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罗之裂
王国维、罗振玉二人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奇特、最值得玩味的研究课题。王国维之所以成为一代学术大师、创不世之功，与罗振玉的赏识和资助有着直接的关系。罗、王二人，亦师亦友，二人虽无师生之名，却有师生之实。罗振玉之于王国维一生，影响深刻，主要体现在思想上的影响、事业上的提携、学术上的引导和切磋、生活上的关照等等。学术界普遍认为，没有罗振玉，就没有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樊炳清《王忠悫公事略》载：“公质朴少华，不事交游，故初不露头角，参事力为振拔，名乃大着，远播欧美，且资之以成其学。故论者敬君之品学，尤重参事之能知人，而有以裁成之也。”这个“参事”即是罗振玉。王国维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固然离不开自我的艰辛治学和天才般的学术识见，但也不能忽略罗振玉的提携和启发。
王、罗二人相识于上海东文学社，罗振玉偶然见到王国维的题扇面诗，褒奖王氏非凡的才华和学养，自此开始二人长达三十年的友谊。1901年，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王国维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接受日本新学和欧洲西学的熏陶。次年，王国维回国，在上海编译《农学报》、《教育世界》等杂志。后又经罗振玉举荐，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苏州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1907年由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先后就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北京图书编译馆编章。辛亥革命不久，罗振玉携家东渡至日本京都，王国维一同前往。在日本的近五年时间，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重要变化，个中主要是受罗振玉的影响和启发，以及倚仗罗振玉丰富的收藏。流寓日本，王国维之所以能安心治学，得益于罗振玉的大力关照。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关照，不单体现于生活上，也有学术层面的扶持。罗振玉藏书丰富的“大云书库”，为王国维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和实物，同时，在罗振玉的建议下，王国维逐渐转向国学，在国学领域获得惊人的成就。
受传统文化浸染既深的王、罗二人，投桃报李，深味知恩图报的奥义。在某种程度上，王国维一直视罗振玉为自己的恩师，无论出于人之常情，还是出于报恩。流寓日本的岁月，王、罗一度在学术上通力合作，王国维自然为罗振玉做过一些事情。后来王的成就远在罗之上，便引发诸多关于二人关系的议论，甚至有人认为罗振玉窃取王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金梁《王忠悫公哀挽录书后》载：“辛亥冬，从上虞罗氏避居日本，罗氏博古于金石龟甲文字，神悟多创获，每有发端，公辄为会通贯串，成一家言。故世论今之古学日新，发前人所未发，启之者罗氏而成之者公也。”应当承认，金氏此论，意识到了罗振玉的提携之劳，但若以此认为罗振玉剽窃王国维成果，不可谓持平之论。
王、罗之裂发轫于王国维任南书房行走之际。1923年6月，王国维进京入溥仪小朝廷，不久王国维写信告知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上海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溥仪。罗振玉闻知后，也想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进呈”，于是将二作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找好的书店做黄绫套代为进献。这使王国维很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的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为了避嫌，也不愿卷入遗老们的纷争，便复信表示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是推托，脾气急躁的他很生气，当即回信，不再叫王国维做书套代呈，将原书交人带回天津。
王潜明供职于天津海关之时，最初，小两口住在罗宅，王国维去天津看望，故而经常去罗宅。斯时，两亲家见面，聊得更多的是溥仪小朝廷的人事纷争。当时溥仪小朝廷有新、旧派系之争，两派互相倾轧。罗振玉、升允以老派自居，郑孝胥属于新派，罗振玉等人欲联名上奏折、参劾郑孝胥诸人，拉王国维代呈奏折。王国维返回北京以后，却耳闻种种关于升、罗二人结党营私的非议。为了避免罗振玉受到损伤，反复权衡后，他写信规劝罗振玉改“奏”为“函”，也建议不必直接呈奏折，可以致信给溥仪的岳父荣源。这本是一番好意，却遭到罗氏的误解，引起他的强烈不满，来信指责王国维“尚未能尽知我也”，不乐之意溢于字表，甚至表示不会放弃“弹劾”郑孝胥的计划，但也不会强迫王国维联名参与，显然，王、罗友谊已经出现裂缝了。
就王国维而言，埋头做学术是其本色，不愿卷入各种政治纠纷。但罗振玉始终视王国维为安插在溥仪身边的“眼线”，希望王国维能及时报告溥仪小朝廷的内部动向，站在同一战壕作战。王国维一入南书房，罗振玉便认为他办事不够积极，甚至遇事退缩。他在1923年7月19日致信王国维：“天下事因顾忌而废弛，致成奄奄无气。如我国之今日士子，毫无任重致远之望，可为浩叹。愿公有以矫之。”三天之后，罗振玉又来信申明，语气更为直接：“弟尝谓求侪类于今日，志同道合者能有几人？不如坚起脊骨，秉义而行，虽未必所遇皆亨，而衾影可以无愧。弟平日自期许者如此，敬以望之我公。长安尘鞅中，最易昏人神智，聪明有志之士，埋没于此者多矣。先生以为何如？”
罗振玉期待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数日仍不见王国维有所行动，于是又去一信，已显责备的语气：“公等受不次之隆遇.其酬知之忱。必然百倍于弟，务请从速入奏，则在诸公为不素餐。祖宗二百余年养士之报，固应得之今日也。”罗振玉怪罪王国维未能领悟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言，一副道德义愤的心情。王国维深知，作为清朝遗臣应该正道而行，不应存有偏心。可是他入直之后，便觉察到溥仪小朝廷复杂的派系斗争，卷入纷争，非其所愿，化解矛盾，能力又有限。几番缘于巨大压力而欲离去，然而他也知道，若轻易脱离溥仪小朝廷，必定会使罗振玉失望。这种被人摆布的政治“棋子”角色，直至溥仪被冯玉祥赶出宫，他应聘清华国学院，方才解脱。
如果说罗、王之裂起于王国维行走南书房之际，那么王潜明病亡则是这对莫逆之交决裂的导火线。王国维长子王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独立生活之人，“平日游心文史”的他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深得王国维的器重。王潜明与罗振玉三女罗孝纯于1918年结婚，遵照父亲“学有专长”、“学以谋生”的教导，不久报考海关。被录取后，先供职于天津海关，后于1925年5月底，奉命调往上海海关。1926年6月突然生病，经过三个多月的胡乱医治，病情未见好转，9月26日，王潜明在上海病逝，年仅二十七岁。那位做了遗孀的罗孝纯，时年仅二十四岁，与王潜明一样，罗孝纯性格也非常要强。王国维在料理潜明丧事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王国维备受极大的精神打击，长时间沉浸于失子的悲痛之中。
王、罗二人，一人痛失爱子，一人失却爱婿，本该相互体贴，彼此安慰。从天津赶来治丧的罗振玉，未经王家同意，先行带了罗孝纯返回天津，这对王家而言，无疑雪上加霜。本来，王国维在处理儿子丧事之际，也尽最大可能来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因为王潜明夫妇的两个亲生女儿早夭，王国维就将次子王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给他们，使得长媳膝下有子。罗振玉素重礼教，如今一声不响地带女儿回天津，是缘于罗孝纯婆媳不和，又爱女心切，痛其年轻守寡，此举倒还可以理解。但时间一长，仍没有罗振玉那边的消息，王国维觉察到王、罗二家已经产生了误会。10月24日，王国维以自责的口吻写信给罗振玉：
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家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
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日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元），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信中详细交代了王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的具体数目，并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悉数汇往天津罗家。王国维在信中已流露希望化解误会的心意，“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语句，汇款的实际行动，足以表达王国维欲解除误会的诚意。
就王家而言，三千元的汇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长媳未来生活的后顾之忧。如果罗氏能体谅王国维的这番苦心，替女儿收下款项，即使他们在王潜明治丧期间有过什么“误会”，还有什么说不清楚的？本来，王国维返回北京后，将王潜明夫妇那些从上海运回的家具，派男仆冯友专程赴津，运送至罗宅。当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回了罗振玉的拒款信。罗氏复信表明“小女屡次声明不用一钱，义不可更强，汇条暂存敝处”，断然拒绝接受。
针对罗振玉因为女儿不愿接纳抚恤金的托词，王国维于10月25日再次发信，站在长辈的角度替儿媳着想：“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归谁？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占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者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收存，将原折交与或暂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字里行间，因为罗氏拒收汇款，王国维显然已经生气了。他以长辈口吻指责长媳的“无理”，并请罗振玉喻以“正理”。孰料罗氏不但不教育，反而在10月28日回复了措辞更为尖刻的信：
两奉手书，已悉一切。颂清汇来之款须取保，方拟待尊复取汇，而又由大陆汇款来（今午到），殊非下走之意。然既已汇至，但有取出，合前款共得三千元。两次来谕，遵示小女，而小女信誓不渝，未可再强之，此亦所谓匹夫匹妇之愚，圣人之所许也。既尊示以北京非安稳之地，弟当代存此间兴业，但存款须有印鉴，请将公号印寄下，至存放以后，存据当专人送京，京地虽丕变，此一纸随时可携身畔也。弟迩来于家事亦渐图卸肩，小女在此，以鬻书之资一部分给之，不至饥寒，其昆季尚非甚谅薄者，日后当不止休戚不相顾也。
在该信中，罗振玉针对王国维的来信，再次申明“未可再强”，不予收受。如此一来一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罗氏一再退回汇款，特别是这次来信已夹带人格蔑视的色彩，激怒了王国维，于是有了10月30日写就的，同样带有浓烈火药味的回信：“昨奉手书.敬悉种切。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银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意，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过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显然，为了三千元遗款的归属，忍无可忍，王国维指出罗氏父女不受遗款，是“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王国维对罗振玉父女的执拗已经出离愤怒了。
从王、罗的信札称呼来看，王国维信中一如既往尊罗振玉为“亲家”，而罗振玉的复信称呼则由原先亲热的“亲家”改称“静公”，语气咄咄逼人，以强凌弱色彩明显。罗振玉于11月3日发来的信件，来信内容已经超出了家事范围，将三十年前的旧事一并翻了出来，俨然是一种绝交的口吻：
弟公垂交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至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与尊见恰得相反。至此款，既承公始终见寄，弟即结存入银行，而熟筹所以处之之策。但弟偏于博爱，或不免不得不尊旨耳。
罗振玉借以发泄他几年来心中郁积的埋怨，罗氏以墨子“博爱”自况，却以“不拔一毛”的杨朱类比王国维，人格蔑视色彩加强。罗振玉自识王提携多多，资助留学、学术建议、搜集和刊印史料、赞助学术、举荐南书房行走，都是他博爱胸怀的体现。信中“根本实有不同”之句，旧事新怨并提，彻底否定了罗、王的三十年学术友谊，明确传达罗、王两家断交的信息。
受经济折磨一生的王国维，当时经济条件未见根本好转，但他秉持古道人心，君子生财，取之有道。三番五次严拒抚恤金，在一定程度上说，便是罗振玉蓄意要断绝他俩三十年的金石之交。不久，王国维还是以拳拳之心回复了罗振玉的指责，缘于该信遗失，我们无从窥见究竟，但从罗振玉11月11日的回信可以领略大概：
奉手书敬悉。亦拳拳以旧谊为重，甚善甚善。弟平日作书不逾百字，赋性简拙，从不欲与人争是非，矧在今日尚有是非可言耶？以来书严峻，故尔云云，殊非我心所欲也。此款既由弟代管，拟示二千元贮蓄，为嗣子异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以旧谊为重”，真诚动人，罗振玉最后还是收了汇款。在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二十天。经过这番书信争战后，王、罗这种由三十年缔结的友谊大厦就此坍塌，二位亲家翁从此不再来往。
据罗振玉长孙罗继祖回忆，罗孝纯婚后与王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经仆妇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王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振玉“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执，事情越闹越僵。“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罗、王二人，因为秉性的差异而终于走上了绝交的道路。不知何因，罗继祖却未提及导致罗、王友谊破裂的致命绝交信，因为它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