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职以后，时间多了，但钱却少了。他失去固定收入，生活越加困难。他写信告诉哥哥说：“我将要像在地狱里那样拚命地劳动。现在我自由了。可是现在，就在眼下，我可怎么办呢？这就是问题。哥哥，你想想，我欠了八百卢布的债，其中有五百二十五卢布是欠房东的房租。我想买件衣服，但一文不名……我完了。我要被拖到监狱里去了。”贫困，尤其是彼得堡贫民窟里穷人的贫困生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身体验了的，是他一生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四十年代的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增长以及沙皇国家机关的膨胀，引起城市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城市生活中形成了贫与富、权贵与平民、上层与下层相差悬殊的社会两极。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着果戈理维护“小人物”的人道主义传统，从创作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底层的穷人身上，揭示资本主义的罪恶，为那些被践踏、遭受凌辱的贫民诸命。他在第一部小说《穷人》中怀着对这些颠沛无告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展示了贫民窟里悲惨的生活，在这些为大人先生们所不屑一顾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人性的尊严，从灵魂的深处为他们发出绝叫。
《穷人》是以男主人公，年老的小公务员杰渥式金和女主人公，年轻的姑娘瓦莲卡的通信的形式写成的。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命运遭遇与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彼得堡生活的广阔画面，构成了他们活动的背景。这里有从“大人”、高利贷者、窝娼的老鸨到小官吏、穷苦的大学生、奴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像杰渥式金和瓦莲卡那样的穷人。但是这些被上流社会所不齿的、被人遗忘的“小人物”，在精神上却是最优秀的人，最富有人性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进这些人物的内心，深入到他们的灵魂，发掘出来的是这些沉沦在底层的人们的真和美，把这些与他们的悲惨命运相对照，使人感到哀怜，感到压抑和窒息。
杰渥式金是个上了年纪的穷苦的小公务员，在一个局里，整天伏在案头抄写了三十年，衣衫褴褛，经常受到人们的嘲笑和戏弄。但是他有一颗温暖的心和善良的灵魂。他从窝娼老鸨手里把孤苦伶仃的瓦莲卡抢救出来，对她产生了爱情。不过他知道自己在年龄上配不上这个姑娘，于是就抱定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充当她的保护人。他在心里感到无限温暖，觉得为她牺牲一切是自己莫大的幸福。他对瓦莲卡说：“亲爱的，我知道我应该多么感谢您！自从认识您之后，我开始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开始爱您；在这以前，我的天使，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好像睡着了，没有活在世上。那些坏蛋们说，连我的外形都是不体面的，他们讨厌我，于是我也讨厌起自己来了；他们说我愚蠢，我也就认为我愚蠢；可是，当您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您照亮了我整个黑暗的生活，连我的心和灵魂也给照亮了，于是我得到了灵魂的平静，知道我并不比别人差；就算我是这副样子，没有一点可以夸耀的地方，没有光彩，没有气派，但我毕竟是一个人，在心灵和思想上我是一个人。”在那些“大人”们看来“连一块擦脚的破布都不如”的杰渥式金，这时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一个人所需要了，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他明白了：“随便欺侮孤儿的人……不是人，简直是一钱不值的废物；不过是算作人罢了。”他甚至开始想到社会的不平等。他对瓦莲卡说：“您为什么这样不幸？我的小天使！您有什么地方不如她们所有这些人（指阔气的伯爵夫人们——引者）？在我看来，您善良、美丽、有学问；那么，您为什么遭受这样凶恶的命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好人孤独无靠，而另一些人却幸福不招自至呢？”
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像《穷人》的主人公这样的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他们的一点点良好的愿望都不可能实现。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连想也不敢想”，总是“好像生活在迷雾之中”。“穷人比一块破布还不如，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尊敬……他不应该有什么珍秘的感情，什么希望也不应该有！”杰渥式金是一个不能温饱的孤老头，穷得连颗钮扣都没钱买。瓦莲卡则被人称为“卖笑妇”，她被坏蛋所诱骗，靠着做点针线活勉强养活自己，她没有希望嫁人。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供她选择：要么到街上去卖笑，要么就跟毁灭了她的青春的坏蛋结婚。为了“掩盖她的耻辱”，她只有嫁给这个坏蛋，然而这无异于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等待着她的是坟墓，而不是生活。主人公们悲剧性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在小说的结尾，杰渥式金向那冷酷无情的世界发出绝望的呼喊：“现在我的心那么堵得慌，充满了眼泪。……眼泪闭住了我的气，撕裂了我的心！
像杰渥式金、瓦莲卡这样的穷人不是个别的， 在资本主义大城市里整个底层的人都是如此。小说中的高尔希科夫蒙受不白之冤，吃了官司，长期失业，一家五口挤在斗室里，欠了房东大笔债务，受着随时都可能被赶出去的威胁。孩子们赤着脚，挨着饿，害着病。“他们的房间里总是静悄悄的，好像没有人住在里面一样。孩子们从来不欢蹦乱跳，不玩一玩。”一个孩子死了，那个六岁的小姑娘，“靠棺材站着，她是那么一个忧闷的、爱想心思的、可怜的小姑娘！……一个用破布做的洋娃娃躺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她也不玩；她的一个小手指头放在嘴唇上；一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女房东给她一块糖；她拿着，也不吃。真伤心。”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虽然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却不能够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地位。杰渥式金抄错了文件，站在“大人”面前，“嘴唇发抖，腿也直打哆嗦”，完全是个可怜虫。他只乞求怜悯和同情，企图从中得到一点安慰。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消极面。
“自然派”
《穷人》经过反复修改，于一八四五年三月最后竣稿。但是年轻的作者对自己的处女作很不托底，不敢拿出去发表，惟恐受到文坛名流嘲笑。他犹疑不决，不知怎样处理这部作品。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很重视自己的心血的成果，担心作品发表后不被人理解。当时俄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杂志是《祖国纪事》，它的实际主编，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在青年中享有权高的威望。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希望能够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获得别林斯基的好评。他写信给哥哥说：“我要是能在那里发表，那么我在文学方面的前程，生活——一切都将有了保障。”但是像他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青年作者怎能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作品呢！
恰好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的同学格里戈罗维奇来了。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略有些经验，多点门路，因为已经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文集《彼得堡风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彼得堡的手风琴手》的特写。于是他就陪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手稿去见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连夜读了起来。他们被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激动着，不断地流着眼泪，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读完。他俩顾不得睡觉，在清早四点钟连忙去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把他叫醒，向他热烈祝贺。他们相互拥抱，兴奋得流出眼泪。
当天，涅克拉索夫又把《穷人》的手稿转交给别林斯基。他一见到别林斯基就兴奋地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不肯相信，不以为然地说：“您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呀！”但是批评家读过小说以后，也十分激动，不仅承认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新的果戈理”，而且迫不及待地要求会见他。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领到别林斯基家里。批评家极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作家，高度赞扬了《穷人》，对他说：“您是位艺术家，真理已对您展现和宣告，像天赋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得珍视您的天赋，对它忠诚不渝，您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别了别林斯基，走出他的家门，长久地伫立街头，凝望着晴朗的天空和来往的行人。他陶醉了，整个心灵都感到这是他一生最庄严的时刻，是新生活的开端。作家晚年回忆起第一次会见别林斯基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
一八四六年一月，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出版，其中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接着，别林斯基发表文章，专门评论了《彼得堡文集》，用大量篇幅分析了《穷人》，认为这部作品是进步俄国文学的重大成就。批评家突出地强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及其对果戈理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不是讽刺的、描叙的，而是高度创造性的……这种才能是不平凡的和独特的，藉其第一部作品，立刻就显出和在倾向与特色上，从而在才能的成就上多多少少有赖于果戈理的一大群作家的鲜明区别。”别林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叫作果戈理在创作上的儿子，但是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一点模仿的痕迹：儿子有着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可是无论如何，他的存在还是有赖于父亲的。”《穷人》中的杰渥式金与《外套》中的巴什玛奇金十分相近，但是他们中间却有着本质的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是他“自己从现实里面把他们摄取出来的”。如果说果戈理展示出“小人物”低下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精神面貌和生活方面对他们的影响，从而对“小人物”进行了维护，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满足于这一点，进而表现出“小人物”善良和美好的灵魂。因此别林斯基写道：“许多人可能设想，作者想通过杰渥式金描写一个智力和才能被生活击溃、压扁的人。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作者的想法要深刻得多，人道得多；他通过马卡尔·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个人物告诉我们，在最浅薄的人类天性中蕴藏着多少美好的、高尚的和神圣的东西。”
别林斯基高度评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的创作与当时进步的俄国文学发展的步调完全一致。四十年代俄国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派”，又称果戈理派。别林斯基作为“自然派”的思想领袖，在总结果戈理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为这个流派制定了完整的创作纲领。建立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对农奴制的否定和对广大下层群众的同情，是这一派作家创作的基本思想。城乡底层人物，城市贫民、小官吏、平民知识分子和农民，是“自然派”作家描写的主要对象。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强烈的否定精神，是这个流派的文学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别林斯基以后，很快就成了“自然派”的骨干成员，经常参加这个流派的文学集会，朗读自己的新作。这对于这位年轻的作家进一步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穷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长期的孤独和自卑之后，在一片赞扬声中却走向了另一极端。荣誉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觉得自己是个超凡出众的天才，因此在“自然派”诸作家中间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处处都要高出于他们一头。可是别人并不买他的帐，处处奚落他，嘲弄他。于是有关他的各种流言蜚语就不胫而走。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抢占第一把交椅啦，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涅克拉索夫发表《穷人》时每一页都给排在“框子”里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弄得满城风雨。
一八四六年底，别林斯基退出《祖国纪事》杂志；涅克拉索夫取得了《现代人》杂志的出版权，想把它办成“自然派”的机关刊，因此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停止为《祖国纪事》撰稿，全力支持《现代人》。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这一要求，并且同他发生了争吵。这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关系紧张起来。关系的紧张进而影响到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部作品《二重人格》刚一发表时，别林斯基虽然也指出了艺术上的不成熟，但总的来说则持保护的态度。可是他在一八四七年一月发表的《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则对《二重人格》做了根本的否定。他写道：“《穷人》里一切初次习作可以原谅的缺点，在《二重人格》里就是骇人听闻的缺点了。”批评家认为这缺点就是作者的“幻想的色调”。“幻想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只能在疯人院中，而不是在文学中占有地位，应该过问的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别林斯基的做法并非完全感情用事，而反映了他的文学主张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新的倾向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衷于描写主人公那种近于疯狂的内心分裂，这与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点背道而驰，被他看成是已经过时的浪漫主义的表现。由于观点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八四七年初起停止了与别林斯基的交往，从而结束了在“自然派”中的活动。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暴风雨来临的前夕，专制农奴制已接近总崩溃的俄国，也开始骚动起来。彼得堡的一群先进知识分子立足于俄国现实的矛盾，把目光集中在革命的法国，积极地研究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每逢星期五，他们就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集会，热烈地讨论各种理论的和当前政治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一八四六年春就通过诗人普列谢耶夫的介绍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并且从一八四七年二三月起开始参加他家的星期五集会。他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平等，很自然地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因此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中比较积极。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革命团体内部又和一些人建立了一个更加秘密的小组，并且积极参加筹建地下印刷所的工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决裂后，在政治思想上仍然是他的拥护者。一八四七年，果戈理出版了他的最反动的著作《与友人通讯荟萃》，背弃了自己的创作道路，鼓吹同专制农奴制现实妥协。别林斯基于七月十五日写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批判了作家的反动观点，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提出了俄国革命的三项最低纲领：“废除农奴制度，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执行现有的法律。”这封信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进步青年中广泛地秘密流传，成了革命思想界公认的政治纲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迷恋于空想社会主义，因此把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奉为至宝，弄到一份手抄本，拿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集会上朗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