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亊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文学发展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一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式，直至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
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的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但中国这一百年待有的忧患却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古典文学沉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尽管社会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都奇妙地有了某种叠合我们如今肴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旬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经典”一辞在以往是慎用的，如今被应用得有点普泛化。其实，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文学史的基本方式不是累积，更确切地说，是淘汰。它以不间断的“减法”来保留那些最值得保留的文学资源「而忽略或弃贤那些一般化的材料。文学史正是以这种“无情”的方式，推进它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却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峦。这里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编者在他长期（怛都有限）的阅读中形成了他认为符合上面的陈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遴选作品中被具体化了，这大体是指那些能通过具体的描写或感觉、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生活的信念，对人和大地的永恒之爱，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精湛丰盈的艺术表现力的作品。由于考虑到这一百年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联，编者尤为关注那些保留和传达了产生它的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劳作。
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忽。但哲年文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在这一点上。
