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于1877年12月3日（清朝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浙江山川秀丽，人文荟萃，他自小受家乡人文氛围的影响。海宁王氏家族，世代书香，王国维自幼受家学影响，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县衙的一名幕僚，王乃誉的兼祧父亲去世后，他便以“丁忧”为名，辞去幕僚一职，回家专心“以课子自娱”，把全部的精力倾注于王国维身上，盼望他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光耀门庭。王国维孩提之时，羸弱多病，四岁丧母，养成孤僻内向的性格，对人间苦痛特别敏感。自七岁发蒙，去私塾攻读八股程式，师从潘紫贵及陈寿田先生。他聪明好学，所读之书在短时间内辄能闭目成诵。
十来岁，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去搜觅杂书，泛览不倦。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传统典籍，涉猎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还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十五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勤学不辍的王国维不负众望，岁试便夺得海宁州第二十一名，然后州试入学，成为海宁州的州学生员。其后，他分别在1892年、1893年两次赴杭州参加科考，均名落孙山。科考失利的打击，社会思潮又促使人心变化，不沾沾于章句之学，王国维的读书兴趣就逐渐转向文史考据，他在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的过程中，耽于训诂、校勘、注释所营造的文化天地，吮吸文史英华，开始了他的自学生涯，逐步发现一个时文之外的崭新世界。
1894年正月他考进杭州的崇文书院，这种书院的设置是在清朝科举制度下而出现的一种变通之法。凡府试未能通过者，如果考进官设书院并就读肄业，便可免去府试和院试而直接参加乡试。按照王乃誉的最初设想，进书院赴乡试，无疑是一条无可奈何的终南捷径。1894年是个多事之秋，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成就的泱泱大国败于一蕞尔小国，战败的无奈事实促使国人去反省文化传统，各种新思潮如潮水般地涌入。同时，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惊醒酣睡既久的国人的迷梦。
中日海战让王国维失去了一次乡试的机会，却让他知道了世上还有一门名叫“新学”的学问。而后康、梁等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宣扬变法思想，组织强学会，并建立新式学堂来培养新学人才。一时间“家家言实务，人人谈新学”，进学堂和出国留学成了时代潮流。原本对科举不感兴趣的王国维为此兴奋不已，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外面看看世界。1896年底，及冠之年的王国维遵从父命，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结婚，婚后自得承担家庭的责任。于是，王国维一面在同乡陈汝桢家充任私塾先生，一面又继续在父亲的督责下攻读八股，准备参加来年的乡试。1897年崇文书院肄业，王国维有资格参加乡试，孰料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乡试场上再次折戟，于是他绝意科举，真正踏上自学的道路。
舍弃科举，对于王国维而言，如同扔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读书愈发努力，凡三代两汉之书，均尽心搜觅攻读。十八岁那年，出自对考据学的酷爱，王国维少年意气，“条驳”当时的经学大师俞樾的《群经平议》。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学界泰斗，奠定了他日后学术生涯的独立创造精神。王国维在1896年读到《时务报》1-4册，为之深深吸引，其中有关开办学校、废除科举等变法主张，为王国维心灵吹进一股新鲜的空气。
1898年，王国维的友人许家惺，斯时供职于上海的《时务报》，因事离职，便向《时务报》推荐王国维去接替他的职位。怀着对外来文化的美好憧憬，王国维在1898年春节踏进时为全国大都市的上海，切身感受外面的世界。王国维栖身于维新派所创办的时务报馆，在汪康年兄弟门下从事校对和书记工作，短短几个月时间，王国维阅读了梁启超的《读西学书法》、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诸书，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每天埋首于时务报馆繁重的工作，性格孤僻的王国维，很少与人交往，但那时他结交了康门弟子、时为报馆主要撰稿人的欧榘甲，王国维尊其为师，欧氏旧学根底深厚，鼓吹变法图强思想，其学识和人品均给王国维以积极影响。
王国维供职于时务报馆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影响他后半辈子的罗振玉。罗振玉长王国维十一岁，罗氏自小研习经史、考证之学，又好金石文字。几乎与王国维一样，在二十岁，就绝意科举进身之念。王、罗结交，缘于王国维就读东文学社，结交罗振玉，是他学业和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东文学社是晚清较早的日语专科学校，东文学社学制三年，是罗振玉农业兴国思想的具体实践。罗振玉旨在创办学农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培养自己的翻译队伍。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时务报》遭查封，汪氏兄弟虽改办《昌言报》，却因销路不佳而不得不停业，王国维因此失去工作，生活成了问题。在进退无策之际，罗振玉慧眼识才发现了王国维，一次偶然机会，罗振玉看见王国维为同学题的扇面诗，叹赏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之句的豪气和意境，便有意提携。有了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不仅暂时脱离了经济困境，还获得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
王国维是东文学社的第一期学员，却在1898年5月的甄别考中未能及格，这一则缘于时务报馆异常繁忙的工作，他无暇复习功课；一则因为浓重的海宁方言、孤僻的他不敢开口练习，故而在难学的日语面前栽了跟头。这种意料之中的打击，反而激发他迎难而上的韧劲。按照学社章程，王国维本应退学，但他那刻苦好学的态度打动了时任东文学社的日籍教师藤田丰八。藤田丰八主动向汪康年说情，后者遂逐渐减少了王国维的工作量。一旦学习时间有了保障，学习效果明显改善。在藤田丰八的帮助下，王国维试着翻译日文报刊，以此加快掌握日语的进程。职是之故，他日语学习水平增长神速，当年年底汪康年推荐王国维担任《甬报》的日文翻译即为一个有力的证明。
为了进一步接触西学，王国维始终存有出国留学的念头。1901年春，如愿以偿，他在罗振玉的建议和资助下，东渡日本，进东京物理学校专修理科。受罗振玉的影响，王国维服膺实业救国的理念，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不但将白天的时间安排得格外紧凑，就连晚上的时间也不肯浪费。当时留学生纷纷加入各种反清团体，身处异域的王国维却一反国内支持维新的姿态，远离政治旋涡，安心埋头于学业，发愤攻读。紧张的学习因为足疾发作而中断，王国维于1901年6月回国治病，结束了短短四个月的留学生活。出国留学，王国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回国养病的无奈现实，依就难掩他内心的焦躁和懊恼。
1901年，罗振玉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主持武昌农务学堂，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发函邀请王国维任农务学堂教员。足疾治愈后，中秋节前夕，王国维立即收拾行李，前往武昌与罗振玉会合。在武昌期间，王国维编撰了中小学堂的教材，翻译日本学者中村五六编撰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等教育资料。是年，王国维开始研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哲学着作，康德哲学深奥晦涩，难于参悟其意，他就先啃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之世界》，迂回攻克康德哲学大厦。1902年的夏天，王国维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先哲的世界中。这一时期，他陆续有一批哲学和教育的译着见诸《教育世界》上，受到教育界的普遍关注。此后，王国维这个名字渐为世人所熟悉。
1903年王国维应罗振玉之邀参与《教育世界》的编撰工作，同年发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鼓吹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王国维成为倡导美育的第一人。1904年他担任《教育世界》主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哲学更新来推行教学改革，立足时代潮头宣传教育兴国思想。王国维关注新式教育，为此他撰写《教育小言十则》，抵制教育官本位思想，突出教育的独立价值，全面申发尊师重教理念。他还积极投身教育实践，1903年赴南通任教于张謇所创办的南通师范学堂，讲授国文和伦理学。1904年转至罗振玉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讲授修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课程。早期两所师范学堂的教学实践，使王国维获得了振兴教育的丰富经验。1905年12月清政府设立学部，统一全国教育，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章和名词馆协修，主持编译和审定教材等事项，王国维更加积极地投身和推行“新政”之下的教育改革。
王国维一生命运多舛，家庭屡遭变故。1906年父亲王乃誉辞世，次年，发妻莫氏撒手西去。不顺心的生活境遇，给他增了不少烦恼，忧郁情结致使王国维醉心于叔本华和康德之书。他研究哲学从攻读哲学概论入手，西方哲学家给王国维以巨大影响的主要是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德国哲学的开阔视域和理论思辨，给予王国维以科学的思维能力。自1903年正式接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起至《自序》发表，他已是第四次研读康德着作了。总的来说，王国维之所以能深入理解康德哲学，与他科学的阅读方法密不可分。王国维研读康德哲学，得力于比较方法的有效利用。他将康德与叔本华、尼采、斯宾塞等人对比，多向多渠道来研究康德着作，客观上也受他们科学方法的影响，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观和天才说，促使他更为冷静地考察当下的政治救国观念。
王国维治学，常主动出击，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去积极发现问题。王国维整体统摄中西哲学、美学，努力创造新学语。所谓“创造”就是侧重中国既定形式与西学逻章方法的结合，用民族传统形式表达新内容，赋予中国诗学词汇以新的西方美学内涵。民族传统与西方美学衔接，在中西融汇之中发展中国美学，传统美学便赢得历史性的突破和成功。1904年，早在研读叔本华之时，他就套用叔本华哲学去分析《红楼梦》，将传统文学经典视为一个可以阐释叔本华哲学的例证。《红楼梦评论》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系统的专题论文，它彰显了王国维自己的哲学思想。它不仅宣告“新红学”的诞生，也足可证明他的独学收获。
1906年，王国维移情于文学，填词和戏曲研究给了他心灵的慰藉。梁启超鼓吹“三界革命”之后，文学与政治的联姻速度加快，文学逐步沦为政治的附庸。王国维却戛戛独造，显出自己独到的匠心。1906年的《文学小言》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职业文学家，极力介绍西方的“游戏说”，以此来凸显文学的独立价值。王国维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代戏曲和诗词的研究上。现代作家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王国维与郭沫若》载：“在文学研究这一方面，他是第一个注意中国的戏曲的人；他酷好元曲，以为可与楚骚、汉赋、六代骈语、唐诗、宋词相继，皆为一代文学，后世莫能及。”王国维赋诗填词以追求抒发情感为第一要义，借幽美的形象来抒发哲理、寄托情感。他论诗作诗推崇唐代的“长庆体”，其《颐和园词》模仿“长庆体”的排律，以慈禧一生大事来抒发国家兴亡之感，痛斥袁世凯窃国丑行。
衣带渐宽终不悔，他填词不仰人鼻息，自创一家词风。对于自己填词的水平，王国维颇为自负，他在《三十自序·二》中说：“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1906年4月发表《人间词·甲稿》，1907年11月又发表《人间词·乙稿》，以“人间”来命名词集，表明它是词人观照人生的产物。填词的成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成就感。自1906年至1908年1月，王国维家庭屡遭不幸，严父、发妻莫氏、继母叶氏相继辞世，铸造了他那带有深沉苦痛的人生考察眼光。如果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还停留在建构悲剧理论层面，那么《人间词》的撰写则带有填词自遣、深悟生活苦痛的味道，浸透对家庭变故的辛酸体验，《人间词》弥漫着苍凉悲寂的味道。
1906年，王国维开始撰写《人间词话》，至1909年全部刊出，共计六十四则。《人间词话》植根于深厚的中国诗学素养，融汇西方美学思想，构成一部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词学论着。它以“境界说”为核心，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优美”和“宏壮”、“隔”和“不隔”等几对美学范畴，构成了一个条理清晰、自我圆合的词学体系。
1908年3月王国维与续弦潘丽正成婚，月底携家眷到北京，结束了以前在京城的单身生活。因为供职于学部的关系，他结交了不少饱学之士，像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缪荃孙，另如董康、吴昌绶、柯凤荪诸先生，与这些词、曲方面的专家交往、切磋，增长了不少见识，也促成王国维逐步从西学转到词学、曲学研究。学部工作为王国维治学带来诸多便利，毋论有便于搜寻、丰富的图书资料，连同事、朋友的交往也十分融洽。吴昌绶一肚子词曲，王国维常与他探讨学问，受益匪浅，他的《词录》就借鉴吴昌绶《宋金元现存词目》而成。
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罗振玉等人避乱日本，定居于京都郊外的田中村。王国维的生活费主要来源于罗振玉的接济、主编《国学丛刊》所得和为《盛京时报》撰写“札记”的稿费。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收藏丰富，藏有各种很有价值的古籍、碑帖、甲骨资料，它们为王国维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罗振玉的引领下，王国维开始了他的国学研究生涯。在京都的四年，是王国维埋头读书、专心问学的时期，收获良多。京都是日本的文化中心，以汉学研究着称的京都大学聚集了一时学者名流，王国维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内藤虎次郎、富冈谦藏等人交往酬唱，交谊深厚，进一步奠定他作为世界学术大师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