公寓、大厦和住宅，在3年内建造了相当于殖民政府过去30年所造的全部房屋。那时候，新加坡国内处处都是建房用的吊车，一位外国商人甚至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新加坡的国鸟就是鹤（指吊车）。”
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对林金山的成就非常满意，他们授予林金山淡马锡勋章（新加坡的最高勋章），李光耀还亲自提名林金山为菲律宾总统拉蒙·麦格赛赛奖基金会颁发的麦格赛赛奖的获奖人。李光耀多次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要是没有林金山使得整个组屋建立起来，整个党也许早在1963年9月就被压垮了。”
李光耀极其赏识有才能的人，1963年9月，他又提议林金山竞选国会议员，获得了成功。接着，李光耀又将国家发展部部长的担子压在了林金山的肩上，让他主持新加坡市政建设的全盘工作。建屋发展局局长的职务则由原首席建筑师郑章远担任。
郑章远可谓李光耀引进外来人才的典型。他出生在中国大陆，后来去澳大利亚深造，毕业后，他见新加坡大力引进、重用外来人才，遂选择在新加坡就业。他思维敏捷、工作勤奋，进入建屋发展局工作仅两三年，就被李光耀提拔为局长，而这时，他才刚30岁出头。
新加坡建屋局最初建造的房屋是为应付人民的迫切需要而策划的，由于当时的就业都集中在市中心，为减少成本和来往交通的时间，第一批住宅区和新镇都是沿着市区周围10公里范围内的边缘地带兴建的。所以，第一期发展计划下兴建的住屋零星散布各处，凡是沿市区边沿地带遇有可供公共建屋用途的零星地段就进行开发。
在市区建屋有了一定规模后，李光耀找来了建屋局局长郑章远，对建屋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发展建屋事业方面，你们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建成了大批廉价的公寓、大厦和住宅。你们的政绩，对于树立政府威信，对于国泰民安的社会，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建屋，是我们的国策。如果政府不提供组屋，廉价出售，而私人的房产又太贵，大部分人买不起，就会挤在贫民窟里。那么，反政府势力要煽动什么风潮就很容易了。”
郑章远附和地说：“是啊，住进政府组屋的人心情都很激动，他们说：‘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房屋，我们怎么忍心让人去反对这样的政府呢？’”
李光耀接着说：“你们的政绩又使政府利用建屋政策，有效地运用国家财富，推动经济发展。我们建了办公大厦、厂房，企业家因而致富，像商人、银行家，他们应该纳税回来，回报国家。政府就要运用这笔钱，广建住屋，希望所有新加坡人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蛋糕’，让他们成为有屋阶级，而不再是‘无屋阶级’。”“居者有其屋，这仅仅是初步的要求。我们的目的，是向大家提供高品位的生活环境。我想，我们的规划设计，不要老盯着市中心，要考虑到环境保护，噪声、尘埃、空气污染要减少到最低限度。是不是可以来一番设计改革，在市区外、郊区农村兴建高质量的组屋。把居民区迁到乡间去，应该成为我们城市建设的战略措施。”
李光耀的这段话正中郑章远的下怀，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不仅仅为普通百姓提供住屋，还要为全社会创建一个更幽雅的生活环境。
日本人在总结李光耀“居者有其屋”的成功经验时，认为李光耀用的是“人才立国”方法。李光耀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他风趣地引用了汉高祖刘邦的那段话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成功，还得益于李光耀于1955年7月建立起来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实行公积金制度，使得大多数居民都有能力通过中央公积金储蓄来购买组屋。政府以高于中央公积金0.1%的利率向购屋者提供贷款，购屋者可以利用公积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款，付款期限长达25年。他们如果有足够的公积金，也可一次付清。
在一次国会讲话中，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达纳巴兰曾骄傲地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这样，使得一个国民在离开学校工作两年便可以购置住房。”“一个月收入500元的工人就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三房的组屋。”
在解决住房问题上，李光耀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他们首先为无房人“雪中送炭”，从解决最困难者的住房入手，其后再“锦上添花”，改善住房条件。所以，新加坡组屋的档次也是逐步提高：60年代修建大巴窑，70年代修建宏茂桥，80年代修建碧山住宅区。组屋的面积也逐步扩大。1989年7月，国家发展部部长达纳巴兰又一次宣布：“为了迎合新的组屋申请者对高素质组屋的要求，建屋局将根据实际要求和人民的新期望去建屋。”“随着87%的人口已迁入组屋区，建屋局的目标已经以‘居者有其屋’改变为‘华厦供精选’。”他最后兴奋地宣告，“在兴建高素质组屋的同时，还准备公布旧组屋的翻新和改造计划。”
对于那些到现在仍无能力购买公房的低收入家庭，李光耀及其政府官员多次重申：“不会通过钱财的协助或慷慨赠予来达到使更多家庭拥有住房的目标。”政府所做的是提供更便利的贷款摊还条件和为这些家庭寻求增加收入的办法，如通过设立更多廉价托儿所，以帮助主妇摆脱孩子的拖累而能外出工作；提供技术训练，让其家庭成员掌握一技之长等。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使低收入者能增加收入，然后有能力买房。
早在成立建屋发展局之初，李光耀清楚地知道，房荒和分房不公都会引起令人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李光耀决定将东方文化的价值观念融会于住房政策之中。
为维护种族和谐，促进各族团结友爱，在出售组屋时，李光耀注意尽量维护不同种族的分布均衡。建屋发展局按照全国的种族比例安排组屋区和新镇的不同种族的人口比例：华人在邻区不能超过84%，每座楼房不能超过87%；马来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22%，每座楼房不能超过25%；印度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10%，每座楼房不能超过13%。
辅助社区发展，也是李光耀住房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通过购买房屋的优先权来体现。李光耀政府规定，响应政府号召，已婚子女与父母、祖父母住在一起的多代同堂家庭，具有优先购房权；已婚子女与父母隔邻居住的联名购屋，具有优先购房权；经基层组织顾问推荐，由国家发展部批准的基础组织成员，连续服务3年以上的，具有优先购房权；响应国家号召，有在1987年1月以后出生的第3个孩子的家庭，在购买大间组屋时，具有优先购房权；受政府搬迁计划影响而迁居者，具有优先购房权；家庭总收入低于1000新元的低收入家庭，在购房时虽没有优先权，但可获得贷款优待。这是李光耀东方文化思想的一种体现。
政府设立的新镇的布局、结构比较合理，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居民住宅集中地，而且设有各种商业、文化娱乐设施，每个新镇一般都由镇中心和若干居民点组成。镇中心是整个新镇的行政管理、商业、文化教育和娱乐中心。每个镇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区。每个镇都有高速公路同市中心相连，往返十分方便。新加坡政府还采取“职业与居住接近”的政策来解决社区内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他们规定社区内用地的20%为工厂用地，鼓励投资人到社区、新市镇兴建工厂。1972年底，在9个社区里就兴建了238家工厂，多半是电机、电器制造、纺织加工、玩具、塑胶等制造业或轻工业。这些工厂大多是中小企业，2/3的工厂员工从几十人到几百人。
不过，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时并不很顺利。在最初的两个五年建房计划中，所建房屋主要解决低收入者和单身者的住房问题，基本办法是租赁。1964年，政府提出“居者有其屋”的口号，鼓励低收入者购买公房，规定凡每月总收入不超过1000新元的家庭可以申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房，对已租住公房者还可免除第一次20%的交款额。然而，响应者却寥寥无几。至1964年12月，政府已建成住房54312套，而购房者却仅有1451户，所占比例不到3%。这样，政府从1968年起，开始允许公积金会员提前支取公积金存款以购买住房，因而，公积金制度才成了保证职工购房支付能力的一种手段。正是实行了这一制度，购房的人数才越来越多。据统计，1968年购房家庭为7407户，1974年底达75337户，占已建房187889套的40%。到1984年10月，已购房的家庭上升到373599户，占已建房500947套的近75%。
1984年8月，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说：“我们自1964年开始实行‘居者有其屋’的计划，我们有重要的理由，使每个人拥有最少一间房子。房子属于不动产。所有司法制度都把动产和不动产划分得很清楚。各种动产如黄金、钻石、艺术品等，可以移动到国外，而且有世界市场。新加坡有可能垮下来，但你的金条价格却不受影响。可是你的房子和地产价值却全靠信心、稳定、秩序和发展前景来维持。当信心动摇或社会发生混乱时，地产价格便会暴跌。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拥有房产的人必须确保自己的产业价值，不会因愚蠢和轻率的行动而引起暴跌。”以住房稳定人心，这是李光耀一再强调的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