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见贺龙后的第二天，贺教之等5人即被送到西南革命大学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培训。
三个月后，5人先后被分配了工作。有的分到了公安局，有的分到了外贸局，有的分到了煤炭局等等，贺教之分到了重庆砂坝区粮食局。
到单位报到不久，贺教之将妻子刘长英和孩子贺兴桐接到了重庆来居住。贺兴桐此时已有10岁，在贺龙的安排下，贺教之将他送到了重庆巴蜀学校读书，巴蜀学校也是一所培养高干子弟读书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与小兴桐一起就读的桑植籍学生还有贺学商、贺萍等许多人，他们都是与贺龙有亲眷关系的子弟。
贺兴桐到这所学校读书如鱼得水，每天快乐无比，童年的天真和顽皮集于他一身。读书极聪明令老师欣喜，性爱贪玩又令老师担忧。
有年春天，一只鸟儿在巴蜀学校内一棵大树上的鸟窝中下了蛋，贺兴桐爬上树去，想把鸟窝中的鸟蛋掏下来。同学们在树下好奇地观看着。只见贺兴桐爬到树巅时，对着下面观看的同学嬉笑着打了一个手势，接着把手伸进鸟窝，很快把两只鸟蛋取出。这时，有几只鸟儿在树尖上叫个不停，仿佛在抗议孩子的顽皮行为，贺兴桐兴冲冲地拿着鸟蛋溜下树，正在这时，班主任刘老师走过来，立刻喝令他道：“贺兴桐，你给我站住，谁叫你上树摘鸟窝的。”
贺兴桐拿着鸟蛋乖乖站着不动了，刘老师上前一步，挥手打了他两巴掌，一面口里喝下道：“你不好好学习，竟然爬上树摘鸟窝，要是摔下来怎么办？”说罢，又把两只鸟蛋没收了。
贺兴桐遭到刘老师责打，一时不知所措。这时，学校教导主任杨主任忽然走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干啥？”
“贺兴桐上树掏鸟窝，被刘老师打了耳光。”一位同学如实相告。
“啊，刘老师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杨主任说着，忙把刘老师叫到一旁问了情况后道：“这些孩子都是高干子弟，你管教他们，得注意工作方式啊！你怎么打孩子，被他们家长知道了，那责怪起来怎么办？”
“大不了不让我当班主任了，我还不想干了！”刘老师气呼呼道：“我还没见过这么难管的孩子！”
“你不要激动嘛，意气用事是不行的！”杨主任又道：“你知道这贺兴桐的监护人是谁吗？是贺司令员。”
“那我怎么办呢？”
“态度放好些，等着挨批评吧”杨主任道。
过了几日，贺龙司令员果然到巴蜀学校过问贺兴桐的事来了，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等都小心翼翼陪着，准备挨训。
贺龙来到那棵树下，口里问道：“杨主任，你把刘老师和贺兴桐都叫过来。”
杨主任心想不妙，贺龙肯定要责备他了。他匆忙将刘老师和贺兴桐叫来了树下。
“刘老师，我听说贺兴桐上树掏过鸟窝，你把他训了一顿，有这回事吗？”
“有。”刘老师回答道：“我是怕他摔下身来才一时情急打了他，我行为过激了，是不对的。”
“不，你没有错。”贺龙严肃地说：“要是我呀，就要这样教训他！”说罢，提起脚，向贺兴桐屁股上踢去，贺兴桐顿时被踢出了七八尺远倒在了地上。众人忙上前将贺兴桐扶了起来。
贺兴桐没有哭，他倔强地低着头，强忍着眼泪在眼里打转。
贺龙这次用特殊方式教育了贺兴桐，也教育了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学生，从此之后，顽皮的贺兴桐再也不贪玩了。
又过数年，转眼到了1957年初春之时。一天上午，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贺教之偕妻子刘长英带着3个孩子，缓步向一艘轮船上走去。到检票时，刘长英道：“你回去吧，我们上船了。”
贺教之轻轻点头道：“好，我就不送上船了，你们一路平安。”
“爸爸再见！”几个孩子挥手喊道。
“再见！”贺教之扬了扬手，眼眶中似有泪水打转，他朦胧地意识到，这一别，也许便是与家人的永久诀别，因为，此前一日，有领导找他谈话，让他老实交待自己的“历史反革命”问题，他预感到自己很可能要被捕了。所以经与刘长英商量后，决定让3个年轻孩子与妻子一道返回老家去。只留长子贺兴桐继续在巴蜀学校读高中。刘长英理解丈夫的苦衷，毅然带着孩子踏上了返乡的路。
在朝天门码头送别妻子与孩子们后，贺教之独自返回到家中。这时，只见一辆公安囚车已停在门前。
“贺教之，你被捕了！”一位公安人员走上前，拿起手铐就将贺教之的双手拷了起来，押着他上了囚车。
半个多小时后，囚车开到某拘留所，贺教之被押下去，同几十位囚犯关到了一起。
第二天，有几位公安人员开始对他进行审讯。
在问了基本情况后，主审员严肃地说：“贺教之，你从1941年到1946年脱离过游击队吗？”
贺教之道：“我脱离过游击队几年，这是事实。但那是有原因的。1941年，我们的队伍被向胖子追剿，为了避敌锋芒，游击队决定分散趴壕。马加宁和谷育箴等人准备去延安，我奉命护送，行前没有盘程费，慈大叔和我商量，把我家三十多担谷的田卖了，才凑足路费。我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回来，隐蔽生活了几年，等慈大叔又拉起队伍，我才归了队。”
主审员又道：“还有人揭发，你在游击队时为赌博打死过人，有这回事吗？”
“冤枉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啊！”贺教之一听急道：“那是戴明与贺文堵几个人赌牌，贺文堵输了，出不起钱，戴明说了他几句，文堵一生气拿起锄头把戴明一下打死了。事情的经过清清楚楚，这事怎么能说我赌博打死人？真是岂有此理！”
“这事是真是假，我们会进行调查的！现在你要老实进行交待，把你脱离队伍的经过如实写出来，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知道吗？”
“知道了。”
“好吧，你就好好交代问题吧，把他押下去。”
几位公安人员遂将他押回了囚室。经过几个月的关押和交待问题，贺教之最后竟被法院判处了五年徒刑，并被押到了重庆松山煤矿强制劳动改造。
贺教之被关押后，贺兴桐在学校十分忧郁不安。这时，贺龙仍每月按时给他寄生活费。一天，贺龙还派人把贺兴桐接去道：“兴桐，你娘老子出了什么事，不等于你有问题，你是党培养的孩子，要好好读书，不要因为父母的问题背包袱啊！”
贺兴桐听罢贺龙的话，眼里含着泪道：“大爷爷，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读书！”
“这就对了。”贺龙点了点头。
贺教之等人去重庆后，贺文慈就想回家当农民了，有一天，他正在乡公所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内抽旱烟。门外一位汉子忽然闯进来道：“善臣哥，可找到你了！”
贺文慈抬头一看，见来人是童文安，即回道：“懒虫，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专来喊你的，你家金莲又生了，你还不回去看看！”
“啊，是带把的还是不带把的？”
“儿子，带把的！”
“太好了，我有儿子了！”贺文慈立刻站起来道：“我也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儿子都出生了，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是呀，你再不回去，怎么对得起你婆娘！”
“我安排一下，咱们就走！”贺文慈说罢，即把邓副乡长找来交待了一下，然后与贺文安一起匆匆向洪家关走去。
太阳快落山时，贺文慈终于到了洪家关，接生婆王大妈见到贺文慈回来，叹了口气道：“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这家里没有男人，就没有主心骨，你看，你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你家的日子都没法过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贺文慈道：“我听说金莲生了就赶紧回来了。”
“你回来了就好，现在你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金莲又坐月子，没有肉吃，奶水都没有，你要赶紧想想办法啊！”
“我知道家里穷，我正准备辞职回来呢，你放心吧！”贺文慈说着，就来到李金莲房里，招呼了一下，就顺手抱起儿子道：“呀，我的宝贝儿子，让爹看看，长得好帅气哟！”
“你的宝贝儿子还没取名字，你快取一个吧！”金莲道。
“他是什么时候生的？”贺文慈问道。
“就是今天天快亮的时候。”
“那是黎明时分，他是学字班辈，我看就叫学明吧。希望这孩子将来有个光明的前景。”贺文慈道。
“行，就叫学明。”金莲表示同意，贺学明的名字当时也就这么定了下来。
“有奶水给孩子喝吗？”贺文慈接着问。
“没有啊，这饭都吃一顿没一顿的，不发奶啊！”
“那得赶紧想办法买点肉回来才好啊。”
“家里没钱啊，积蓄都花光了。”母亲道：“人家说起来，你还是个当官的，当游击队长那么多年，居然没有捞点钱，别人都还不信。”
“我这个人，从不为个人贪财，难道你不了解？现在我当乡长，也没多少薪水，我兜里还有几十元钱，王大妈，你拿去买两只鸡和一些鸡蛋吧！”贺文慈道。
“我已买了几只鸡回来，你放心，等会儿就给月母子做好送来。”王大妈道。
“你哪来的钱？”贺文慈问。
“我把自己的镯子给卖了，买了些粮食和鸡肉回来。”王大妈回道。
“多亏你了！”贺文慈很感激地说：“我这个家也全靠你过来帮忙操持啊！这几十元钱你还是拿着吧，就算还你的帐和工钱呀。”
“好，我要了。”王大妈接过钱又道：“我一个人帮你也没法。你一个男子汉，当乡长都养不起老婆孩子，也不光彩哩！我看你还真不如回来做生产还强些！”
“我是要回来的，你看，我报告都写好了，只等去县里交给县长去了。”贺文慈回道。
“你要递给哪个县长去？听说贺锦章已没干了，现在是另外一个了。”
“我知道，锦章他去了重庆，到省参事室工作。现在的新任县长姓马。”贺文慈道：“我明天就去给他递辞呈去。”
“他会批吗？”
“我不干了，他也不能为难我吧？”
第二天上午，贺文慈果然到了县城，在县政府找到马县长办公室，很直率地说：“马县长，我不想当乡长了，想辞职回家做个农民，还请你批准。”
“啊，你为啥不干了？”马县长吃惊道。
“实话跟你说吧，我革命多年，也只想将来过个太平日子。现在解放了，没有仗打了，自己也年纪大了，就只想回家种种田，过过安定日子。所以不想干这份差事了！”贺文慈说：“具体理由我都写在这报告上了，请你过目。”说罢，将一份手写的辞呈递了过去。
马县长接过辞呈一看，只见上面列举了六大不能胜任乡长职务的理由，大意是年老体衰，剿匪任务又已完成，再者又希望多给年轻人机会，自己希望多与家里人在一起等等。
马县长看毕报告，当即对贺文慈道：“你既然写了报告我们会仔细研究的，只是眼下正值秋收，再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答复的。”
“那好，我就等着你早点给我消息。”贺文慈说毕，就告辞回了长瑞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