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近日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广东省工作的外来女工超过一半有婚前性行为。这批人数众多的流动大军当中，通过性行为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人数日益增加，已开始受到当地工会和社团的关注。广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外来未婚女工的婚前性行为非常普遍，平均约50％在工厂工作的外来未婚女工已有过性经验，而在服务行业的外来未婚女性群体中，这个比例则为80％。另外，女工开始婚前性生活的年龄偏小，一般为十七八岁。不过，这一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在同一时候只有一个性伴侣，显示女工如果有婚前性行为，主要还是为了寻找感情寄托，而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
外来人口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无法和当地人一样，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加上工资又较低，生了病看不起医生，有了艾滋病也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外来未婚女工婚前性行为普遍，已引起一些半官方组织的关注。广东省总工会和女职工委员会已计划针对这个问题，在外来女工群体中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
官方数字显示，截至2001年10月31日，广东省证实染上艾滋病者总数为2542人，同比增长72．4％，在中国各省份当中排名第四，仅次于云南、新疆和广西。艾滋病在广东省散播的主要途径是性行为，和云南等西南部地区艾滋病主要通过吸毒者散播，或河南等内陆省份非法的卖血活动造成艾滋病患者人数激增的情况不同。
在我国，艾滋病的蔓延传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和多样化。80年代后期，云南的一些边境城镇及周边农村，由于商业性活动中未采取安全措施和吸毒共用注射器，出现了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批HIV感染人群。2001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为迎应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刊载了一系列有关艾滋病的专题报道。该系列报道描绘了与云南HIV传染蔓延很不一样的河南东部HIV传播方式的场景。80年代至90年代中，豫东一些农村的农民，由于贫困和缺乏谋取更多经济收入的知识、技能、资金和门路，在组织卖血者（“血头”）的欺骗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缺乏监督管理的情况下，陷入到职业性的、经常化的以卖血为生的活动中，由于没有任何卫生安全保证，致使许多卖血者和受血人染上了HIV。河南上蔡县后杨行政村16岁至55岁的农民中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者达90％。2002年3月15日的《南方周末》又报道了类似豫东传染方式的陕西商洛地区艾滋病蔓延的调查报告。在上海，2001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发现数较上年同期增长45％，上升幅度明显提高，已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528例，死亡34例。
在上海，艾滋病传播的三种主要途径均有发现，但性传播有成为上海市民感染艾滋病病毒主要途径的趋势。从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看，80％的女性和20％的男性性病患者是从婚姻配偶那里传染的，67％的已婚男性和45％的未婚男性性病来自妓女和非婚性伴侣，因此，由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病毒在上海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
在艾滋病的传播和控制过程中，社会文化和道德范式直接影响到政府和公众的态度、患者权益的保护以及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欧洲前景集团与零点调查公司合作对中国城市及小城镇居民目前对艾滋病意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待艾滋病亲属患者的态度上，虽然明确表示愿意照顾他们的城市居民为68％，小城镇居民为63％，但同时表示希望能够保守秘密的也分别达到61％和51％。零点调查公司的另外一项对性工作者和高危男性人群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感染艾滋病的途径不同，被调查对象预期家人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人们会照顾由于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家人，却对由于性行为而染病的家人感到生气和耻辱。
目前，由于卖淫、嫖娼、吸毒和非法卖血活动的存在，加上人口密度和流动性非常庞大，中国的艾滋病蔓延的情况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并且还有可能将成为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不仅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人道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异常严重的经济耗损。假若任其蔓延，不予遏制，那么，艾滋病将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大灾难。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两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艾滋病传播的极大危害性，愿意公开讨论具体细节，并且积极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其中，特别令人赞赏的是，中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四个城市试验性实施“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计划，然后根据试点效果决定是否要推广到其他城镇。
所谓“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意思是指每次性行为都使用；整个过程都使用；所有娱乐场所都使用。在此之前，这个项目在泰国和柬埔寨都已经取得成功。只是与别国不同的是，中国娱乐场所的性交易活动是不合法的。正因如此，更要赞赏中国有关当局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摆脱条条框框的约束，从而达到保障公众健康与安全以及国家根本利益的目的。既然这一计划在泰柬两国成效不错，那么，中国就更有理由使试点工作取得成功。
在技术上，落实“100％安全套”计划并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的是整个社会能否突破固有文化观念，能否正视这个问题。从中国一些媒体的讨论情况看，我们注意到不少人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强烈质疑和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是变相认可卖淫。
任何人类社会都有其秩序，而文化和道德规范正是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样的文化和道德规范又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而不断演进，被社会文化主体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原来的社会道德规范不断受到新的挑战，新的疾病，特别是新的传染病，对它的冲击尤为强烈。社会总是要赋予新的疾病以道德意义，而这些意义必然会影响人们对待该病及该病的患者的态度和行为。
艾滋病病毒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文化行为传播的，包括无安全措施的性行为、吸毒者共用注射器、无卫生保障的卖血和输血、HIV阳性妇女的生产和哺乳中的垂直传播等。这其中，与艾滋病密切相关的吸毒、性交等，都是通常被社会所高度道德化的感官愉悦行为。直到20世纪初，天主教会仍认为不是为了繁衍后代的婚内性行为是不道德的。“一杯水主义”、婚外性关系、同性恋被视为罪恶；吸毒更是大多数社会所不容的行为，不仅不道德，而且是违法的。正是源于宗教和其他社会文化方面的道德观，使得因追求感官愉悦而导致艾滋病被视为上帝或老天对这些不道德行为的惩罚。一些保守的宗教和政界人士认为，对有上述不道德行为的人提供预防艾滋病知识和器具是怂恿欲望肆虐，是对社会道德的亵渎。在里根当政后期，美国国内一些媒体和政界人物曾公开斥责预防艾滋病的一些宣传材料是在促进和鼓励同性恋，他们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这些材料的发放。臭名昭著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针对1988财政年度给劳动部、卫生部和教育部的拨款提出修正案，并在参、众两院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该修正案的内容，就是要求这些政府部门保证上述联邦经费不得用于支付任何直接或间接促进或鼓励同性恋行为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材料。这个法案导致上述政府部门对所有政府资助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材料加强了审查。一些有利于艾滋病预防教育的图片和语言表现方式也因此不被采用，以至大大影响了宣传效果。
把艾滋病道德化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艾滋病人不仅要受到病痛的折磨，还要背负耻辱的十字架，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和排斥，被异化和边缘化。当艾滋病被赋予道德符号意义后，那些并非因为不道德行为而染病的患者也不可避免地同样蒙受耻辱。这是因为在把艾滋病高度道德化的社会中，艾滋病这一讯息的符号意义是和性关系紊乱、同性恋及吸毒这些不道德行为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