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西方医学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广泛应用的医学，这部分是由于受移民和殖民活动的直接影响，如澳大利亚，而在另一些地区，随着西方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影响，西化也日益明显。这些理由使得对西方医学的发展和演化进行认真的历史分析和考察十分重要，以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构成西方医学的逻辑和科学的基础。虽然对于一些人来说，西方医学是一门高科技和迅速发展的医学，它的主要原理和优点在于它的功效、在于人们相信医学得到了赋予它意义和取向的科学、哲学、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支持。人们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提到它，即西方生物医学可能基本上表现为一种“价值中立”（valuefree）和“文化中立”（culturefree），是纯粹的科学真理，是完全建立在事实之上的。然而，西方医学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是西方自己的观念、西方宗教传统以及与诸如主观性、自主性、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价值相关的、更广泛的理性假设的一部分。因此，理解西方医学的基础是重要的。从诸如外科和药物治疗等技术问题，到有关精神疾病标准有效性的争论等哲学问题，都揭示了藏在西方医学治疗技术和程序背后的思想。
西方医学正朝着一个特殊的方向发展。西方医学的根源似乎十分相似于中国、日本或印度医学。早期的西方医学，如我们所提到的希腊医学，尤其是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仑为代表，都是一种整体医学；它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它非常重视保持健康，认为健康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绪状态、环境、营养、锻炼、心态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传统中，要求医生应当特别重视研究每个病人个体健康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它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主动合作。
所有这些方面，在西方医学传统和印度次大陆以及东南亚的医学传统之间有着广泛的相似。但是，在亚洲医学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的古老传统，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之时，使得今天的西方医学与众不同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已背离了自己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方向。尤其是从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盖仑和其他希腊罗马医学家的著作逐渐被抛弃，人们认为真理不是在于过去而是在于现在和未来；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躯体上；医学进步不是取决于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权威而是取决于观察、实验、新事实的收集以及对病人生前和死后的密切检查。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解剖技术已十分普及，并获得了威望和合法化。此后，尸体解剖开辟了细致观察骨的结构、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以及组织本身的新天地。其后果是，在西方医学进一步发展中，疾病变得越来越比病人重要了，解剖学、生理学变得越来越比生病个体的后果重要了。通过连续不断的新技术---显微镜、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和其他记录装置，然后是以X线开始的各种影像技术---西方医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健康和疾病，不同于它原来的和亚洲医学体系类似的思考方式。
这是一种越来越倾向于唯物论的和还原论的方式，关于健康的生物学系统的焦点集中在细胞，而有关疾病的原因则集中在细菌或病毒方面。这种思想突出了疾病和治疗的特异性---魔弹，即针对每一种疾病的特定药物。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磺胺药物，然后是40年代青霉素和其他抗菌素的到来，世界上有了第一批前所未有的、能有效治疗特殊疾病的药物。它们创造了非常强有力的医疗手段并取得了医学的胜利；正像西方认为已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战胜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西方医学则在医学领域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就。
但是在欧洲和美国，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如对西方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体制大张旗鼓地批评一样，对西方医学的批评声音也日益增多，谴责西方医学体系过分技术化导向、非人格化、体制化、高技术化、科学化、官僚化，谴责它考虑更多的是医学职业的发展而不是病人的利益。在过去20年里，在西方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回到西方医学传统的起源，同时也开始从上面所提及的东方医学传统中寻求另一种医学的智慧，出现了替代的、补充的和边沿的医学与西方医学科学并肩发展的趋势，这是前所未有的。亚洲的医疗技术，如针灸，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被接受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是30或50年前不可想象的。这类药物和治疗法所取得的进展，可从西方一些权威性的调查清楚看出。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美国人在1997年求助于补充及替代药物提供者的次数是6亿2900万，向一般家庭医生求助的次数却只有3亿8600万次。
因此，我们期待在未来，世界各国人民能共享其他医学体系的功效和优点。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共同来源以及它们的差异。我们将看到它们在探索人群健康的许多方面是互补的。
民族医学（ethnomedicine）是医学人类学的一个传统议题，它把视野转向西方医学以外的其他医疗体系，试图通过对于其他医疗体系的探索，反思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医学的困境，建立不同医疗体系理解和沟通的平台。一切有别于正统西方医学的医学理论、治疗方法和保健习俗都可算作民族医学。民族医学与西医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前者是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西方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生物学研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后者则是在几千年来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的哲学宇宙观基础上的医药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比如，针灸是在东方哲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中医的一个分支，这种哲学主张用整体的方法来调整身体的平衡。针灸作为一种医疗技术在中国已经使用了二千五百年以上，其产生的年代还要早。公元前2-3世纪，针灸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理论，并记载于《黄帝内经》之中。中国的针灸作为一种显然是简便有效的临床方法于公元6世纪介绍到邻国，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到16世纪初期，针灸传播到欧洲。不久以前，向医生询问针灸疗法的患者还会遭到医生的白眼。今天，一些医生已经在治疗过程中使用针灸疗法。研究表明，针灸疗法对某些病症能起一定的治疗作用，对于外科手术的疼痛和麻醉时造成的恶心等症状的疗效尤为显著。
在过去的20年里，针灸疗法已经在世界各地开花，人们对针灸在治疗方面的运用越来越感兴趣，并想用现代科学的知识来解释针灸的作用方式。由于针灸早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就已形成，并且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哲学基础上的，而且只是在不久前才对其进行科学性的研究，那么必须承认有关针灸的知识资料更多见于口传心授的非正式的观察材料里，人类学研究要求对开展针灸疗法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有所了解。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针灸的临床研究，因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开展临床对照试验及博得病人对于研究心甘情愿的赞同时有文化方面的困难。这就涉及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合作，因而应该让非政府组织（NGOs）及政府了解他们国家卫生保健服务方面的需要及其人民的要求。这种研究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有关针灸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必须与针灸的临床试验相提并论。
“解放以后，我国政府对中医的认可，即在国家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和西医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更是社会文化的选择。……在我国的传统医学中，除了中医以外还有藏医和蒙医等。对这些传统医学进行调查研究，对其中所包含的符号和文化意义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翁乃群语）。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事务地区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传统医学的决议，承认传统医学疗法，尤其是草药医学与针灸，形成了恰当的技术方法，可以纳入国家的卫生战略规划中，并且敦促各成员国制定有关传统医学研究、培训及情报信息各方面的项目计划。两年后，于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事务地区委员会通过了另一项决议，重申了草药医学与针灸的价值并且敦促各成员国根据其各自的具体需求与情况建立或进一步发展有关传统医学尤其是草药与针灸方面的项目计划。两项决议鼓励各成员国在现代与传统医学观念的基础上开展评价传统医学（草药与针灸）的安全性与疗效的研究。
另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信念疗法，也正在逐渐为人们认识。信念疗法已经用于临床，它是指建立在自信心的基础上，以自我安慰、自我解脱、自我激励、净化心灵、平衡心理、减轻压力、排除焦虑和烦恼、追求力量、增强信念为内容的现代心理疗法。研究发现，人类的大脑和免疫系统是可以“对话”的。这种“对话”是借助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作为“语言”来进行的。众所周知，人的情绪同健康关系密切：微笑可以令身体释放出免疫化学物质，增强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大笑还能提高大脑的吗啡水平，帮助缓解内心的痛苦。所以人们自然而然联想到，如果能指导大脑在必要的时候向免疫系统发出适当的信息，理论上人们就可以抵抗任何疾病。
精神病学研究者马丁·琼斯在霍华德大学医学院研究信念与治疗之间的关系。他说：“信念像是一种安慰剂，一种强大的力量，让人们支撑下去。”信念的力量可以用所谓“安慰剂效应”的试验加以验证。在试验中，医生给病人使用一种由淀粉制成的、无治疗效果的“药片”或“注射剂”，并告诉病人这是对症的特效药。于是一段时间后，病人的症状减轻甚至消失了。这种“效应”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念作用。试验证明，安慰剂可令人满意地解除平均1／3强的症状。西方学者对这种奇特现象的解释是：人类精神可以导致身体里的化学变化。假如一个人相信某种药物具有能实现具体治疗目标的物质，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就会或者可能向着那个目标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人类80％的疾病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总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哪儿出了毛病，那么早晚有一天你会“臆想成真”。
许多科学家主张躯体的疾病防治系统要与信念系统密切联系。因为希望、期待、信念和生存意识能够在与疾病作斗争中起重要作用。信念系统能把强烈的希望、积极的期待和生存的意识转变为与疾病斗争的有利因素。当然，信念并不是万能药，只能是“辅助疗法”。事实上，治疗者也承认信念疗法是一种辅助治疗的手段，而且只能在病人愿意敞开心扉谈论信念的时候使用。所谓信念治疗的核心，不是信念可以治愈疾病，而是坚定能够治愈的信念。和针灸一样，它们都属于正统西方医学体系之外的“替代”或“补充”医学。
补充医学、替代医学、整体医学，这些都是用来描述同一事物的词汇---即正统治疗方法范畴之外的治疗方法。但是，补充疗法已不完全是一种人们退而求其次的治疗方法。现在40％以上的美国人使用补充疗法。每年，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使用补充疗法，而不是正统疗法，比如，印度马哈拉施特拉吠陀医学程序，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治疗方法，用于防治心血管系统疾病非常有效。吠陀医学综合治疗法包括素食、瑜伽和每天静坐默想。马哈拉施特拉吠陀医学院研究人员曾报告说，该治疗法能明显减少高血压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症几率。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46名平均年龄为74岁的老人分成三个小组观察对比：第一组作吠陀医学综合训练；第二组作降低心血管系统疾病风险标准训练；第三组则遵循传统生活方式。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治疗方法相比，吠陀医学综合治疗法的效果要好得多。第一组作吠陀医学综合训练的20名老人，其中有16人血管粥样硬化受损程度减轻了11％；而另外两组老人血管粥样硬化受损程度减轻的人数只有一半左右。研究小组的罗伯特·施奈德博士认为，吠陀医学综合治疗法可以成为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主要治疗方法，它比正统治疗方法有效，数以百万计患者服用降低胆固醇浓度的药物，但收效甚微。吠陀医学综合治疗法有可能取代药物，预防心肌梗塞或中风。
替代医学广受欢迎的部分原因在于其神秘性。这种治疗方法被认为具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自身的信仰系统，我们身体医治自身的天然能力，或为人们所熟知的生命能量---根据中国传统医学理论---被称为“气”。另外，喜欢替代医学的人们还相信，“天然的”便是安全的，尽管这种观点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就像蘑菇是天然的，但是有毒的蘑菇却会对人造成伤害）。
大多数使用补充疗法的人并不是对正统的治疗方法不满，而是将补充疗法当作是对他们通常使用的治疗方法的一种补充。很多健康状况很差的病人在使用了替代医学疗法之后，症状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患有背部疾病、焦虑或慢性疼痛的患者通常会使用替代医学疗法，因为没有安全有效的正统治疗方法能够治愈他们的疾病。替代医学的治疗方法之间的差别很大。物理疗法、古印度的吠陀医学疗法和体内平衡疗法都宣称是基于医学原理，但是正统主流医学却无法简单地解释其原理。例如：体内平衡疗法认为治疗方法越温和疗效越大，可以用剂量很小的不同种类的解毒药来治疗非常严重的疾病。这与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同，传统的治疗方法认为，剂量越大，疗效越好。
另一种类型的替代医学疗法包括催眠法、冥想和祷告---思维身体交互作用的例证。一些研究记录了人在冥想期间的生理变化，而且以个人经验来讲，这种方法可以使人极度放松。采用特殊的饮食、草药和其他补充成分是基于生物学原理的替代医学疗法。在这一范畴的治疗方法中既有好的东西（圣·约翰草可以改善中等程度的抑郁症），也有一些糟糕的东西（过量的麻黄可导致中风或死亡）和丑陋的东西（鲨鱼的软骨治癌没有任何效果，只会让你大把花钱）。按摩是基于身体的替代医学疗法，如脊柱按摩疗法；能量疗法是另一种形式的替代医学疗法---包括气功、指压疗法等治疗方法。根据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气功采取运动、冥想和呼吸吐纳等方法以改善“气”的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