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协会专家打着“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公平竞争与国家金融安全”的幌子提出上述建议，着实有点匪夷所思。余额宝等货币基金产生于市场，发展于市场，公开、阳光、透明，惠及无数客户，深受民众欢迎，对僵死的金融体制带来了可喜的鲶鱼效应，看不出怎么扰乱了金融秩序，更看不出哪里不公平竞争了。
传统金融专家、监管部门和传统银行固守僵化思想观念、固守住死板的管制利率不放弃，反过来说市场化、透明化的余额宝货币基金不公平竞争，怎么能有这个歪理？如果按照这些专家的建议将完全是同业存款性质的余额宝等货币基金硬性纳入企业一般性存款里，才真正是破坏金融会计科目制度，扰乱金融秩序的。
同样看不出怎么就“威胁国家金融安全”了。难道金融资源长期被国有金融企业垄断，金融利益长期被国有金融企业攫取，使得整个实体经济被盘剥得奄奄一息，国家金融就安全了吗？笔者倒认为，像余额宝等货币基金破除了金融资源的垄断局面，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惠及了普通百姓的利益，正在形成可喜的金融公平竞争格局，这不仅是为了金融更长久的安全，而且是为了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
就余额宝本身安全来看，从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公布的2013年第四季度报告基金资产组合情况看，其资产组合中，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占比高达92.21%。
投资者可思考一下：余额宝投资到了银行存款里有什么不安全的呢？无非是聚集众多客户资金力量，形成资金规模优势向银行要价高一些罢了。怎么会存在风险呢？当然，就个人投资者而言，个人余额宝账户风险在于系统受到黑客攻击和盗取的风险，以及假如今后余额宝投资到金融交易类较强品种的市场风险。
是谁成就了“余额宝”？
文/肖磊
财经专栏作家。
近来，“余额宝”因规模效应增加，对银行“储蓄”体系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跟各种金融产品在中国的发展一样，开始被“诟病”。但“余额宝”并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产品，其发展有理有据，就像“网购”本身并没有创造出新产品，但网购给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必然结果。
金融创新跟实体经济的创新完全不同，金融创新是基于资金流动的创新，这种创新的目的在于加速资金的周转。金融创新本身不产生价值，但金融创新如果能够触动资金运转，它就可以增加财富创造活动，间接创造财富。
“余额宝”不是突然强大起来的
早在2012年5月，支付宝就获得了基金支付牌照，同时获得此牌照的还有易宝支付、财付通、快钱等民营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平台将烦琐的基金买卖交易，变成了像给“支付宝”等充值一样简单。
支付宝跟其他几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相比，有大量的“沉淀资金”，其每一个用户的背后，是巨大的、有后续消费和投资能力的用户。但银行账户上活期存款的利息很低，只有0.35%。比活期存款利息更低，支付宝账户里的钱根本就没有利息，因为支付宝不是银行类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政策不允许支付宝等给账户上的钱发利息。
于是，支付宝就顺水推舟，进行了一次水到渠成的创新，推出了基于支付宝账户的“余额宝”（2013年6月12日上线）。在不影响支付宝账户所有消费、转账和支付等功能的情况下，用户还可以把没有利息的支付宝资金转入“余额宝”。一旦把钱从支付宝账户转到“余额宝”，支付宝公司就自动帮用户把钱买成货币基金，在“余额宝”里的钱就可以得到货币基金的收益，同时支付宝还允许你直接用“余额宝”里的钱进行消费。
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在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迅速展开，P2P网贷普遍把收益率做到了15%～20%。拥有充足现金流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大面积介入金融业务。2013年10月，阿里巴巴出资11.8亿元认购天弘基金26230万元的注册资本额，成为持股天弘基金51%的绝对控股人。2013年10月16日下午，阿里小微国内事业群总裁樊治铭表示，未来与“余额宝”合作的货币基金只有“天弘”一家且不会有其他家。
目前，“余额宝”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的七日年化收益率超过6%，远高于活期存款利率。截至2014年1月15日，“余额宝”规模突破2500亿元，客户数超过4900万，平均每分钟净申购300万元。天弘基金也成为国内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在全球货币基金当中，“天弘”排名第14位。
“余额宝”触动了什么利益？
单从数量上来看，“余额宝”对银行体系的影响并不大，整个1万亿元左右的货币基金也仅占到我国居民储蓄余额的2%。真正让银行业警惕和紧张的，或许是“余额宝”等相比普通居民存款的高收益引发的“存款搬家”趋势。
问题的关键点实际上银行是没有搞清楚的，像“余额宝”这种产品，银行一直在发售。另外，一些银行系统发售的理财产品，其收益比“余额宝”可能还要高，但为什么“余额宝”会有如此迅速的传播和规模效应，这才是银行业需要思考的。
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依然具有非常强的“管制”色彩，央行决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银行的竞争优势只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由垄断等历史原因形成的天然优势；另一个就是靠服务和品牌宣传，以及受到严格监管之下的，同质化严重的代售业务和产品“创新”。
国际上诸多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银行业竞争激烈，各国央行一般不会直接左右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比如美联储，是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来调整和引导整个美元市场利率状况的，因此美国的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就代表了美元的市场利率水平。
中国市场存在两种并驾齐驱的利率，一个是金融机构存贷基准利率，另一个是同业拆借利率，但中国有点反向操作。美国是存贷利率市场化，同业拆借利率由美联储固定调整，而中国是同业拆借比较市场化，存贷利率则固定调整。中国民众所参与的储蓄、借贷等活动，主要依据的不是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远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且很难影响到固定的存贷款利率。但问题是，同业拆借利率实际上真正代表了市场利率。
随着中国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健，以及美元市场的紧缩，银行业资金短缺现象自2013年年中开始严重。2013年6月份银行间银行拆借利率（隔夜拆借利率）飙升至13%以上。“余额宝”也正是那时候推出的，银行拆借利率的飙升必然引起对货币基金的需求和追捧，是整个利率市场上升之后资金的自然流动和调节。也就是说，市场利率飙升、银行资金短缺在前，“余额宝”诞生和迅速发展在后。
“余额宝”推高了谁的成本？
随着中国M2增速进一步回落、趋稳，美联储宣布退出QE步伐的加快，新兴市场均受到了影响。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开始加重，今年以来，中国各监管阶层屡次向金融机构警示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风险，暗示将降低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这是近期以来造成房贷利率上浮的主要原因。
另外，2013年银行新增信贷接近10万亿元，“余额宝”等分流的几千亿资金相对银行整体信贷规模来说，实在是影响不了什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相比近年来房价的增速，房贷利率的上浮对消费者的伤害可以忽略。消费者更应该明白的是，利率的高企有助于刺破房地产信贷泡沫。如果银行依然用低利率的方式支持房地产市场，使房价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上升，就算“余额宝”永远不会出现，很多人同样会被拒之在“购房者”门外。
“余额宝”等看上去推高了银行的融资成本，但由于“余额宝”等产品属于大宗资金，大大降低了银行发动各种资源来拉散户存款的成本。两者平衡之后，对银行的整个资金成本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否则银行就不可能有庞大的“协议存款”需求供此类资金合作了。
由于近年来各类表外业务的发展，银行间的资金配置也是非常不对称的，对同业拆借的要求越来越高。“余额宝”介入同业拆借市场，实际上是增大了同业拆借之间的资金供给，从理论上来说是压低了同业拆借利率，这反而有助于降低长期市场利率。相比银行一直以来利用低息储蓄来做这一市场，“余额宝”只是分走了银行业超过万亿利润当中的沧海一粟。
因此，对于“余额宝”等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的说法，需要继续研究。2011年经《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调查表明，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要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另外，地方政府负债水平越来越高。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家庭实际上都是低负债、高储蓄者，如果存贷利率能够市场化，利率的上升增加的是低效率国有企业和负债无节制地方政府等的负担，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反而受益。要知道，真正的就业机会和可持续消费能力是由民营企业和老百姓提供的。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融资成本远低于民营企业，“富人”持有更多的房子等资产，“穷人”持有现金和储蓄，利率上升以及市场化有助于降低国企影响力，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也有助于缩小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有利的。
从根源上来说，高储蓄率让金融改革停滞，让银行有足够的钱去吹大房地产泡沫，让国企得到了低廉的发展资金，挤压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市场化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大家天天讨论的是高储蓄率的原因，而不是如何通过利率市场化等改革来降低储蓄率。“余额宝”等，虽然是“货基”，目前90%的资金会流入银行协议存款，但掌握了资金的主动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投入国债、票据等市场，未来是有能力降低储蓄率的。
当然，关于“余额宝”等对银行业的冲击，以及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的贡献，目前还不宜过分夸大。但如果不能从顶层设计解决问题，那就应该相信市场的改造能力。市场往往不会像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没完没了地寻找问题的根源，市场总是会及时的，在最直接和最需要改变的地方开始“实践”。
“余额宝”道路坎坷，前途光明
人民币汇率走向，利率市场化改革，股市、债券等市场的表现，都将成为影响货币基金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的货币基金规模依然较小，发展空间非常之大，美国货币基金规模最高时占到GDP总额的20%以上，中国货币基金规模目前不到GDP的7%。综合中国各类发展货币基金的条件，货币基金具备大“爆发”和长期“繁荣”的基础。
货币基金在中国也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十多年来虽然收益率偏低，但几乎没有货币基金有过亏损。货币基金制度方面的改革也非常及时，去年证监会推行了货币基金T+0业务，货币基金目前可以随时提取。以往货币基金的“赎回”跟股票类似，需要T+1的时间周期，调整之后，基金公司可以先行“垫付”赎回的基金份额，因此“余额宝”这类产品才可以如此灵活。
但任何市场发展过快，都会引来监管机构的关注。据相关媒体报道，证监会即将下发一项关于货币基金风险提示的文件，主要针对的可能就是各类“宝”的风险管理规定。要求基金公司就所投资银行协议存款做出风险管理，用风险准备金做出保障。业内人士担忧，货币基金投资协议存款提前支取不罚息的红利一旦被银监会叫停，或银行出于自身风险而无法支付高额利息，严重依赖协议存款单一投资标的的货币基金的投资将面临重大挑战。
未来对“余额宝”的监管也将可能在对投资标的的规范、风险保证金要求、申赎回限制等方面展开。但对于以银行间货币业务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天弘基金”等，就算停止“提前支取不罚息”，对产品长远发展影响不大，而受到伤害最大的是整个银行拆借市场吸引资金的能力，会加剧银行业资金短缺等问题。
“余额宝”面临的可能是收益率降低的考验，实际上这类产品的收益率本身就应该是浮动的，最惨的结果，无非是把收益降到活期利率水平，安全性不会受到质疑，“收益率”波动对此类产品规模增长的趋势性影响较小。
风险保证金问题是最主要一个方向，但目前“余额宝”等依靠的是整个阿里巴巴等集团的融资能力，在具体流动性资金要求方面不会受到束缚。至于散户投资赎回金额限制等方面，应该是一个较为灵活的监管，在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具体限制措施出台，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说监管“余额宝”等的目的在于防止“存款”集体搬家，保护金融市场安全等，有点遏制“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味道。监管机构需要明白的是，“余额宝”等面临的“问题”不是单独存在的，就像多年来中国市场，炒股、炒房、炒金、炒信托等过程当中出现的“羊群效应”、“大妈心态”一样，是中国经济多方面综合因素的产物。
如果这几年的中国股票市场跟美国股市、日本股市一样，年回报率达到20%～30%，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更多的人会追逐风险资产，而不是货币资产。在整个资本市场不稳定，货币贬值担忧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对货币基金等安全性的追逐远远胜过股市等风险资产。市场风险偏好使然，“余额宝”作为货币基金脱颖而出的品牌产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将整个天弘基金的规模推升至1万亿规模，甚至更高。
穷人存钱是余额宝的民意基础
文/陈志龙
财经专栏作家，报人。
2014年新春的“两会”，宽松包容的新气息扑面而来。
对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余额宝，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对于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也委婉地用一句“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求商业银行要清醒认识形势环境的深刻变化、行业发展和竞争格局的深刻调整，努力创新以深化自身改革，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
相对于以“吸血鬼”、“寄生虫”、“吸鸦片上瘾”等倾盆大雨般地“棒杀”，甚至无限上纲，用近乎“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文革”式手段来“黑”余额宝，说它向公众输送一点点蝇头小利，为自己赢得了巨额利润，同时让全社会为之埋单，冲击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号召要取缔余额宝云云等杀气腾腾的说辞，管理层对此表现得较为冷静和宽容，一如三月的春风，虽然春寒料峭，但鼓励创新，更加包容、宽松的社会氛围已不可逆转。
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反垄断和尊重市场的力量是未来改革的重要指引。特权、无知和自负才是市场的天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