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人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夫嫡之为嫡，二阿哥胤扔也。圣祖三立后，惟元后孝诚后有子，殇其一，名承祜，长大者一，即胤扔，后更无嫡出子。胤扔之立为太子，从立嫡古训也。其夺嫡也，先之以大阿哥胤提，则用魔道，是以有第一次之废储。发觉以后，青宫复建，胤提永禁，事在康熙中，处分已毕，不人雍正时兄弟相戕案内。继之以八阿哥胤撰之阴谋，内外党与甚盛，太子卒废，诸阴谋者亦为圣祖所忌，卒亦不遂所欲。圣祖末年，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为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胤褪。胤褪为世宗同母弟。世宗于夺嫡事实无所预。而雍正间翦灭诸弟，辄牵涉胤撰夺嫡，而又非为故太子泄忿。就官书之布在耳目间者观之，惟觉其事外有事，所谓假手焉尔。故宫发现秘档，仍是用此为穋辕。而世宗所以有惭德者何在？因其内疚而激为残忍者何所变演？稽诸故牍’一一可见，初不在新发见之密档中。世尚无能言其曲折者，用胪叙以与天下共见之。
今有一语应先声明者，凡历代实录所载，其直接关系帝王本身事者，为最难得实。嗣主得位，出于常轨之外者，往往故暴先朝之过恶，而惟恐不尽。若金世宗之于海陵，明成祖之于建文无论矣。即嘉靖之于正德，授受之间，本无仇怨，然武宗失德，直书于实录者独多。清一代自德宗以前，皆父子相承，有述作而无同异，故后王修前代实录，觐光扬烈，务使祖宗功德，有大醇而无小疵。加以清之列帝，敬天法祖之盛心，超越往代。往代重修实录，为政治之变故，若永乐间之再修三修《太祖实录》，为时君自掩其篡逆之罪，天启间之改修《三朝要典》，为大权落奄人之手，诼丧国本，而网尽清流，其改实录之举动，赫赫在人耳目，人亦得而注意之。清之改实录，乃累世视为家法。人第知清初国故，皆高庙所删汰仅存，殊不知清列朝实录，直至光绪间犹修改不已。其经蒋氏《东华录》所录者，固已异于王《续录》时所见之本。而王录成于光绪十年，偶一与实录库中之官本实录对勘，又删去重要史实甚夥，且非重要之史实，原无事乎删也。后于征引时当随文指出，今姑不及备举。但欲引实录而文为《东华录》所有者，宁取《东华录》，观者勿疑其用私家著述为因陋就简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十月癸酉（二十一日），“上幸南苑行围”。十一月戊子（初七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庚寅，“上因圣躬不豫，十五日南郊大祀，特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恭代。皇四子以圣躬违和，恳求侍奉左右。上谕郊祀上帝朕躬不能亲往，特命尔恭代，斋戒大典，必须诚敬严恪，尔为朕虔诚展祀可也。皇四子遵旨于斋所致斋”。辛卯壬辰癸巳，皇四子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候请圣安。“甲午（十三日），丑刻，上疾大渐，命趣召皇四子于斋所，谕令速至，南郊祀典着派公吴尔占恭代。
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撰、皇九子贝子允搪、皇十子敦郡王允彳我、皇十二子贝子允掏、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三次进见问安。
戌刻，上崩于寝宫”。(以上据王录’蒋录较简而事实无变动，不复载。） 实录所书世宗得嗣帝位之由，以受圣祖之末命。圣祖末命，在崩御日之寅刻。至巳刻而世宗人寝宫，临病榻，圣祖尚能亲告以病势日臻之故（“臻”字世宗谕旨作“增”）。则其语必甚详，非病革不能发言情状。又自寅至戌，历日寸凡八，其间已宣露天位之有属，岂不声闻于夕卜，道路皆矢卩，然按之世宗自述之谕旨，则不然也。
《大义觉迷录》有谕旨一道’因其为各本《雍正谕旨》所不收，又彳_实录所载’故不能的知其降旨之日’大约在雍正七年九月间，与颁布《大义觉迷录》之谕相连属。颁布《大义觉迷录》，在七年九月癸未（二十三日），此可以约计其日矣。谕中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致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锇、公允掏、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世祖废后以后，所立之孝惠后’未与先祖合葬。
陵别名孝东)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稱、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目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
据此则传位之遗诏’世宗于圣祖既崩之后!始由隆科多述而知之"而谓隆与诸皇子同以是日寅刻受诏，在世宗未至寝宫之前。何以既至以后，圣祖方口语便利，能缕述病势日增之故，而不一及付托之意乎？且是日世宗三次进见问安，则舒缓如平时之微恙护视，绝彳_将属纩时举扶迫切之态，圣祖可以自达其意之机会甚宽，而竟以大位相授一事，遗忘不语乎？抑未绝之顷，犹守秘密而不告本人乎？若云秘之，则诸子知之矣，隆科多知之矣，独不使受遗之人得知，此岂在情理之内？又况允撰、允搪，世宗所丑诋为阿其那、塞思黑者，与夫允锇为世宗之三憾，世宗既言其久蓄邪谋，希冀储位，而今忽闻末命，大宝有属，又岂能代为守秘，而兄弟间若无其事乎？夫其兄弟间之不闻其事，亦于世宗谕旨证之。
《上谕八旗》：雍正八年五月初七日，怡亲王仙逝，悲恸谕后。初九日又谕，失此柱石贤弟，德行功绩，难以枚举。中有云：“又如果亲王在皇考时，朕不知其居心，闻其亦被阿其那等引诱人党。及朕御极后，隆科多奏云：‘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宫迎驾伺候’等语。朕闻之甚为疑讶。是以差往陵寝处暂住以远之。怡亲王在朕前极称果亲王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力为保奏。朕因王言，特加任用。果亲王之和平历练，临事通达’虽不及怡亲王’而公忠为国，诚敬不欺之忱，皎然可矢天日。是朕之任用果亲王者，实赖王之陈奏也。”
据此谕，则知圣祖大事后，未奉大行还内以前，隆科多先驰人京。而果亲王允礼亦已闻大事而出，将奔赴畅春园，遇隆科多于西直门大街，始闻世宗绍登大位之说于隆科多之口，一惊至于有类疯狂。父死不惊，惟四阿哥嗣位则惊而欲疯也。是凶问到京，而嗣主之问犹未到也。
是阿其那等并无一传讯于兄弟间，仍凭隆科多一语而始露也。是在园在京所得传位之末命，皆出于隆科多之口也。夫允礼之见用，由怡亲王力保，允礼见奖于世宗，则缘能承世宗之意旨，首先搏击未败之阿其那，则所谓“公忠为国，诚敬不欺”之褒语，当知所由致也。此亦可用《上谕八旗》证之。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镶红旗满洲都统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将工部知会该旗文内，抬写廉亲王之处参奏。奉上谕：“如此方是。甚属可嘉。王大臣所行果能如此，朕之保全骨肉，亦可以自必矣。将此奏交该部察议，并将朕此旨，令文武大臣等咸各阅看。如有腹诽之人，伊之居心岂不自知，自有上天鉴之。特谕”云云。阿其那是时尚为廉亲王，工部之行文抬写亲王，亦必不自当日始，允礼特假世宗所欲摧折之人而发之，自是公忠诚敬之 矣。
隆科多所受者为末命，而世宗谕中，言其所传者为遗诏，可矢卩传位之命!至圣祖崩后方出!则谓与诸王子同受命于崩日之寅刻者，后来修实录时所斟酌而出，非当日寸实状也，其实状奈何？仍以世宗谕旨证之" 雍正七年十月戊申人东华录》中有一长谕，凡千馀言，为曾静案而发。曾静服膺吕留良，内中国，外夷狄，思故明，仇满族，而谕中曲宥曾静，独恨恨于阿其那、塞思黑。夫此二人，纵极仇视世宗，何至为种族相仇之祸首，仅读《东华录》，孰不怀疑？逮证以《大义觉迷录》，乃知(东华录》所存，仅其首尾，中间正是世宗私德，而以传位一事，独为正确之秘密。世宗惟信其漏泄者为相嫉之诸弟，而泄之于诸弟者即隆科多，故隆科多与诸弟皆获重谴。始以为已消弭于肘腋之地，逮曾静案发，而后知已通国流闻。故一见曾静之所谓逆书，即确信非曾静所能自造，穷追谣琢之本，必获阿其那等线索而后已。而又自以为济之以雄辩，广之以刊版，行之以官力，借庠序为宣传，与宣讲圣谕广训等，为师儒之职掌，从此可以释天下之疑，而明己之无此过咎，故心感曾静之与以宣传机会，心焉袒之。然后知曾静一案，世言为种族之见，乃乾隆以来高宗所再布之疑阵，非是案之本情也。
前言圣祖传位于四阿哥之遗诏，实录言崩日寅刻所发，用世宗谕文，已证明为戌刻圣祖崩后，始人受传者之耳，为不近情。夫证以一谕之文义，犹或可云意有出人，今再以一谕证之。雍正二年八月壬辰（上谕内阁作八月二十二），《东华录》所载谕文中有云：“前岁十一月十三曰!
皇考宾天之后，朕缵承大业，授受之际，中外敉宁，以承国家之善庆”云云。此数语平淡无奇，无可据为受遗时刻之定谳。《上谕内阁》中载此谕，则未人实录之先，原作“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与朕。朕岂可明知而任国家之扰乱乎？不得已缵承大业。皇考圣明，凡事预定，所以大业授受之际，太平无事，以成国家之善庆”云云。据此删改之迹，修实录已知受遗诏于隆科多之口，为大嫌疑，故有此笔削。而世宗惟舍曰欲之又必为之辞，遂留若干罅隙于后世，供人评骘。《传》云：“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
世宗惟欲以宣传救事实，转蹈言多必失之弊。孝子慈孙，欲为补救，而笔舌之流播太广，顾此失彼，方注意于实录之掩饰，又不意《上谕内阁》之上半部已刊行于雍正九年以前。古云“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又况本系作伪，安怪其心劳日拙乎！此谕中又有“苏努等怀挟伊祖旧仇，专意离间宗支，使互有烦言，人人不睦”等语。苏努为太祖长子褚英之玄孙。褚英佐太祖并吞同种，以功授“洪巴图鲁”号，又称广略贝勒。天命将改元前，为太祖所诛。明人记载谓洪巴图鲁谏太祖叛明，遂杀之而后僭号。康熙雍正两朝实录，屡言褚英之后专复祖仇，挑拨于诸皇子之间。其实苏努辈皆袒允撰、允褪等，不甘心于世宗之巧取，世宗所仇，而加以远年恩怨之牵合。《圣祖实录》即世宗所修’凡因诸皇子所发不近情之言’或出世宗之意’不敢信为圣祖真面目也"此事当别论，不能尽于本篇之内。惟七年十月戊申一谕，为隆科多受遗世宗承统之要证，今存库实录，尽没其文，《东华录》尚得其节本。今录《觉迷录》全文，以供论证：
“上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诔张为幻，实从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镑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亦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无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镑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忿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之。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镑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锇、允褪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邪书造镑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褪’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褪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褪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诬镑之语，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言之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三人，昨从湖南解送来京，朕令杭奕禄等讯问，此等诬镑之语，得自何人。陈帝锡等供称，路遇四人，似旗员举动，憩息邮亭’实为此语。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言从京师王府中来，广东公干等语。查数年以来’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锇、允褪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现据广西巡抚金珙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褪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褪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褪，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