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语出《管子·大匡》）您今天同意追求霸业，我就遵命坐上丞相的位置。
一个人要有远大的志向。志向越远大，意志才会越坚定。没有远大志向，一个人一生都只能碌碌无为。
远大志向
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语出《管子·大匡》
管子有远大的志向，他希望辅助国君使国家安定，成就霸业使天下太平。在旧主公子纠死了之后，管子之所以没有像召忽那样自刎而死，就是因为自己的志向未能实现，百姓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当时有人评价说：“召忽死比生贤，管仲生比死贤。”
事实上，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与管子帮助齐桓公树立远大志向有很大的关系。对此，《管子·大匡》中有详细的记载：
齐桓公即位第一年，召见管仲。
管仲到了以后，齐桓公问：“国家能够安定吗？”
管仲回答说：“您能成为霸王，国家就能安定；不能成为霸王，国家就不能安定。”
齐桓公说：“我不敢有那样大的想法，只要国家安定就行了。”
管仲重复刚才的话，齐桓公还是说：“不能。”
管仲便向齐桓公告辞说：“您免我一死，是我的幸运。然而我不为公子纠而死，是为了把国家安定下来。国家不安定的话，要我执国政而不为公子纠死，我不敢接受。”管仲起身便往外走。
到了门口，齐桓公又把管仲召回，流着汗说：“你定要坚持，那我就尽量去追求霸业吧。”
管仲伏地叩拜而起说：“今天您同意追求霸业，我就遵命坐上丞相的位子。”于是便命令各方面的官员处理国事。
管子认为，人必须树立远大的志向，人无大志，必定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有志者事竟成，纵观古今成大事者，莫不是胸怀大志者。
汉高祖刘邦，原为秦代的泗水亭长，系区区小吏。有一次，刘邦到都城咸阳办理公务，适逢秦始皇出巡。他在街头见到了皇帝的威仪，便感叹说：“嗟尔，大丈夫当如此也！”联系刘邦后来斩白蛇起义，继而灭秦，又与项羽争天下；至垓下决战，刘邦终于开创了大汉的基业。如此看来，他当初在街头上的叹息之语，便不仅仅是羡慕了。
事实上，一个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远大志向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大作为的。有了远大志向，才能有较高的奋斗目标，才能把自己的潜力挖掘出来，投向高标准的追求，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能不会甘于平淡，才能免于沉沦。
当然，远大志向的实现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只有那些在崎岖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人是有惰性的，要时时提防，注意克服。其实，困难和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困难和挫折吓倒，勇于进取、坚忍不拔的人，一定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吃古通今
司马迁自幼受其父影响，诵读古文，熟读经书，20岁就周游全国，考察名胜古迹，山川物产，风土人情，访求前人轶事典故，后又继任太史令，得以博览朝廷藏书，档案典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前），根据父亲遗志着手编撰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
正当司马迁努力写作之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兵5000出击匈奴，开始捷报频传，满朝文武都向武帝祝贺，但几天之后，李陵被匈奴兵围困，寡不敌众，在士卒伤亡殆尽的情况下，被匈奴俘虏。几天前称颂李陵的文武大臣反过来怪罪李陵。司马迁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打入天牢。按照西汉的法律，大夫犯罪，可以以钱赎身，但司马迁家里贫穷， 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赎金；曾经亲近的左右，谁也不敢替他说情或帮助他，最后司马迁受到了宫刑。
出狱之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这种职务历来都是由宦官担任的，对士大夫来说是一种耻辱。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在狱中给他写信，表示对他的行为深感不解。司马迁回信说：“我并非怕死。每个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我现在死了，无异于死了一只蝼蚁。我之所以忍辱苟活，是因为撰写史书的宿愿还没有实现。从前，周文王被困才推演出《周易》，孔子被困于陈才作出《春秋》，屈原被放逐于江南才写下《离骚》，左丘明失明之后才完成《左传》，孙膑被削掉膝盖骨才编著《兵法》，吕不韦被贬于蜀地才作出《吕氏春秋》，韩非被拘禁于秦才写出《说难》、《孤愤》！我要效法这些仁人志士，完成我的书！到那时，就可以抵偿我的屈辱，即使碎尸万段我也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
经过20年的磨砺，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名垂千古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之为《史记》。
老夫子点评：
立身者当志存高远。一个人惟有立下高远的志向，才可能在人生之路上，披荆斩棘奋勇直前。若没有高远的志向，司马迁又怎么能在受了宫刑之后完成卷帙浩繁的《太史公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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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与宋夫人饮船中，夫人荡船而惧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
——《管子·大匡》
齐桓公曾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荡船只吓唬桓公。桓公发怒，休了宋夫人，宋国则把宋夫人又嫁给蔡侯。第二年，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
朝之争禄相刺，裚领而刎颈者不绝。鲍叔谓管仲曰：“国死者众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
——《管子·大匡》
朝廷里争夺禄位，互相残杀，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鲍叔对管仲说：“国家死的人多了，这不是坏事么？”管仲说：“怎么能是坏事呢？那些人都是贪民，我所忧虑的，各诸候国的义士不肯入齐，齐国的义士不肯做官。这才是我的忧患所在。像那样一些死者，我何必加以爱惜呢？”
管子劝谏齐桓公
管子为相，做到了为国谏君，为民谏君，为君谏君。在决策国家大事之时及时忠谏，使君主在决断大事之时不失误，在维护国威之时不失体，在需要大礼之时不失礼，如此一来，确保了君主形象，维护了国体，树立了国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