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康乾盛世的历史进程，还是从有清一代全史的角度来考察，雍正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世宗没有其父长寿，更没有像其父享国如此之久，他在位只有13年。尽管时间短促，却不容忽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康乾盛世，是包含雍正朝在内的。正确的提法，应是“康雍乾盛世”。为图简便，习称康乾盛世。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圣祖在他的寝宫，安然地闭上了双眼，溘然长逝，享年69岁。
他留下一份长篇“遗诏”，历数他一生的业绩和追求，即：“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他“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这几段自评的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自黄帝甲子，迄至圣祖离世，共4350余年，历301帝，如他“在位之久者甚少”。《尚书·洪范》所载人有“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他皆占全，论寿已到天年始终，正如其所言：“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乐，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因此，“今虽以寿终，朕亦愉悦。”
按照他的遗嘱，“雍亲王皇四子胤稹，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这位新皇帝，就是清世宗，因其年号为雍正，又习称雍正皇帝。
他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三日，排行第四。其父圣祖去世时，他已是45岁的中年人。在人生中，这个年龄，是最佳时期。他之得位，为圣祖生前亲口指定。他即位后所有作为，都证明圣祖对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圣祖生前选定皇太子反反复复，几度废立，晚年为此伤透了脑筋，毕竟在离世前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最后，他终于选定了第四子胤稹。历史已经证明，胤稹没有辜负其父的重托，他全面继承了其父的未竟事业，乘其余烈，把世祖、圣祖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胤稹就是“一坚固可托之人”。这足以使圣祖在天之灵感到欣慰。
圣祖在选任接班人的问题上，打破历代的“嫡长制”，采取以贤取人，而不以长子为天然的继承人，把皇冠戴到了第四子的头上，这也是圣祖的高人之处。至雍正时，不再明立皇储，而是将他心目中选定的接班人密写下来，封在一匣中，直到去世前才开启，当众宣布。于此，他胜其父一筹。自此遂成定制，清再无诸皇子争夺皇位的明争暗斗，亦使历代党争之祸不再重演。
圣祖去世后，胤稹与诸兄弟及朝中诸臣全力处理丧事。七天后，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胤稹执行其父的遗嘱，正式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
胤稹宣布即位，亦宣告圣祖时代的结束，及世宗时代的开启，也是对圣祖开创“盛世”的巩固与发展时期。
雍正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居于康熙朝与乾隆朝之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世宗忠实地继承了圣祖的事业，首在巩固已有成果，再把它推向前进，使盛世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又为他的后继者乾隆的继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且不说关外的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如何雄才大略，即便入关后的第一帝世祖到第二帝圣祖，皆属才能卓著、奋发有为的一代明君。而继圣祖之后的这位新帝——世宗，同样是具有远见卓识、乾纲独断的强而有力的一代明君。三帝既保持了治国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又各有开拓，为“盛世”增添了各自的新内容。这是自清入关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冲破惊涛骇浪，造成国势骎骎乎前进不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世宗即位之日，就声明继承其父事业的决心。他说：“皇考（指圣祖）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世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稍有更张。”就是说，圣祖的大政方针，他不会更改，决意遵守。圣祖“知人善任，至明至当”，世宗也亟须他们“实心任事，法己奉公”，帮助他治理国家，他必“始终保全”；而“天下百姓，受皇考恩泽日久”，理应“各宜孝亲敬长，畏罪怀刑，以副朕仰法皇考如天好生之意。”他“仰惟先志之宜承，深望皇图之永固”，他要与天下百姓及“亲贤文武”，“共天尽诚，各输心膂”，以巩固大清的“无疆之业”。
圣祖去世，照例由群臣共议上“尊谥庙号”。一般原则，是根据已故皇帝生前的业绩和品德，给以恰当的评论，用简洁而准确的文字加以概括，实则是对死者的盖棺论定。通观自汉以来，给已故皇帝所上谥号不无溢美之辞，遵循“为君者讳”的不易准则，只书好事而隐晦其缺点或错误。世宗给其父上谥号，实事求是，不溢美，不夸大。他向群臣阐明了他的想法。他说，诸臣尊崇君父之心，是没有止境的，总是用最美好的词句来表达尊崇君父的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至允至当，方孚千秋定论，若少有溢美之词，不独失天下之至公，且开后人之僭越。”这都是因君子的“愚忠愚孝”，把应继承和实行先辈的“盛德大业”，变为“赞颂之虚庆”，若如此，他之心是非常不安的。他概括圣祖的一生：“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圣祖继承世祖之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位“守成”之君；但从他所建树的事业，成就之大来论，他又是一位“创业”之君。世宗的两句话，完整而准确地评价了圣祖的一生，真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圣祖一生，对溢美的赞颂和夸大最为反感，深恶痛绝，始终反对群臣屡上尊号的建议，故其一生没接受过任何尊号。世宗总结祖宗的传统，说：“太祖、太宗、世祖，以至皇考，咸贵实行，不尚虚文。”在这点上，世宗的确酷似圣祖的品行。圣祖“遗诏”就说到世宗“深肖朕躬”，仅此一事，已见圣祖识人之深。
经议，诸臣引经据典，认为：“帝王功业隆盛，引古者祖有功之义得称‘祖’。……惟‘圣’字可以赞扬大行皇帝（圣祖）之峻德，惟‘祖’号可以彰显大行皇帝之隆功。”上尊谥为“仁皇帝”，庙号“圣祖”。世宗对此甚感满意，便“持针刺中指出血，将奏内‘圣祖’两字圈出，敬恭高捧……”
世宗以刺中指血代替御笔圈阅，其至孝之心，显露于外，令观者为之感动。至于他为其父置办丧事，于礼仪无不周详，且超乎常礼；于情则极尽孝子之哀思，号哭而不思饮食，感天动地，自不必详叙。
当此即位，一展宏图之际，我们看到，世宗的识见与治国思想显露出与圣祖的一脉相承。据历代之经验，举凡治国，或从事一项事业，首在得人才。圣祖在世时，始终强调人才之重，并常常感叹以“知人”为最难。世宗刚即位，就向大学士们阐述这一思想，说：“朕惟敷政之道，用人为先。”但“知人则哲，自古为难。”他仿效其父的做法，要求在廷大臣与“闲曹”，在外的督抚以及州县官员，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者，要各据“真知灼见，从公具折密奏”，不管是亲属、同乡、同事，也不论以前是仇人，都不必嫌疑，只要不徇私、不树党羽、不沽名求赏、不言过其实，都从公保举。有关政事中应实行、应革除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亦应“各行密奏”。关于他个人，用人行政若有缺失，也要“直言无隐”。他概括急于实行的共三件事：一是“急欲得人”，以资治理；二是想知道自己行事是否得当；三是考察大学士所荐举之人及所奏之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居心”了。
这些想法和主张，无不与圣祖的做法相吻合。
圣祖在位六十余年，以民生为念，频频给百姓以“实惠”，深得民心。世宗即位才半月有余，便想到如何给百姓“实惠”，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他首先想到古北口一带，是他父亲生前每年“行幸之地”，当地百姓都为之“除道清尘”，已经有年，无不殚精竭虑。现在，他要给这一带百姓“恩恤”，便指示户部：“著将宛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五县、昌平一州（皆属今北京地区）雍正元年正项钱粮尽行蠲免。”还有，通往陵寝的道路，现今正当修道，也须“加恤”，特将大兴、三河（属今北京地区）二县及通州、蓟州、遵化等三州雍正元年的正项钱粮也尽行蠲免。此两项措置，是世宗在位时的首次记录。虽说首次蠲免数量不大，涉及地区也不多，但其意是为光大其父的荣誉，给当地百姓布施“实惠”，亦具象征意义。他也要像父亲那样，时刻关注民生疾苦。
世宗陆续起用一批人才，为他的心腹之臣。这些人中，既有圣祖生前重用者，也有他独自起用者，还包括他的诸兄弟在内。
世宗尚未正式即位，即指定贝勒允禊、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在治丧期间，除他在雍亲王藩邸事之外，凡朝中诸事“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必经由四大臣传出，并令记档，则诸事庶乎秩然不紊。”这四人，实际成了他的临时辅政大臣。原有议政王大臣而不用，却另挑选出四臣，用意不言自明。他以新君即位，鉴于以往兄弟之间的矛盾，也有一些大臣介入其中，各有拥立皇太子的活动，难以信任，就寻找忠于自己的大臣和兄弟，严防在新老交替之际出现纠纷。四人中，隆科多最引人注目。他是圣祖去世之际留在身边的重臣，命世宗继位的遗诏就是由他传达的。他原任步军统领，负有京师治安与安全保卫之责，受到圣祖重用。他因拥戴胤稹有功而受到特别的重用。世宗指示内阁，今后对隆科多“应称呼舅舅”，启奏时则书写“舅舅隆科多”，准袭一等公爵，给予特殊的礼遇，是对他拥戴之功的报答。其次是马齐，圣祖任其为大学士，因参与拥立皇八子允禩为太子事而受到圣祖的严厉谴责，差点儿丢了脑袋！世宗重新起用加以重任，马齐自然会感恩图报。允禊和允祥两人都属皇室，圣祖在世时，他们与之没有更密切的关系，世宗也予以启用，令掌重权。看来，这四大臣是世宗精心挑选的。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位帝王都不会重用先朝的原班人马，而要挑选合乎己意的人加以任用。这并不奇怪。正像世祖去世前任命四辅臣，到圣祖亲政后，以逮捕鳌拜而取消其集团一样，重新起用新人，作为自己的辅政之臣。
世宗即位伊始，就显示了思维敏锐，处事果断，要求严格的政治风格，这正是圣祖所要的“坚固而可托之人”。这里，仅举几例：
他指示大将军以下各路将军，及各直省督抚、提镇等，有奏疏即派人来京“照常启奏，无得沉隐停滞”，如若违犯，“照大不敬律治罪”！
十二月，他训诫八旗都统：最近以来，发现八旗官员兵丁内，“嗜酒沉湎，以致容貌改常，轻生破产，肆行妄为者甚众。”其中不乏有才能可用之人，“朕实悯之、惜之”。各旗都统都要清查本旗内“酗酒不肖之徒，定以限期，速令悛改。能改则已，如不能改”，属官员，即行参劾；兵丁“即行革退，以示惩戒，法在必行”。
同月，他向九卿众官批评八旗官员对于丧葬等事，“每多靡费”。今后，将满汉职官，按其品级，分为等次，包括兵民丧葬，“务从简朴，毋得僭妄”，还有婚嫁等礼仪，详议定出规则，作为法令来执行。
世宗效法其父，敬老优待。他规定：年老大臣65岁以上，可以乘马进宫，由东华门入的，至前亭下马；由西华门入的，至内务府总管衙门下马。
世宗批评各省钱粮亏空尤为严厉。他说，国家征收钱粮，必使仓库充实，有备无患。圣祖在世时，“躬行节俭，裕国爱民”，六十余年以来，“蠲租赐复，殆无虚日”。最近，已见各道、府、州、县亏空钱粮的不少。究其原因，或是上司勒索，或为自己侵吞，岂都是因公挪用？皇考仁慈，不忍心即正典刑。所以，你们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则盈千累万”。督抚明知其中有弊，曲相容隐，乃至万难掩饰，往往改“侵欺”为“挪移”，限期追补，视为例行公事，拖延数年，只存“追补”的虚名，事实上都全无一点着落。一旦地方有急需，不能支给供应，关系重大。朕深悉此中弊端，本应马上清查，重加惩处。但已成积习，姑且从宽处理。除陕西省外，各省限以三年之内，凡有亏空，务期如数补足。不得借机搜括民间，不得寻找借口掩饰。如限满而未补足，“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后，若再有亏空，决不宽贷！
世宗命户部将他的谕旨传达给各省督抚执行。
钱粮亏空，是圣祖晚年为政的一个严重问题，在后面还要详细说明。这里引述世宗的谕旨，是想阐述他初政的思想，及与圣祖的相承之处。
河工一向为圣祖所关注，他不惜动用巨资和大批人力，常年坚持维修，故变水害为水利，保证农业连年丰收。世宗对此亦毫不松懈。他即位一个月，河道总督陈鹏年报告：秦家厂等处堤工，河水漫溢，请示解决办法。世宗当即批示：“此漫溢之处，不于岁前堵筑完竣，来年桃汛水发，愈难办理。”命陈鹏年等“务于岁前速行堵筑完竣。”
世宗的指示，简洁明确。他懂得冬季兴修水利易成，若至来年春，冰解而春雨连绵，则无法修治的道理。所以，他的指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世宗从十一月二十日即位，到年底，只有一个多月，虽然诸事纷繁，圣祖时的事未了，又累添新事，他却应对自如，手批口答，井井有条，遇事果断，指示明白，决无含混不清或模棱两可之嫌。亦见其精明练达，胸有成竹，决事干净利落。他以45岁的成熟年龄继登皇帝之位，无如幼童皇帝还需大臣代管，他事必亲躬，件件自己去处理。
世宗即位后，在短短的时间里，已显示出承前启后的势头。清朝沿袭了秦代以来主要是明代的封建专制政体，重建了一代新王朝。封建专制政体，就是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紧密结合，二者合而为一，君主即皇帝，则处于中央权力的支配地位。君主专制愈强大，专制政体就愈严密、完善。自朱元璋建明朝始，不断强化君主专制，把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清在此基础上，继续强化君主专制，集历代之大成，全面发展了封建专制制度。在顺康时期，主要是康熙朝，已使君主专制发展到新的阶段。他对君主专制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他说的“惟一人”，自然是指皇帝一人。他深刻地总结了明朝太监专权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心不使国家大权“旁落”，“国家惟有一主”，由他一人独操。圣祖亲政五十余年，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发展。世宗即位，沿着圣祖开创的道路，把君主专制推向了顶峰。
世宗即位时，已经45岁，是政治上成熟的年龄。他长期生活在父亲的身边，耳濡目染，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为政的思想和方法，特别是在执行父亲指派的各项政务中，积累了政治经验。他即位伊始，便仿效父亲，建立以他为核心的新的统治系统。一方面，他反复宣示：“朕当永遵成宪”，继承已故皇帝的所有制度，“不敢稍有更张”；一方面，毫不迟疑地采取新措施，加强和巩固他的君权不受任何侵犯，保证最高权力的和平过渡，更重要的是，维持国家长期稳定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