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决意获胜，再选将增兵，于乾隆三十三年二月，选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以协办大学士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共增调兵达5万，马骡7万匹，再次大举攻缅。傅恒率军深入缅境2000余里，同缅军激战不已，连获大捷。缅甸业经两次被征讨，损失亦重。此次再遭重创，已无力再打下去。在两军相持不下时，缅甸乘机提出和谈，具表求降。傅恒即率所部班师。高宗自知短期用兵难以奏效，于是准许议和。迟至乾隆五十三年，缅甸派使者前来，愿投诚纳贡。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册封其统治者为缅甸国王，恢复了一切秩序和贸易关系，缅甸成为清朝的属国。
安南即今越南，自明初以来，黎氏世为国王，接受明朝敕封为属国。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下云南，国王黎维褆遣使归服。康熙五年（1666），正式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确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往来密切，边疆安宁。
黎氏安南对清朝很恭顺，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国内却不安定，内乱迭兴。以陈、莫、阮、黎为国内四大姓，世为望族，各据一方。自清初即有占据高平的莫元清与国王黎维禧之争，至康熙十三年（1674），黎氏击败莫氏，安南尽归一统。
乾隆时，安南两大政治集团再次掀起内乱。一是郑氏专国政，一是世袭割据广南的阮氏，实力尤强。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惠驱逐郑氏，自专国政。后尽取珍宝回广南。郑氏臣属贡整欲扶黎拒阮。阮惠遣将阮任率兵数万攻破国都，贡整战死，国王黎维祁逃亡。阮任据国都，意欲称王。乾隆五十三年夏，阮惠兴兵诛杀阮任，请维祁复位。黎维祁知其叵测，不敢出。阮惠知都城民心不附，便尽毁王宫，挟子女玉帛返回新筑的富春城。国内大乱，国王隐藏，其母和妻子等家族二百余口冒生命危险逃入边界清方一侧。
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巡抚孙永清将安南之乱的情况迅速上报。高宗据此表明态度：“黎氏守藩奉贡百余年，不屑乘危利其土地，宜出师问罪，以兴灭继绝。”从清朝的立场看问题，出兵援助历年忠顺的黎氏政权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况且内乱并非是农民起义，完全是安南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殃及国人遭受战乱之苦，也干扰了中国边疆的安宁。清朝出兵，是履行双方早已形成的契约，无论是从道义或政治利益考虑，都是必要的。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孙士毅与广西提督许世亨统兵1万出镇南关（今名睦南关），留兵2000驻凉山为声援，以8000之众直趋王京。另一路由云南提督乌大经统率，共8000人马取道开化厅之马白关，直趋宣化镇。两路进兵颇为顺利，不断击溃阮惠军队的有限抵抗，于十一月二十日黎明，孙、许部进入都城，受到黎氏宗族、百姓的欢迎。国王黎维祁隐匿民间，闻讯而喜，至营谒见孙士毅。高宗早已料及事成，已先命礼部铸印、内阁撰册，邮寄军前。孙即于二十二日宣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
此时，阮惠已逃回广南，孙士毅计划前往追讨。孙永清认为，都城离广南2000里，等于从镇南关到都城的距离，转饷困难，反对兴兵南下。高宗同意孙永清的意见，下令班师进关。孙士毅贪功，迁延不撤兵，又不做准备。阮惠侦知清军空虚，于年底倾巢出动，偷袭都城。第二年即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一，清军置酒欢庆元旦，忽报阮兵蜂拥而至，仓皇迎战，很快被阮军击败，溃不成军。孙士毅夺渡富良江，破坏浮桥以断追兵，而留在南岸的清军，及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及以下官兵夫役万余人不得渡桥，都挤死或淹毙在江中。士马生还者还不到一半，其粮械、火药数十万都焚毁或丢弃。国王黎维祁携家再度逃到中方一侧。高宗得报，下令革去孙士毅职务，送到北京待审。
阮惠重新夺取了安南统治权，十分恐惧清军再来征讨，急忙派其侄儿阮光显前来中国谢罪乞降，申明起兵原因，“非敢抗中国”。事到如今，高宗通权达变，看到黎氏积弱，不能守国，“是天厌黎氏，不能存立”。因此，他批准了阮惠的奏表，废黜黎维祁，赏三品衔，编入旗籍，安置在北京。乾隆五十七年正式封阮光平为国王。嘉庆七年（1802）改国名为越南。
台湾之役，是指清军对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武力镇压。高宗把此次军事行动作为他的“十全武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行动。这与前叙之“武功”不可同日而语。有关林爽文起义，屡见专文专书论列，已为人们所熟知，不需详述。要而言之，林爽文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起义，发展到数十万人，席卷台湾全岛，为清统治台湾二百余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清起义。清军增调共约六万余人，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至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将起义军镇压下去了。林爽文被俘，械送北京处死。这次起义，是当地贪官污吏逼民造反的一个典型事例。
高宗自我总结的“十全武功”，其实也是康乾盛世在军事上全盛的具体体现。其中一些战争不只在清代军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都堪称是闪耀着光辉的军事篇章。
自乾隆十二年首次用兵大金川，直至乾隆五十六年最后一次战争即反击廓尔喀入侵，撰《御制十全记》，成“十全武功”之数，历四十四年之久，将近半个世纪。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打了这么多大仗（还不包括小规模的战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历代皇帝在位时间超过四十四年的并不多，在时间上无法进行如此之多的战争。历代创业之君，大多是以武功打天下，论战役次数，确有超过“十全武功”者。如秦始皇、唐高祖与唐太宗父子、成吉思汗、明太祖、清太祖等。但高宗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是守成之君，恰是清中叶，仍能持续地进行战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乾隆朝十大战争，总起来说，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除了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无须肯定，其余九大战争，无可指摘。其价值就在于安边固疆，建立政治上的“大一统”。历代没有完全解决的西北、北部地区、西南及西藏的管理问题，包括他的前辈如圣祖、世宗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都经乾隆朝得到了完全的解决。历代对周边所谓“四夷”实行“羁縻”之策，“以夷制夷”，只从政治上保持朝贡关系，此为间接统治。世宗时，以“改土归流”，变革西南土司世袭制，改为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直接隶属中央，已显示出开创的政治构建。乾隆朝以征大小金川，把“改土归流”彻底实施；西北准部、回部变为行省制；世宗时向西藏派驻藏大臣，又是一个创举，但乾隆朝重新为驻藏大臣定位，事权归一；又创设金巴奔金瓶抽签制，把西藏的军政大权收归中央，直接置于中央集权制之下，从而在政治上把上述各地区牢牢地系于中央统一的政令下，进而把各少数民族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政权之内。所以，到乾隆朝，中国才真正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应当指出，这一历史进程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历来在周边诸族中存在一股巨大的离心力量，它是不断引发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离心力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本民族的传统意识，是民族自立的内向力量。历代王朝把他们限隔在长城以外（南方“蛮”族则严格限制在本族聚集区），只保持一种名分上隶属和定期朝贡关系，因而使其离心力得以世代延续。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中，力图保持本民族或部族的完全独立，不愿接受中央王朝的约束，自行其是，有的甚至欲建霸业，或取代中央而建本民族政权。诸如准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青海罗卜藏丹津，以及噶尔丹策零、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等，都怀有政治野心，或自雄诸部，或重建蒙古帝国。这一离心力必然同清朝的“大一统”造成无法弥合的矛盾，战争遂不可避免。高宗对这些地区发动的战争，可以认为，是他们闹独立、与中央分离而引起来的。从康熙，经雍正，至乾隆，清同周边诸族的离心势力进行了长期而坚决的斗争，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符合各民族求安定、求发展的共同愿望。没有他们的奋斗，就很难有当代中国辽阔的版图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们这一历史性的贡献，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从军事上说，胜负乃兵家常事。高宗的十大战争有胜有负，有的打成了平局，最终，清还是胜利了，实现了既定政治目标。清战胜各种分离势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真正实现了统一，靠的是什么？一靠物质，二靠精神。高宗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绝对不许周边诸族脱离中央王朝，才产生出一种进取精神，奋力开拓；广大将士除个别懦弱、庸劣，基本上具有旺盛的战斗精神。清远征西北，特别是深入南疆、西藏，更远至尼泊尔，往返万余里，在那穷山恶水之地征战，历经艰难险阻，付出了重大牺牲。这正是盛世下人心归一，朝气蓬勃精神的写照。历代王朝每至末期，即使有百万军队，也难以抵挡扔下锄头刚拣起武器的农民，非实力不足，而是精神崩溃所致。高宗策划和指挥的“十全武功”所向克捷，恰恰是高宗把盛世推向鼎盛的辉煌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